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断强调中国管理的本质以及优势在于「无为而治」，但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自古中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官僚制度呢？而且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有着世界最大的层级组织。中国组织中理性系统的成分，是为了在管人的过程中，更好的规范行为底线，增加合作性和增强人际信任，也就是说，以法辅礼的思维。我们也都知道，这些自组织固然非常有活力，但是往往活力到了最后可能就会乱了套。乱了套的结果就是互相掐、互相卡、互相争斗，甚至最后变成了藩镇割据，更糟糕的变成了军阀乱战。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为了维持自组织单位之间的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层级制度的组织来加以控制。但在这个层级控制过程中，中国还是非常强调礼治秩序和价值、文化的引导，并且礼治秩序是被放在第一位的。这一点和西方管理哲学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管理虽然强调自组织，但也仍然需要保持层级权力和自组织之间的平衡，如何平衡？在中国政治组织的实践中，知识份子扮演了上下之间“桥”的角色。中国管理的本质重视“皇权”和“绅权”的平衡，皇权代表的是由上而下的层级控制权，绅权则代表的是由下而上的自组织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组织的特点是“皇权不下乡”，县以下就没有中央权力的控制机构，而是基本由乡里自治。这其中，地方士绅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在《皇权和绅权》一书中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士绅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们往往是退休官员，与皇权机构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备影响上层决策的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地方自组织的领袖，负有维护地方利益的责任。皇权总是有自我扩张和从地方抽取资源的倾向，因而常常会在一些事情上与地方发生利益冲突。地方士绅恰恰位于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力与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权力碰撞的界面，是保护地方免受皇权侵蚀的屏障。

　　传统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儒家主张将道统与政统分离。知识分子代表道统，皇帝代表政统。 中国自古重视官，不重视吏，科举考试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经文和诗词，这说明考察的最主要的是德行，而非能力。有能力的人是“吏”， 是技术官僚，在传统中国是不受重视的。代表道统的是官，是一群知识分子型官僚，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胸怀，他们担任着制约皇权的重任，用儒家道统的理论来遏制皇权自我扩张的倾向，以维持治理的平衡。道统宣扬皇权的“无为”和“少为”，换得地方自由活动的空间，从而能够“藏富于民”、“藏智于民”，让各地自由发展，最终累计出丰硕的创意与财富。当然，绅权也不能过分扩张，否则中央衰落而地方壮大，造成中央政令不行，地方尾大不掉，这也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因此，如何在皇权和绅权中取得平衡，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组织管理的重要议题。《资治通鉴》中总是教皇帝如何统治天下，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敬天法祖、纳谏、以身作则，虽然其中也有权谋的内容，但最主要的仍是如何实现无为而治，可惜现在很多人误将权谋作为中国式管理中最重要的内涵，这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了。

　　知识份子对上要代表道统约制皇权扩张，对下则要教化乡里，使之礼不崩、乐不坏，扮演德行领导的角色，建立价值系统、设定文化规范，作好关系管理，使得民间自组织不至于失序。士绅阶级作为地方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合，直接发挥着抵御皇权入侵的作用。如果皇权对地方资源的剥夺太过于严苛，或者官僚系统层层加码、雁过拔毛，导致地方负担过于承重，士绅可以向上找到关系反应给代表道统的文官集团。如果士绅曾经宦游京城，就可能直接找到中央官吏反应舆情，透过士人集团的抗议，以道统的理论争议政令的不合民情，或运用其自身的影响力与县官讨价还价，从而形成对地方自组织的保护伞。费孝通说层级权力与自组织上下两层的结构是“政治双轨制”。

　　只是在儒家学说崇尚自然系统管理的思想下，理性系统归于隐性。中国人总是赞扬“有情有义”、“知书达礼”、“德化百姓”等等符合人伦规范的行为，对只知法令、流程的人，往往贬之以“俗吏”、“刀笔之吏”、“不谙人情”，甚至骂之以暴君、酷吏。所以，自然系统的管理思想在中国才是受赞赏的，理性系统则受到压抑，这有时会矫枉过正，少了隆礼之时同时重法，反而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

　　了解了中国管理系统的特质后，就能够理解中国管理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放权』，任由民间自组织，由知识分子作集权官僚组织和民间自组织中间的桥，以保持稳定。可惜今天的管理思想矫枉过正了，处处怕「乱」，不敢放权，这正好扼杀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