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中期以来中印各自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为对方提供了一面反光镜：印度的弱项，往往是中国的强项；中国的弱项，往往是印度的强项。在中印这样的“规模巨大”国家，建设坚固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远比高速经济发展更困难，印度在政治发展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和汲取。

　　 一、规模巨大的印度

　　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并非印度问题的专家，而且常年在海外的大学里从事比较政治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华人知识分子来说，规模巨大的印度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刺激源泉”：这个国家曾经和正在演发的中长程趋势，有力地刺激着我们审察和反思在政治社会学领域中一些广为人们关注的假设、认识和理论，以便看看它们是不是经得住长时段的检验，具有多大尺度上的延伸解释力量(“延伸”是指超越于特定时间框架里特定地方的、具有更普遍意义的认知成分)。“规模巨大”正是关键：只有规模与中国旗鼓相当，或至少相距不远的国家，其发展经验才能够拿来与中国作最有意义的参照比较。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把此中的道理点拨得颇为明豁---为什么中国革命的领袖有关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其意义要超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2而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声称，印度经验的丰富性，与它的庞大性恰成正比。

　　二、值得中国人反思的印度经验

　　1、低经济发展也能启动民主实践

　　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是什么？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或认识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相当程度上证实了上述假设或认识，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3。

　　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60年。“六十甲子乃一周”，足够稳定长久了。这期间，只在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时间里，强制实施过“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也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2、民主体制不宜延至“全民大觉醒”才起步

　　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广为公众了解——需要说明的是，广为了解并不等于广泛接受——的假设或认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的状况，对民主政治的运转也是极其重要的。那么，这条假设适合印度吗？ 1965年度——更早的可靠资料笔者尚未查索到——小学、中学、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各自入学年龄组的比率，印度分别为74% 、27%、5%，中国分别为 89% 、24% 、1%。从中可见，初等教育中国显著高于印度，高等教育印度远远高于中国，中等教育两国之间的差别不大4。根据40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 61 .0%，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 11 . 5% ；中国分别为 90 . 7%和 15 . 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5。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2004-2005年期间的资料），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 比 241，85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 6。

　　显然，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部分研究比较政治发展的学者从中发现并认为，印度相对而言稳定、持续的民主体制建设，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时的民众教育普及率不高，这可能使得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多半是英国式的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

　　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 8%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 2300人，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7。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8。由此，笔者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3、社会文化多样性下的民主化并不必然分裂国家

　　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假设或认识，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tensions）或冲突。一部分学者论述道：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在这个重要方面，印度的足迹同样令人注目，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

　　让我们来引用一段欧洲老一辈的发展经济学家、资深的印中观察家 Gilbert Etienne的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81 . 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 . 7%；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 . 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1 . 2%……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

　　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9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 92%，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 -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 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 10% ，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10。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4、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并非定论

　　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通常多数学者用authoritarianism（多年前曾提议将它译为“专权体制”而取代“权威主义”的误导性译法）这个术语称呼它们——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上面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比如，有些学者指出：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不是生活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下；大多数专权体制的政府领导的经济发展，从长期表现看也都乏善可陈。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的不够出色。

　　根据国际学术界很推崇的麦迪森估算法，从1952年至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2 . 3%，印度是1 .7%（这一估算与其他的独立估算大致一样）。根据阿玛泰亚•森与他的同事的推算，从1980年至1990年，中国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 . 6% ，印度是3 .7%：改革开放政策一下子就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明显提高11。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其多年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90年至2003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长率为 5 . 9%，其中，2003年的增长率为 8 . 6%；2004年为 6 . 9% ；2005年为 7 . 6%12。

　　虽然印度已经迅速提升的经济增长速度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13，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 . 5%增长到1999年的 16 . 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 14 . 3%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 . 5%下降到2003年的 8 . 5% ，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 10 . 9% 14。综上，印度近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15。

　　三、印中双向借鉴对人类的意义

　　以上四点评论，并不是暗示印度近年来已经彻底摆脱了它那些为人所熟知的弊病，顿然变成了世界范围内“高、大、全”的发展样板。当然不是！我们翻开主要的英文报刊杂志，差不多每一两天（期），都会有关于印度的正面或负面的长篇报道分析，印度的成就和困难就像中国的成就和困难一样，都是规模巨大的、引人注目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印度的弱项，往往就是中国的强项，比如，在道路、桥梁、厂房等基础建设上，在外国直接投资（FDI）额、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初等教育、识字率、政府扶贫、婴儿存活率等方面；而中国的弱项，又往往是印度的强项，比如，在民主体制发展、表达自由、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社会和谐、高等教育品质、软件设计、金融市场、服务业等领域。

　　20世纪中期以来，印度与中国各自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为对方提供了一面反光镜，从中可以看到本身的已经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或挑战。印度裔的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玛泰亚•森说得好：假如印度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因为中国政治方面的种种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和吸取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失职16。笔者愿意追随他的逻辑而这么说：假如中国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因为印度在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而不认真研究和吸取印度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宝贵经验，那就是对自己的国家更严重的失职。毕竟现代世界史昭示，在一个巨大的国家里建设坚固的代意民主制度以确保该国长治久安，较之在一个巨大的国家里建设坚固的道路、桥梁、厂房等等硬件设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更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更高的智慧，其长时段的收益要广泛得多。对印度的民主建设经验的概况，还是资深的印中观察家 Gilbert Etienne说得贴切：

　　“尽管出现了很多的暴力冲突和各种矛盾，印度却表现出惊人的‘消化’哪怕是最严重的危机的能力。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不同的是，印度没有经历过整个国家危在旦夕的阶段。印度是近50年来亚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解释这种现象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民主体制是确保国家稳定的安全阀门；其次是妥协的艺术，印度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最终总能走出困境’；第三个因素是国土面积广大，民族、宗教复杂，社会无秩序状况很少超越地区的界限；最后，高层行政部门和按照英国传统非政治化的印度军队（这一点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比，的确是个例外），在数次国家动荡中经受了考验，巩固了印度的民主政体”17。

　　21世纪国际文明社会最大的希望之一，便是中国和印度持续地分享对方的民主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有了这两个巨型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更加全面的和均衡的进步，全人类才会有更加值得称许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