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五章  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6）

 

                    罗隆基秘密赴延安未果

 

    1942年冬的一天凌晨，在重庆“经济部平价购销处”，有两个旅客已候在车旁。其中一个高个子，40余岁光景，穿长袍，戴眼镜，颈上围了一条毛巾，此人便是罗隆基。

    罗隆基原在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他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无能，经常利用讲坛抨击国民党，尤其把矛头对准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在重庆的蒋介石就打电报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召见罗隆基。罗隆基到了重庆以后，蒋介石就要他在重庆“闭门读书”。

    罗隆基忍受不了这样的窒息生活，渴望离开重庆奔向延安。当时路线只有一条，就是由重庆向西坐长途汽车沿成渝公路到成都，再由成都向北坐长途汽车沿川陕公路出川入陕。在这一路上共有两个最主要的检查哨，一个是重庆西边不远的青木关，一个是川陕路四川北面门户广元。如果青木关哨卡通过了，就算离开了重庆，广元哨卡通过了，就算进入了陕西。

    因为罗隆基是“秘密出走”，他又是知名人士，许多人都认识他，所以决不能搭乘公路局的长途汽车，这才找清华老校友来搭便车的。罗隆基对老校友赵文璧和李为扬忧心忡忡地说：“青木关哨卡很严，我真担心难以通过。”

    李为扬安慰他说：“这个你倒可以放心！我可以帮你掩护。因为我们办军粮的，随身都带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署名的护照，令沿途军、警、宪不得扣留，一律放行……到时我先向他们打个招呼，说你们是和我一路工作的，我估计绝对不会发生问题的。”事实马上证明他的估计一点不错，他们顺利地通过了青木关。

    夜宿璧山，李为扬陪同罗隆基到电话局，向“歌乐山”家中和他夫人直接通了电话，报告平安通过青木关的消息。

    由电报局出来，他们到了一家小茶馆品茗闲话。罗隆基忽又现出愁容说：“青木关虽闯过了，恐怕前途仍不乐观！”李为扬问他为什么？他随即拿出一封信交给李为扬看，并说：“这是刘经扶昨天才给我写来的信。”刘经扶是刘峙的号，罗隆基是江西福安人，刘峙是江西吉安人，他们是表弟兄，又是小时同学。只见在两张信纸上，写着核桃般大小几行毛笔字：

    “岳军之意，吾兄离渝，如未得委座之许可，则保护有所未便！”

    刘峙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当时任重庆卫戍司令。岳军就是张群，当时任四川省主席，委座就是指蒋介石。罗隆基在出走前曾将这次行踪暗中告诉刘峙，并请刘峙暗中向张群疏通。所以罗隆基说：前途还不乐观啊！李为扬只好用“吉人天相”这一类话来安慰他。

    第二天，恰巧有一辆小轿车路过璧山开往成都，罗隆基认得车主人，便改乘那辆车先行。

    罗隆基到成都后，住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家里，他俩人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是至交，倒是安全，没有出问题。不料乘车到广元后，被那里的检查哨卡认出来了，又把罗隆基送回了重庆。

 

 

                    罗隆基上海“住院”

 

    1946年10月下旬，人们翘首企盼的所谓南京“第三方面”和谈又失败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都去了上海，只有充当“第三方面”发言人的罗隆基仍然坚守在南京民盟总部应付日常工作。

    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失败，和平无望。美国特使马歇尔于次年1月29日宣布退出军事调停处执行部，2月22日，中共也发表了京沪渝等地的中共人员撤离的声明。周恩来在南京新街口中国交通银行三楼会客室内约见了罗隆基，对和谈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交谈，并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的遗留财产。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刊》发表关于保管中共在各地遗留财产的紧急声明。

    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说民盟是“奸盟”、“奸匪”，说“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当局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则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我们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这样一来，使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和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而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包围。当时，民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他突然被监控，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就是不正面答复。罗隆基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

    张澜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商讨对策。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京，黄炎培先去拜访邵力子探探口气，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还能怎么办，我看不成仁便成义。”

    就在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以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等文章，在社会上大造舆论，欲置民盟于死地。

    尽管事已到此，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陈立夫发下话来：“不存在交涉，可以与你们接个头，但罗隆基除外，我们不喜欢他，更不会接见他的。”

    黄炎培与陈立夫接头后，按照国民党方面定下的调子，搞了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民盟解散公告”，并于11月6日以张澜的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

