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经济成绩耀眼的四大因素

这次金融危机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2008年8月份开始袭击我国，对外出口从2008年11月份到2009年11月连续13个月负增长，但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迅速而有力的措施，经济在全球率先从波谷走出，2009年仍然取得了9.2%的经济发展速度，创造了令全球震惊的发展奇迹，2010年各项经济指标迅速回归常态。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可以总结的经验有很多，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无论对这些经验如何评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一，保增长的坚定决心。最近几年，学界和部分舆论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颇多微词，把目前经济生活和社会领域一些问题归结到长期保持的发展速度上，甚至有的提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动摇不得。我国几乎是从原始生产力水平上开始改革开放事业的，国家极度贫穷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一心一意发展，即使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水平仍然排在世界100位之后，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尚有1.5亿人没有脱贫，即使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也还有2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已经成为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已经写进了宪法。我们摆脱贫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保发展，我们解决每年新增的2500万就业人口需要保发展，我们摆脱人均3000美元左右发展陷阱需要保发展，保发展、保速度，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已经检验执政能力的首要标志。这才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走出危机的根本原因。“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当为真理！

第二，中央政府拥有高度权威的体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唯一拥有执政资格的政党，处于各项事业的核心领导地位，与任何事物都有利弊一样，这个制度无疑有它的不足，但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任何体制都无法比拟的。党中央拥有高度权威，决策速度快、执行坚决，中央拥有对保持经济发展速度高度负责的激励，牢牢把握国家发展的方向，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迅速分析国内外形势，及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国务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执行坚决。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把看谁执行中央决策更迅速、更坚决、更有成效作为检验自己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各地迅速落实各项保增长的措施。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使经济发展的动力迅速得到调动，保增长的资源得到迅速集中，速度回调来得更快。这恐怕是任何体制都均可比拟的。

第三，日趋娴熟的调控经济能力。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导向的，就是市场化因素逐步介入、政府计划成份逐步减少的过程，是双轨运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如何驾驭市场、驾驭自身，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我们逐步积累了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周期，目前正处于第四周期的上升期。第一周期是1978到1984年6年时间，波峰和波谷相差10个百分点；第二个周期是1984到1992年8年时间，波峰和波谷相差10.5个百分点；第三周期是1992年到2007年15年时间，波峰波谷相差5.4个百分点；第四周期从2007年到目前，只用了2年时间开始了反转，并且波峰与波谷差距不会超过3.8个百分点。面对这样严峻的危机，党中央、国务院沉着应变，迅速出台保增长各项措施，通过加大投资规模、启动消费、全方位拓展出口、保持比较充裕的流动性，保证了物价水平基本稳定，保证了出口没有受过大冲击，适时激励的消费能力，实施了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工程，牢牢扼制住了经济下行的惯性。

第四，抓住农业这个关键。我国是拥有13亿4千万人口的发展中大国，2009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然高达46.6%，吃饭问题是前提和基础，农业稳就全国稳。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经济基本是按照供给推动的发展模式运行，绝大多数商品都是供大于给，以至于在流动极其宽裕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价格基本稳定。总结这些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否发展通货膨胀主要取决于粮食、蔬菜和副食供应能够充分。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把工作重中之重锁定在“三农”，这些年对“三农”一直采取多予少取的政策，2006年全面取消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特别是进入危机之后，中央采取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来促进农民增收，通过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来推进农业生产发展，通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农村危改工程等，全面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十一五”期间，国家对“三农”投入高达3万亿元，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每年农民减负达到1335亿元。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和农民稳定增收，粮食产量实现连续7年增长，2010年农民收入增长高出城镇居民增长达3.1个百分点。农业成了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定海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