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班子腐败了监督如何可能

杨于泽

       近日，广东省在茂名市揪出一批腐败分子，包括市委书记罗荫国、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倪俊雄、副市长陈亚春等。据《瞭望》周刊昨天透露，杨光亮将手中权力“产业化”，长期收红包、放高利贷，在多地购置房产数十套，家有存款约6500万元。

       市委书记是一市领导班子的“班长”，市委常委、副市长都是领导班子成员，受“班长”领导和监督，而班子成员也有权利、有义务监督“班长”。茂名市这么多班子成员腐败了，目前不知道是谁先腐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是班子成员先腐败的，他们就不会监督书记；如果是书记先腐败的，他就不会认真监督班子成员。这种状况，正是腐败的温床。

       在目前的监督体系中，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与群众监督。在实践中，“上级监督太远”，基本上是事后查处，而不是预防。“下级监督太难”，腐败本来就谋于密室，即使有人知情举报，也未必被当回事。《瞭望》周刊在调查杨光亮腐败问题时，通篇都是“有关知情人介绍”、“当地知情人透露”，说起来，杨光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1995年即直接干预工程建设。所谓下级和群众监督，说来容易做来难。

       比较靠谱的，是领导班子的内部相互监督，权力掌握在不同成员手中，相互起到一种权力制衡作用。“班长”对班子成员有领导和监督的岗位职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监督力量。但如果相当部分班子成员自己不干净，所谓相互监督的力量就会骤减，干净的班子成员可能独善其身，也可能看到了腐败的机会。尤其如果 “班长”自己屁股不干净，所谓相互监督，就基本上是一句空话。

       这种领导班子大面积腐败的现象，近几年来并不少见，有时候是所谓“窝案”，有时候是成员分头腐败。几年前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被抓，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和副市长雷渊利也先后落马。腐败分子王怀忠、肖作新搭档安徽阜阳时，全市800多人买官卖官。这种时候，内部相互监督完全不起作用，剩下的只有下级和群众的举报，但等上级受理查处之时，官员们已经实现了腐败，人民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

       历史经验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事后查处对腐败分子的触动不大，难以消除他们的侥幸心理。朱元璋对待腐败官员，采取的是杀庆、抽筋、剥皮的极端措施，而且经常把贪官的皮做成皮囊，实以稻草，置于官员的公案之侧，但官员还是照贪不误，以至于朱元璋感慨：“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

       剩下唯有预防腐败，事实上预防腐败可以避免腐败的损失，是反腐的最优选择。预防腐败的一个重中之重，是对各级权力实施有效监督。现有的上级监督、班子内部监督，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内部监督，在现实中很容易失灵。扩大外部监督，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监督权力，已经不是什么理论课题，而亟需用进入具体操作，不能再议而不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