    从这天起，南京民盟总部加派了军警特务，对罗隆基的监视更加严厉，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罗隆基暴跳如雷，十分愤慨。后经张澜再次斡旋，陈立夫口头表态说：“要解除对罗隆基的监视，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住医院，费用我们可以包，决不允许再在社会上哇喇哇喇。”

    罗隆基，这位敢于“挖蒋家王朝墙脚”的硬汉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1月4日深夜奔赴上海。谁知跳出“龙潭”，又入“虎穴”，民盟中央正、副主席张澜、罗隆基双双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送进了霞飞路的虹桥疗养院“住院”。

 

 

                   张澜、罗隆基虎口脱险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蒋介石在哀叹之余，从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口中获悉，“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正在虹桥疗养院治病，便下令：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必要时予以制裁。所谓制裁，即为处决。

    国民党特务杀害张澜、罗隆基的行动方案，先是打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警备第三大队的特务在疗养院内用匕首将张、罗就地处决，后来因其时正值上海市内学潮、工潮迭起，担心此事会被当作第二个“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引发民众抗议浪潮，便改为将张、罗二人绑架后用船运到吴淞口外沉入大海。

　　中共上海地下党获得蒋介石欲加害张澜的消息，急报中央。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努力设法营救，可请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虎助一臂之力。

　　按照周恩来的电令，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找到了这个特殊人物：曾是蒋介石结拜兄弟的国民党中将杨虎。杨虎早先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参与指挥过“四·一二”大屠杀。事后，蒋介石为缓和舆论，把他推出来当了替罪羊，长期弃之不用，理由是对蒋介石心怀不满。抗战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常驻重庆，广交各界朋友，与杨虎时相往来，倾心结纳，杨虎日益趋向进步，对中共主张由了解到赞同。抗战胜利后，他寓居上海，与中共地下党联系组织了“兴中学会”，推动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

　　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当中共地下人员道明来意后，杨虎欣然允诺，愿为营救张澜和罗隆基出力。他请来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大队副阎锦文共相与谋。

　　阎锦文是杨虎的心腹老部下，杨虎直言说：“周恩来先生嘱托，要我设法救护张澜、罗隆基。处置张澜、罗隆基，是你们警备大队的事，还须老弟具体负责之。”阎锦文爽快地答应。

　　五月九日，稽查处长何龙庆约见阎锦文和大队长聂琮，交代任务：“上峰指令，行将逮捕张澜和罗隆基，此二人现在虹桥疗养院，你们着人严密看守，勿使逃脱。”

　　次日，聂琮与阎锦文驱车前往疗养院。车至疗养院门口停住，两人刚下车，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拉住聂琮窃窃私语、眉来眼去，原来是聂琮新搭识的妓女。阎锦文趁机说：“大队长与这小姐难得相见，何不找个地方喝一杯，好好聚一聚？至于医院里那两个，就让我去处理吧。”聂琮巴不得如此，就随着那个女人去了。

　　阎锦文叫来副院长郑定竹：“我是稽查处的，奉命把张澜、罗隆基带走。只是看他们病得不轻，离开医院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郑定竹把病历递上：“张先生患的是尿道感染，每天要输液，断了针药，随时会有不测，你们不可将病人生命为儿戏。”

　　“你敢担保他不会逃走的话，可以考虑就院监守。”阎锦文翻着病历说。

　　“救死扶伤，是医家天职，我以身家性命担保。”郑定竹于是写了担保书交与阎锦文。阎锦文随之打电话向警备副司令周力行请示，周力行一句话拍板：“同意就院监守。”

　　周力行是杨虎的女婿，早已得了杨虎叮嘱，也在暗中相助。

　　阎锦文于是令随车而来的王南山等三名特工，住进了张澜隔壁的205号房间。

　　副院长郑定竹愿冒杀身之祸担保，也是想营救张澜和罗隆基。

　　之后，阎锦文遵杨虎之嘱，每日去疗养院，以检查监守为名，行暗中保护之实。并与杨虎商定，利用某种借口，将张澜提出疗养院，送往安全处。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5月14日午后，军统上海站站长刘方雄向聂琮、阎锦文交待：“上峰指令，作好制裁张澜准备。方法是绑架至船上，运往吴淞口外沉江，届时由阎队副执行。”阎锦文有意问进行路线，何处上船，刘方雄说待执行时再作通知。

　　阎锦文找到杨虎，报告了这一最新消息。杨虎分析说：“军统惯于杀人灭口，很可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一上船，与张澜他们同时被杀。故务必一离开疗养院就实施营救，当务之急，是以自己人替代王南山等人。”

