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5月1日起，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将不会再判处死刑，我国死刑罪名将由68个减至55个。这是刑法修正案（八）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修改。（据2011年2月26日《城市晚报》）
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将不会再判处死刑之所以成为刑法修正案（八）中最引人注目的修改项目，是由于它再次诠释了党和国家“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凸显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权的保障。割脑袋非同割韭菜，人命关天，失而不能复得，万万不可造次。其实，刑罚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均会得福；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都将遭殃。不得已之“恶”，只能在不得已时施用，此乃用刑之道也，生杀大权须慎用。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它是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是人类阶级社会刑罚史上最重要的刑种，也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适用最广的主要刑罚。其执行方法种类繁多，非常残酷和野蛮。例如，凌迟、车裂、腰斩、炮烙、剖腹、活埋、枭首，等等。从今天世界各国立法来看，保留死刑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完全废除或部分废除死刑。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治安状况来看，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还应发挥死刑的威慑、阻遏严重犯罪的作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严重危害国家、社会的犯罪分子不判处死刑，就不能打击犯罪，维护治安，伸张正义，平息民愤，就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我国保留死刑是必须的。
但是也必须明确，适用死刑是慎重严肃的事情。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死刑，“少杀、慎杀”，防止错杀，反对多杀，严禁乱杀，这是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对死刑问题多次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1948年他就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1956年4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又详细地阐述了“杀、关、管、放”综合治理的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少杀、慎杀”的方针，他指出：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为此，保留死刑，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保留死刑，是为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满足群众要求，平息民愤；保留死刑，但必须从立法和司法中从严限制死刑；保留死刑，但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保留死刑，不推崇死刑，更不迷信死刑的作用，等等，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适用死刑的一贯政策。而佘祥林案、赵振海案则进一步证明，这一政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
事实上，我国刑法从适用死刑的法定情节、犯罪主体、执行制度和特别核准程序上都作出严格的实质性限制。我国刑法总则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总则对死刑适用对象作出的限制。“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是从死刑适用对象上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是对死刑执行制度作出的限制。“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所有这些，都为慎重适用死刑提供了法律保障。
为确保“少杀、慎杀”，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这是针对死刑案件建立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过去，为了适应严厉打击杀人、强奸、抢劫、爆炸、贩毒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需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高法曾经依法下放死刑复核权，对于及时严厉惩治严重和现行刑事犯罪活动，震慑罪犯，保护人民，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经济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死刑核准权的大范围下放，也在程序上为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开了一个缺口，给司法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将侵害罪犯生命权，并对社会产生危害。为此，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是20多年来我国对死刑适用程序所做的最重大的调整，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法律精神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案标准，体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意义巨大！
至此，还得多说一句，把握好罪犯的生杀关，也需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要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审慎态度，依法严谨、理性地行使审判权，既不屈从任何压力，也不搞矛盾上交，严格死刑条件，严格诉讼程序，真正使每一起死刑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