《告别革命》韩文版序
金泰成教授已译好《告别革命》并将在韩国出版，对此，李泽厚教授和我都非常高兴。
《告别革命》於一九九六年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因为此书所讨论的是中国人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所以出版後连印三版，最近正在重新设计封面，准备推出第四版。一九九九年台北麦田出版社也印行台湾版。
《告别革命》在香港出版後，海外中文报刊反应相当强烈，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甚至全书连载。其他评论文章，无论是认同的还是批评的，笔端都带情感。一九九七年我们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简单地谈论了书的主题，竞收到一百多封听众的来信。信中的辞句也不平静，激赏者、质疑者均慷慨陈词。大约是因为此书触及到中国历史走向和现实走向的根本问题，因此，至今未能允许在大陆出版。也就是说，至今还是一部禁书。虽然被禁止，但书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入故国的四面八方，因此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官方报刊发表文章批评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但民间学术界则认为我们的著作给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提供一种全新的认识。
李泽厚先生和我确实通过这部对话录，重新审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道路和实践道路，确实告别了在中国流行的一些基本思路。我们并没有否定鸦片战争之後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否定“革命是历史必由之路”（即认为革命是历史必然性）、“革命神圣”、“造反有理”、“革命可以改变一切”等观念。一八九五年甲午海战失败之後，中国一直有“革命之路”与“改良之路”的论争，前者主张以“突变”即以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国家机器以求得历史进步；後者主张以“渐变”即阶级协调的非暴力手段促进国家与社会自我更新。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理念体系中，只确认“革命”是唯一的金光大道，而“改良”则被视为错误的死胡同。我们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针对近代以来的激进主义思潮提出“告别革命”的命题。也就是说，“告别革命”不是空头口号，而是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的新理念。
但是，我们不仅针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而且还探讨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到底甚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历史的主要内容。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与主流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还是生产力——生产工具的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重要著作中，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认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强调阶级斗争贯穿整个历史过程并构成历史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这一基本思想是有问题或者说是有错误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宏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大改变，如从奴隶制变成封建制，从封建制变成资本主义制度，数千年中仅有几次，而更重要的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则连绵不断。这些连绵不断的改良变革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轮廓。而微观性质的生产关系的改变，都不是以暴力革命为主要方式。因为生产关系不只是所有制，它还包括许许多多人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非常具体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节、改善、组织，是最麻烦的人类的基本工作，这不是“火与剑”能解决的。过去中国以为“革命万能”，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为“所有制”改变之後则一切都迎刃而解，但一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太简单了。这种思路必须改变，暴力革命必须告别。
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末就面对失败和苦难不断反省，但是，这种反省不是自然形态的反省，而是战争大失败刺激後的反省，即被迫形态的反省。压力下的反省总是过於偏激。结果是越反省危机感越重，情绪也越激进，最後不仅产生革命概念，而且产生“大革命”概念，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而极端激进的大革命概念不仅造成经济崩溃，而且造成了文学艺术、哲学乃至大文化的变形变态，因此，我们在“告别革命”的时候，也告别革命的各种负产品，反省中国近现代的各种“高调”理念，批评各种文化病态现象，努力从不切合实际的“主义”和其他大概念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我们的对话与反省，当然是为了中国今後会更好、更健康，在新的世纪中能以建设性的改良观念替代破坏性的革命观念，使中国人民不必再重复旧世纪的战乱与动荡。
二00二年八月十三日
香港城市大学校园
《告别革命》韩文版已於二00三年在汉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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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告别革命》
(选自《书园思绪》)
我们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后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都引起强烈的两极性的回响。我们对两极性的批评都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是一般性的、枝节性问题，而是一百年来中国的一些基本思路和基本选择的问题。而这些基本思路的核心又是暴力革命崇拜与阶级斗争崇拜的思路。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遽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所作的告别，首先是告别以大规模的流血斗争推翻政权的方式，这是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其次，我们也告别这一极端形式的变形，如一九四九年之后发生在大陆的政治运动和它所采取的群众专政、心灵专政等形式。这些形式实际上是对革命战争经验的迷信，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搬用到和平建设时期，它仍然带有暴力性。
我们的告别，并非否定以往屡次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遣症太大。这种后遣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嘛就内战不休，要嘛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思识形态极端脆弱）
，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我们希望通过告别，能在新旧世纪之交时，放下二十世纪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革命神圣”、“革命必然”、“革命天经地义”等观念的包袱。我们以为，中国是充满潜力的国家，它具有走出自己的路的现实可能性，即成为发达国家又能避免现有发达国家社会弊端的可能性；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从而导致新的暴力革命。这两种可能性所展示的中国未来的前途，既是充满希望，也充满凶险。我们的对话至少是好意的，即为了促进中国往第一种可能性的路上发展。
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