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二章 红色风暴 (10)
“解决”陆定一
1966年3月26日至4月19日，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先后访问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等国。他们回到昆明的当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陈毅迅速到杭州，
出席毛泽东主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4月20日，刘少奇出国的专机由昆明直接飞往上海。
刘少奇等人到达上海，杭州方面已经派来了火车专列。刘少奇、陈毅和王光美都上了专列直奔杭州。来接他们的这部专列是仓促调用了毛泽东的专列。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和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刘少奇介绍情况。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的问题。
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玲响。王光美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王光美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等方便时再打电话找他。当时刘少奇还不清楚彭真出了什么事，周总理来谈过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主要就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刘少奇就不便再让彭真来单独汇报了，就没有给彭真回电话。
关于严慰冰写匿名信这件事，王光美原来并不知道。她认为叶群固然很坏，但严慰冰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上组织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王光美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是王光美吗？ 陆定一、严慰冰夫妇
还有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读音不分，也像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在匿名信里又说：你没有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刘少奇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
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人反映叶群这种蛮横不讲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在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很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写匿名信的人。
这个案子，刘少奇没有过问。
5月4日起，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实杭州会议的各项决定。由于毛泽东没有回北京，由刘少奇主持。会议一开始先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文件对《二月提纲》作了严厉批判，并点名批判彭真。
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是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的内容。
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会。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彪说：“你怎么那么整我。”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扬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陆定一三次绝食
陆定一，1906年6月9日出生于无锡西漳的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名门望族，是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他从小生活条件优越，不是为生活所迫才去闹革命，而是为了实现救国的理想，才义无反顾，甘愿去抛头颅，洒热血的。
1927年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参加了八七会议，中共中央的21个人召开了这次秘密的紧急会议。会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遭到了激烈的批判；毛泽东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毛泽东说：“须知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八七会议最终确立：共产党(当时)总的方针就是要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陆定一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中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长期从事新闻和文化工作。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久，康生又把这出戏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指责该戏是影射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当时中央有规定，要点名批评知名人士需经中央批准。中宣部长陆定一等人就以此为据，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和陆定一还是当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小组开会讨论，坚持学术争论“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等。彭真还命令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将会议内容结成《汇报提纲》，因为发生在1966年2月，又称《二月提纲》。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表了。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上，康生说：“陆定一是特务。”彭罗陆杨被定为反党集团，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陆定一被撤销了他已经担任了21年的中宣部部长职务。
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里，陆定一为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曾经绝食三次。
1966年12月10日上午，专案组要陆定一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反对派”本来就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东西，它只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打倒更多的中央领导人而故意设置的罪名。
由于陆定一坚决拒绝交待“反对派”名单，他们便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并进行逼供。陆定一忍无可忍，在下午宣布绝食。他未进晚餐，晚上还被拉去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接受批斗，站了五个小时。造反派狂叫：“如此顽固不化分子，饿死一百个也不要紧。”
11日起来，陆定一继续绝食，早餐和午餐未进食。下午，看守所石所长与他谈话后，他才停止绝食，用了晚餐。
第二次绝食是从12月17日开始的。
16日晚半夜时分，陆定一已经熟睡，睡梦中蒙胧听到一阵急促的喊声：“起来!起来!”他醒了，睁开眼睛，只见石所长站在床前，催道：“快起来，中央首长来了，要提审你!”
“提审?”陆定一倏地坐了起来，“不是‘党内审查’吗，怎么变成审讯了？我犯了什么罪？”
来提审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穿一身军装，戴眼镜,此人就是关锋。
“中央首长”关锋盛气凌人地向陆定一宣布：“反党分子陆定一，你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接着他说了两条：“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干部待遇为犯人待遇。第二，必须交待‘政变行动’。从去年10月1日起的活动要逐日写下来。必须老实交待，否则，交红卫兵审判!”说完，他们扭身就走了。
