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阻力将越来越大。为了走出这一困扰，中国政府已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文试图分析，为了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有必要采取国债战略，即面向国际社会大规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这样一种国债战略也将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要牺牲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以牺牲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为代价。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必须仍然维持其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目的。而事实上，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高增长的巨大空间。
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不高，中国仍然存在着两元经济结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技术水平仍然相对落后，人力资本水平仍然偏低。
总而言之，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这种非最优状态又同时意味着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中国经济的这种巨大上升空间为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提供了可能。
2.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然而，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上升空间并不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就可以自然而生，唯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
在需求的三架马车中，出口的增长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越来越遭遇限制：从平衡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出口的合理增长率应和发达国家经济（或市场规模）的增长率相一致，即2-3%。投资的增长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持续地高于GDP的增长：一方面，这将加剧中国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投资的资源成本如劳动力等已不再廉价。由此，在需求的三架马车中，启动消费将成为从需求角度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不二选择。
然而，中国的消费启动仍然存在着诸多障碍。首先，中国收入分配的恶化还没有得到截止。由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当收入更加不平等时，社会平均的消费倾向将更小，从而，启动消费就越困难。
第二，中国目前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够健全，这使得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中下层居民）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由于大多数家庭偏爱稳定的消费流（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行为假设），因此，当未来生活不能得到保障，当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时，家庭会更积极的选择储蓄，以防患未来。于是，没有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启动内需也就越困难。
3.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既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二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等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追赶必须完成如下两个过程：1）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2）技术的追赶过程（即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过程）。显然，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理解为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
然而，剩余劳动力的使用殆尽在中国似乎已经不那么遥远：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规模正在逐步缩小，有的研究认为仅存4000万。因此，技术追赶将成为未来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要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更多地体现为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技术追赶。
我们认为，这种从供给的角度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即技术的追赶）更为艰巨，其艰难程度远大于从需求角度的推动。
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但与其大国地位不符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极低：中国无论从内部需求还是外部压力来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迫在眉睫。
1. 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需求
人民币的非国际化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
首先，非国际化的人民币其国际交易媒介功能的缺失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际支付风险。当人民币为非国际货币时，中国必须以他国货币（即国际货币）来支付各种进口和国际债务等。由于中国的进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刚性需求，如石油、铁矿石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物质，而出口又时刻受海外市场需求的影响（不能为我方所左右），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货币储备，中国的国际支付时刻存在着危险。在国际战略资源（如石油等）价格不断飙升的今天，中国的国际支付风险将越来越大。
第二，非国际化的人民币其国际计价功能的缺失带来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当人民币为非国际货币时，中国企业的对外贸易和资产交易不得不以他国货币计价，从而使得中国企业面临着汇率变动的风险和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
第三，非国际化的人民币其国际价值储备功能的缺失带来外汇储备管理风险。金融海啸及此后美联储所推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使美元的国际地位遭受损失，这也同时意味着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商品（包括石油等）其价格必然会上升，这使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无意间削弱。而中国为了其外汇资产保值增值，不得不进行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并由此引发了外汇储备资产的投资性损失。中国目前所持有两房债券就是其中一例。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大幅度降低中国的国际支付风险，汇率风险和外汇储备管理风险。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为减少中国外汇储备总量提供了可能。
2. 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压力
所谓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压力不是指发行国际货币的发达国家施压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在于其对中国汇率制度的频频发难。
当一个国家所发行的货币是国际货币时，该国无需积累外汇储备，因为该国货币本身就可以用于国际支付（或者可自由地兑换成另一种国际货币用于国际支付）。然而，对于非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该国必须以它国的国际货币来支付各种进口和国际债务等，从而产生前文所述的三大国际金融风险。因此累积足够多的国际货币以防范各种国际金融风险也就成为该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必不可少的目标。