　　阎锦文又一次到了疗养院，佯作愁苦之状：“共军快进城了，能走的都走了，大队长也去了福建，算我们几个倒霉，为了看守张澜，想走也走不了……”

　　王南山眼珠一转，哭丧着脸说：“大队副行行好，调几个兄弟来换换班，好让我们几个最后在上海滩上快活几天，并先把家小打发走。”其余的两个也都随声附和。

　　阎锦文正中下怀，故做迟疑，待三人说尽好话、央求再三后，终于免强点头：“潘去龙、庄儒伶家小不在上海，说走就走，一无牵挂，就先让他俩来顶着，不过你们须随叫随到。”

　　“一定随叫随到。”王南山眉开眼笑，大拍马屁，“到底大队副好，能体恤下属。不像聂琮，只晓得嫖女人，有朝一日让他死在共军枪口上！”

　　1949年5月23日夜间，解放军突破上海郊外防线，直指市区。24日上午，刘方雄命令阎锦文，深夜十点，将张澜、罗隆基送往十六铺马头，连人带车上102号汽艇。

　　阎锦文立即去疗养院，告诉张澜：“今晚救先生脱险，希望能相信我，一切听我安排。”在此之前，由于杨虎夫人田淑君通过电话已告知张澜一切，张澜才深信不疑。阎锦文又叮嘱潘云龙、庄儒伶二人：“如有人来提人，可格杀勿论。”

　　当时，杨虎因蒋介石令他去台湾，托故转移他处隐藏，阎锦文费了好大周折，才与田淑君联系上。

　　“今晚九点开始行动。”阎锦文报告。

　　“成败在此一举，务必谨慎。”田淑君转达杨虎的话。

　　“转移地点？”阎问。

　　“杨先生的意见，转移到我家里合适，他挂着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军警不致于乱闯。”杨夫人回答。

　　晚上九点，阎锦文穿上军服，全副武装，驾着警备司令部的吉普车，急驶疗养院。

　　“张澜起来，跟我们走。”阎锦文大声喊道。潘云龙、庄儒伶也跟着吆喝：“走！”他们同时又把罗隆基也揪起来。

　　副院长郑定竹听得警车，便知不妙，堵住门口：“这是干什么？”

　　阎锦文双眼一瞪：“奉命把他带走。”

　　“我不是写了担保书嘛，我要对病人负责。”郑定竹拦住不放。

　　“勿识相要你的命！”阎锦文用枪口对准他，用力一推，郑定竹差点跌倒。

　　潘云龙、庄儒伶一边一个，把张澜和罗隆基推着下楼，塞进吉普车。阎锦文跳进驾驶室，发动引擎，呼啸而去。

　　路上遇见一队蒋军一字排开，大喊停车。阎锦文把车慢慢停下来：“咋咋呼呼干什么？”

　　一个少尉迎了上来，听对方口气颇大，走近一看，见阎锦文挂着上校军衔，忙立正敬礼：“报告长官，兄弟是奉命巡逻，请问长官是夜间出车是公事还是私事？”

　　“公私兼顾，奉命行将撤退，先把老父送走。”阎锦文神态自若，抽出支烟叨在嘴上。

　　少尉知趣地为他点火：“上面命令过往车辆须作检查……”

　　“好说。”阎锦文回头喝道，“打开车门。”

　　少尉探头车门，按亮手电寻视。潘云龙指指张澜：“这位是我们大队长的父亲。”又指指罗隆基：“这位是我们大队长的叔叔。”

　　“打扰了。”少尉再向阎锦文敬礼，“长官，您好走。”随即喝令士兵上车，装甲车消失在夜幕中。

　　吉普车开进了杨宅门。阎锦文刚跨下车，一眼看见十多个便衣人员佩带武器站在阶前，不由大吃一惊，迅速伸手摸枪。

　　“阎先生，都是自己人。”杨夫人迎出来说，原来这是解放军化装的，由杨虎联系，请地下党派来，既能接应，又保安全。

　　次日黎明，解放军进入苏州河南岸市区，阎锦文、张澜、罗隆基、田淑君等欢聚一堂，共庆胜利。内中还有个虹桥疗养院副院长郑定竹，是杨夫人请来的。至此，郑定竹才明白，那个凶煞神似的警备大队副，是营救张澜和罗隆基的功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6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上海，欢迎张澜、罗隆基等在这百废待兴之际，进京共商国事。

    张澜、罗隆基脱险后，到北平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筹备工作，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他们都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