原来，陆定一被撤职后，当时接任中宣部部长的陶铸主持主持陆定一专案。他暗中关照陆定一，指示办案的人员：陆定一的“生活待遇不变，搬家后一定要安排沙发”等等。他想尽力保护陆定一。然而，“文革小组”对此大为恼火，把火烧到了陶铸身上，陆定一的专案也被“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接管。
因为陶铸对一大批老干部尽力保护，被扣上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被打倒了。
陶铸之后主管陆定一专案的是陈伯达。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写下了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
“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搬掉。二、要他(和她)(即严慰冰)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因此，关锋一伙深夜来到了看守所提审陆定一，并将审查改为审讯。
专案组对陆定一说：“你犯了法，是反革命，对你不是党内审查，而是审讯了。老实交待你们的‘政变行动’和‘反对派名单’。”
陆定一不服！他既不接受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也坚决拒绝交待所谓“反对派名单”和“政变行动”。他要求审诉，要看守所石所长转告专案组派人来谈话，可是专案组的人却不露面。
满腔怨愤，无处审诉，愤怒之极，他开始第二次绝食，从17日至18日，绝食了两天。
18日下午5时，石所长要他进食，并以违反纪律相胁。陆定一提出复食的一个条件：他要写信给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将他的信转呈，他将于第二天复食。石所长表示同意。
当天晚上，陆定一写下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了他的处境，并声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没有‘政变行动’。硬要我交待，除非逼供信，而这是违反党的利益的。”
信交给了石所长，石所长把它交给了专案组。专案组根本没有往毛泽东处送。陆定一当然不知道他们没有把信送到毛泽东那里，便于19日进食了。
1966年12月30日，为配合打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反革命集团”和贺龙“二月兵变”的行动，专案组人员又下达了要陆定一交待“政变行动”的命令，并限期在1967年1月3日交卷，否则，从重处罚。
陆定一在12月31日写信直截了当地答复专案组：“绝对没有做过‘政变行动’。”
3日，规定的“交卷期限”已到，陆定一依然没有交待。专案组急了，又对陆定一进行审讯。他们强迫他交待他与彭真如何进行“反革命密谋”的活动。陆定一拒绝交待，审讯人员暴跳如雷，拍桌子骂人，对他施行罚站。
其中一人用讥讽的口气说：“你不是已经绝食过两次吗?如果你有骨气，应该再绝食，绝食到死哇!” 陆定一与家人
陆定一便开始了第三次绝食。
他已经开始绝食了，却依然把他押到群众大会上批斗，4日上午一次，5日上午又一次，每次站几个小时。
6日，亦即绝食的第三天，陆定一的身体已十分虚弱，却还要对他进行审讯。而且上午、下午连续进行。
7日，绝食已进行到第四天，他已卧床不起，心脏出现间歇跳，每分钟20次。他们才慌了手脚，不得不叫医生给他打针。
8日，陆定一已极度虚弱。中午，看守端来米汤，留下话：“石所长交待，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陆定一要石所长来，问：“此话是不是代表中央说的?”
石所长说：“我是中央派来管你的。”
陆定一说：“那么，我服从你。”于是复食。
此后，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批斗、写交待、强迫劳动……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那年陆定一妻子生了一个小孩，孩子刚出生时仅有4.5磅，做妈妈的没有一滴奶水，孩子的体重很快又掉到3.6磅，孩子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一家一天只能分到一瓶牛奶。朱德总司令得知陆定一家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陆定一家。后来李井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陆定一的孩子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
对于这些革命同志在困难时期的无私帮助，陆定一很感动，为此给孩子取名陆德德，一是纪念朱德，二是提醒孩子要以德报德。
在批斗陆定一的时候，有人说：“陆定一给孩子起的名字‘德德’，一个是朱德的德，一个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的，说明陆定一很早就有反党之心。”
陆定一反驳说：“这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第一，众所周知，陆德(长大后改名陆德)的‘德’是为纪念朱老总起的；第二，即使是为了纪念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后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彭德怀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毛主席当时不也亲笔题词‘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嘛!‘陆德德’这个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们不能把庐山会议以后才发生的情况颠倒过去来定罪。”
陆定一的话驳得批斗他的人哑口无言。
在“文化大革命”中，陆定一被关押了13年。到晚年，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并在多种场合和会议上，坦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陆定一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的反思，认为应“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件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他说：“总结是为了不再重犯。从‘反右’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
陆定一还说，“反右斗争中我左了。我要给许多同志赔礼道歉。当时我认同了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并且是全心全意照他的意见去做的。毛主席的这种分析，后来又被林彪、‘四人帮’扩大化和升级，变成划分阶级斗争的依据。他们把世界观中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都当作阶级敌人，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都当做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行法西斯专政。我虽认同主席的分析，但是在具体执行中，我认为要把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思想性的问题，是属于团结、批评、教育和改造的范畴，而不能用阶级斗争、专政的办法来解决。这可能是我与林彪、‘四人帮’不同的地方。”
陆定一感叹地说：“本来我认识已经左了，后来越来越不理解，跟不上，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成了‘绊脚石’，被关进了监狱。”
打倒“四人帮”后，陆定一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1986年的一天，陆定一与邓小平在一起，工作上的大事谈完了，两个老朋友开始聊天。邓小平说：大家都佩服你文学功底扎实，许多古代诗文都能倒背如流。不知现在怎么样？陆定一回答说：虽然年纪大了，但记忆力还可以，现在《古文观止》还能背得。邓小平听后有点不信，就叫人拿来《古文观止》，随便翻开一篇，说：“你背背看，你背背看。”陆定一不慌不忙，当即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邓小平大为惊讶，连声说：“《古文观止》到你这里也观止了。”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与妹妹严昭在家里比赛背诗，两人兴致勃勃的你背一首，我背一首，你背一段，我背一段，争强好胜，各不相让。当背到陶渊明《归去来辞》这篇辞赋时，两人背卡壳了。正在此时，陆定一从外面走进来，问：“你们姐妹俩在干什么，这么热闹？”得知原委后不由笑起来，说：“你们背的那篇，我能倒过来背。”两人说：“你别吹牛，念经都难倒过来背，你背给我们看。”陆定一果然倒过来一字不差地把《归去来辞》背了出来。
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曾问父亲：“如今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该如何界定呢？”陆定一回答说：“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1996年5月初，陆定一在病危中，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然后，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句话，是他最后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