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6)
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走入政治低谷
“七千人大会”上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还有部队、工矿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7118人之多，史称“七千人大会”。
大会的起因，是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年至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
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就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到重创，饥荒蔓延全国，饿死了不少人。许多地方出现了如王任重亲眼所见的惨况：“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
1962年是中国经历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有人建议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以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调整政策。邓小平同意。该建议报至毛泽东处，毛泽东提议会议扩大，扩大到县委书记以上。并指示：“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吴冷西和田家英参加，担负具体的大会报告起草工作。
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田家英负责执笔“党的问题”一章。这份书面报告，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教训，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与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家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1月9日起草班子开始对报告稿进行修改，本想一上午就可以改完的，结果一直忙到深夜才弄完。这一天，刘少奇为了使毛泽东尽快看到修改的稿子，又把先修改好的第一、二部分请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送毛泽东审看。11日就将举行大会，下午刘少奇就要代表中央作大会报告。毛泽东9日23时才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
毛泽东一夜未眠，在10日上午10时看完了报告的前两部分，他作了批示：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看，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泽东
1月10日上午10时
1月11日，大会如期举行了。但与会者并没有讨论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也没有听取周恩来的报告，而是以省为片，以地区为单位，阅读和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原来在毛泽东决定推迟三天讨论报告的当天上午，也就是在毛泽东刚刚写了上述给田家英、刘少奇等的批示后，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他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批评，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于是，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1月11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
大会也没有举行开幕式。这个改变是出人意料的。
毛泽东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
有人说，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就是太空了。他因此提出让县委书记去讨论，充实，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那里的实际”。 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
也有人认为，毛泽东不赞成报告的内容，是因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1月9日晚，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说报告稿很长，还没有看完，但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理由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婉转，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这个报告并不满意，最主要的是报告对形势的估计违背了他的基本看法。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来设想为三级（中央、省、地区）干部会。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并要求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于是共有7078人参加，成为中共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始，而后以小组会议的形式分头讨论刘少奇的报告。
讨论中，与会者除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有纷纭意见，主要是对困难和形势的的估计有分歧。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肯定了报告的提法，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也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称“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粮食、市场紧张？现在工业调整、农业恢复，能不能说还在继续跃进？
有的人则认为：书面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和错误讲得过分了”。华东局的柯庆施明确表示不满，说报告“越看越没劲”；质问“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还要不要?”
代表们如此畅所欲言，确实有些出乎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料。为此，毛泽东提议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以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
起草委员会从1月17日开始讨论，绝大多数人觉得原报告写得合乎情况，表示赞成，不应该推翻。经过讨论，对原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进行了修改。
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是毛主席批的。”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又说：“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19日会议上，陈伯达抢着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很显然，彭真的意见是对的。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说：“没有经验，在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之前，我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
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大会的民主气氛就活跃了，许多省委书记、部长都积极自我检讨。
1月24日，讨论出报告的第二稿。对于第二稿毛泽东“仍然没有看完”。1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1月27日的会上，刘少奇没有多说报告的基本情况，只是说让大家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甚至推翻都可以。他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问题，一方面很有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大会这样多人，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今后还要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大会开得时间很长。议论又这样多，有许多不同意见，这是完全自然的，允许的，方针是总结经验。”刘少奇又说：“事后诸葛亮也很有必要。”
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报告的讨论比较热烈，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张鼎丞等不少人发言。刘少奇在作总结发言时，谈到了几件事，说报告没有提。有些是因为达不到，有些是因为现在还看不清。
第一件事：关于赶英超英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刘少奇讲得很婉转，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也没有说它在“大跃进”当中起了很负面的作用，就是说没有写到报告里去，是很留有余地的述说。
21人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经过算账，结论是10年到15年内，我们很难赶上英国，更谈不上超过英国的问题。刘少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他说的是不提了，也不是说取消。
第二件事：刘少奇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
刘少奇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4、5、8’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其全称是《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共四十条。它是1955年11月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如果说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话，这个《纲要》，毛泽东可是花了很多心血，一直非常钟爱。
第三件事：关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看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毛泽东的发明。在毛泽东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他始终认为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谈到了毛泽东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21人起草委员会都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还谈到了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谈到了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刘少奇在1月27日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
在1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并没有宣读这个报告，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只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
刘少奇再次谈到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时，毛泽东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看来毛泽东也意识到了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已是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得不放弃，是被迫放弃的。
27日刘少奇报告完毕，大会讨论通过，会议就算结束了。但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又出现了。
大会原定于1月30日闭幕。但在1月29日，毛泽东向大会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毛泽东说：“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真话，回到地方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还幽默地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出气”的人，毛泽东提出“三不”：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大会气氛一时活跃。
由此，会议又掀起一个高潮。会议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问题。
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交心、出气、讲真话”，根据他在湖南宁乡44天的调查，在大会上脱稿讲了三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