这样一种积累就如同家庭日常的储蓄行为。尽管家庭每个月会因家庭成员的工作而有收入进账，同时也有日常的支出，但一般而言，家庭总会将收入中的一部分储存起来，以防未来没有收入。就一个非国际货币发行国而言，尽管该国每年也会有出口和进口，从而有国际货币的流入和流出，然而，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该国必然会将其中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储存起来，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国际货币储备。
这里，国际货币的储备规模首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规模：经济规模越大，维持其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资源保障（如石油等）就越多。这也同时意味着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国际货币储备规模也应不断上升。其次，国际货币储备规模也取决于国际市场上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如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和热钱冲击等。显然，风险越大，不确定性程度越高，维持国家经济安全所需的国际货币储备就越多。
中国国际货币的积累必然要求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顺差）：只有当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时，美元才体现为净流入，这为中国积累更多的美元成为可能。而要使国际收支产生顺差，人民币必须有一定的贬值。事实上，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不断升高就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不断竞价购买美元而累积的：如果中国人民银行不进行此种类型的交易，人民币将会升值。因此，所谓的国际货币积累本身就意味着本国国际收支的顺差，而中国目前这种风险规避型的汇率制度则是达到此种顺差之必然手段。
然而，中国的这种风险规避型的汇率制度已越来越多地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而要使中国放弃积累更多的国际货币储备，唯有使人民币本身成为国际货币。
3. 人民币国际化之悖论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迫在眉睫，但按照现有理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是资本项目的开放。然而，资本项目适当管制是防范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有效防火墙。对人民币非国际化的中国来讲，资本项目的全面开放风险巨大。首先，中国金融市场的小澡盆没有可供金融大鲨鱼戏水的场所。其次，中国的国际货币储备中有一大块是由于“热钱”的流入而积累的。 所谓“热钱”当然是要流出的，而它对中国国际货币储备的安全性之冲击则是在其流出的一刹那。大量热钱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不能完全开放。一旦资本市场完全开放，而人民币又无法在短期内国际化，则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由此我们看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个两难抉择：人民币非国际化使中国面临金融风险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但人民币国际化则需要资本市场的开放，这令中国面临更大的风险。
三、国债战略
1. 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债券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培养国际（境外）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主体。货币需求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易性需求，另一种是资产性需求。中国目前所推动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可以看成是从交易性需求的角度培育人民币的境外需求。
培育人民币海外需求的主体应同时考虑人民币的资产性需求，为此，中国有必要大力推动面向境外的人民币计价资产。离岸人民币账户开立所沉淀的境外人民币需要适当的投资品种，而那些试图进入中国的国际金融资本（热钱）也需要其合法的池子。我国可以积极推进具有国际投资吸引力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以适应人民币的国际资产性需求。而其中，国债可作为此种债券的主要力量。
由于中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普遍抱有信心，而人民币具有强烈的升值预期，因此，只要中国的国债其利率足够，相信对于大量的投资者而言，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国际投资品选择，而当中国的国债已为境外投资者大量拥有时，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将迈出其实质性的步伐。
需要说明的是，培育人民币境外债券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开放资本项目下的债券市场和与此相对应的人民币可兑换。这就如同周小川日前在讨论热钱问题时所提出的池子理论：为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建立起合法池子。这也为中国应对热钱冲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2. 国债用途：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已经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从需求角度讲，这意味着启动消费。然而，消费的启动受制于中国目前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从供给角度讲，这意味着提高劳动生产力或技术的不断进步。而这要求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知识资本的不断积累，产品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由于市场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及与技术相关的领域通常是失灵的，因此，它们的完善和提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由此，无论从需求角度还是从供给角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政府必须加大对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对技术领域的投入，而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所发行国债收入则能很好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需要的这种投入。
3. 中国无需担忧债务问题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债务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已被其债务问题所困扰。然而，债务之所以能困扰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在于其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过高，一般都在60%以上，日本为200%，美国为150%等。另一方面，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不高。事实上，很容易证明，当债务利率高于名义GDP增长率时，任何规模的新债必将引起债务占GDP比例的上升。
就中国而言，中国目前的债务与GDP之比非常低，只有2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又非常高。因此，中国目前具有巨大的发债空间：中国的债务发行完全可以超过所谓由《马约》条款所规定的3%。
经济增长率越高，政府就越拥有更多地发债空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强劲增长势头的国家，这似乎又意味着我们无需过分地担忧债务问题。而债务问题对发达国家的困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
纵观近500年大国崛起与国债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反复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国债，它既是强者的利器，又是弱者的枷锁。法国学者布鲁代尔曾经直言不讳的说“国家强盛乃至独立，取决于公债的成败”。中国目前在经济高增长的过程中所遇到各种阻力已经表明：中国目前已经处于崛起世界的关键阶段，而国债战略则是中国走出其内外困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之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