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会消息，今后5年，北京将调控人口规模，配置进京户籍指标。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就此建议，应该努力减少外来人员盲目进京，对黑车等灰色行业和无目的进京人群加强管理。他还说，缓解北京人口压力，“不能纠缠于个人情绪”，“以为北京进行人口调控是在排外的想法是似是而非的，或带有蛊惑性的”。（《新京报》1月17日）

      北京有点堵，这种“堵”不仅是指摆满了环路的小汽车。“车堵”的根源在于“人堵”，人的过度聚集、发酵，让整个城市大汗淋漓。于是，便有了治堵。此前是限制外地车盲目进京，以治理道路拥堵；现在，则是减少外地人盲目进京，以治理人口拥堵。而且，政协委员还一再让大家不要发泄个人情绪，不要被“蛊惑”，这是一种真正“出于公心和理性”的治理思路。

      我是真诚地愿意听从劝告的。想想看，外地人一旦“盲目进京”，不仅给北京添乱，自己的幸福指数也不高，何苦来哉？然而，问题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在“盲目进京”的问题上，有几点悬疑需要请教请教。

      一个疑问是，怎样才算“盲目进京”？谁来认定？如何劝告或者驱逐？

      学者廉思关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大学生“蚁族”的调查何以引起广泛共鸣？除了其调查深深触动了当代城市寄居者的隐痛之外，更以无可争辩的翔实数据揭示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断面。“蚁族”，神形兼备、神完气足。尽管也可能属于“盲目进京”，但是，这个群体在学者的调查中眉目清楚，内涵外延规规整整，并无半点游移模糊的地方。以此反观袁委员所列举的“盲目进京”人员，则不免令人不得要领。

      袁济喜委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车虫，开黑车的，从事非法行当或类似的，小广告行业”，等等。袁委员没有披露调研的空间范围，也没有说明调研的时间跨度，其所涉及行业的分类也不清晰，只是笼统说来。即便是从这些随兴例举的情形看，也是不严谨也不周全的。表述模糊，语焉不详，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多是凭印象、凭街谈巷议而发出的泛泛而谈。很难想象，建立在这样随意的“调研”基础上的建议能够让人信服。

      缺乏清晰确定的目标群体，就匆匆忙忙下结论，甚至暗示公权力进行干预、驱逐，这样的思路十分危险。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袁委员至少应该先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全面调查。一项社会政策的出台牵涉甚广，容不得半点草率。在”盲目进京“的问题上，不仅袁济喜委员无权认定，职能部门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页无权率尔断言。

      再一个疑问是，什么叫“纠缠于个人情绪”?如何回归“公心和理性”？

      可能是注意到了社会情绪对北京限制人口的反应，袁委员呼吁人们的“公心和理性”，告诫大家不要拘执于“个人情绪”，这不免让人困惑。公众对一项社会政策表示关注，或者说表达一些不甚满意的声音，这本来就是权利的正当表达，何以就成了“纠缠于个人情绪”？事实上，社会公众对公共话题的关注和讨论，正是社会的“公心和理性”所在。如果大家对某一项公共政策都噤声，那才是最大的“纠缠于个人情绪”。

      一个社会的公正与否、理性与否，并不取决于公众是否“纠缠于个人情绪”，而是恰恰在于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表达个人的诉求，也在于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城市生活。当然，城市有权利通过公共政策表达对某一人群的好恶。只是，这种好恶绝对不能以“公心和理性”之名而行歧视和驱逐之实，更不应该以污名化的做法剥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置此语境之下，所谓的“盲目进京”，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