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一书将在2011年出版英文版。最近，我们在进行中文版的修订工作。这里贴出的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希望对时下有关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有所启示。

　　“适宜的制度”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这对于一个在人口、疆域和经济规模等几个方面都堪称“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肯定已经创造了现代人类历史的奇迹。在这本书中，我们认为，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大国治理结构下，借助于市场化导向的大改革大开放而获得的。如果忽略有中国特色的大国治理结构，将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未来走向。

　　在这本书里，我们提出了一个“发展的三角”来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与未来，在这个“发展的三角”里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那就是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和发展失衡。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在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和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下，中国的经济增长获得了适应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适宜制度”。经济的分权（特别是财政的分权）保证了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经济的激励，实施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党的统一领导保证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市场整合，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失衡”的挑战。在财政分权体制和增长至上的目标之下，地方政府在相当长时期里仍然维持了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在全球化背景下，沿海地区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获得了更快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由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由地方政府筹资，因此，发展水平的差距又转化成了公共服务的地区间差距。与此同时，大量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网络嵌入了新生的市场机制，加剧了人际之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不均等。收入和公共服务不均等的扩大，造成国内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推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加上人民币的低估，又为中国面临外部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埋下了隐患。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失衡”的挑战成为推动中国进一步调整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在本书即将结束的时候，或许我们将视野再拓展到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更有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去与未来。

　　

　　第一节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历史、现实与未来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并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建立了覆盖范围广泛的交通网络以来，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大国。在人类的前现代历史上，只有中国通过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以及发达的交通网络降低了地区间的交易成本，从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并且拥有如此悠久的统一大国的历史。[1]大国如何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是一个经济学需要去回答的问题。秦代为加强中央集权而推行郡县制，直接任免地方官员，但因过于专制而昙花一现。西汉既保留了有利于帝国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又部分恢复了分封制，实际上是一种向地方的经济分权。钱穆（2001b）认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汉、唐、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分权和竞争的。这种分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组织内部皇权和政权的分离，另一个层面的分权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经济分权。[2]同时，为了防止政治集权体制失去活力，中国自西汉开始便有了政权和教育向普通民众的开放，一开始是通过地方的“举孝廉”制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科举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3]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治理，西汉开始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政治伦理哲学，它以家庭伦理和等级制度为基本内容。用经济学的话来说，这套通过国家政权来推行的伦理很好地起到了协调人们行动的作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关系型社会的伦理基础，同时也很好地配合了中国政治集权下科层化的行政管理体系的需要。

　　在西汉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在“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儒家伦理+政权开放”这几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下，基本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个治理结构不能很好地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在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势力的成长和强大将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于是自明清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走上了更加集权的道路。第二，在对上负责的政治集权体制下，缺乏有效的机制来防止皇室的衰落和官僚体系的腐败。于是，每一个朝代均在其初期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到中后期，便出现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发展到最后，皇室不是被强大的地方势力取代，就是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所推翻，或者在外族入侵下走向衰亡。历代王朝从兴盛到衰亡的循环更替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规律。帝国体制瓦解以后，皇室衰落的问题不再存在，但怎样既维持大国的统一，又保证集权体制能够推动发展，仍然是中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儒家伦理+政权开放”这几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仍然被当代中国作为基本有效的大国治理结构。建国以后，中国的领导人有非常宏伟的目标，从而解决了“发展的共识”的问题，但是，当时的政治集权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解决两个根本的问题。首先，中国错误地取消了价格机制和民营经济，仅仅依赖中央计划加国有经济的方式来追求发展，从而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信息与激励问题。其次，当政策出现失误时，缺乏有效的机制来使政策制定重回正确的轨道。

　　在改革开放之后，面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有着更强的“发展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市场机制的重建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信息与激励问题。同时，在政治体制上，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被加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正确与有效。在经济转型的问题上，“华盛顿共识”强调通过快速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来完成转型。在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确“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但是，由于出现了治理的“真空”，宏观的稳定目标反而难以实现。而在中国，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推行了市场化和民营化目标。在宏观方面，虽然整个1980年代出现过几轮“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经济周期，但是，恰恰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的条件下，中国借助于强政府的干预将宏观的稳定维持在了可接受的程度上。进入1990年代之后，当市场体制更为健全，经济的民营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短缺经济彻底结束之后，中国的宏观稳定程度比1980年代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可以说，中国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华盛顿共识”的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逐步建立市场体制和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市场化的改革是在一个适宜于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推进的，无论是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还是她在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产生于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结构。一个好的发展理论，应该能够在同一个框架下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在改革开放的30年历史里，特别是在1980年代，分权体制下的地方主义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避免来自地方利益的阻力，中国在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财力，同时对地方官员实施了绩效考核制、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但是，由于绩效考核主要是基于GDP增长的，这个体制在激励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使其目标趋于短期化，一些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目标被淡化，甚至放弃。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虽然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形成太强的本地主义倾向，但却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官员目标的短期化。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弱化地方政府干预和法制化、民主化进程来保证民众的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正当中国努力建设基于法制和民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候，关系型社会却阻碍着这一进程。市场经济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交易必须是平等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嵌入了大量的社会关系，使得交易往往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当科层化的“关系圈”与政治科层组织里的公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孳生了腐败。

　　为了克服关系型社会对平等市场交易的束缚，法制化和民主化是关键。但是，制度是内生的，如果市场机制嵌入了大量的社会关系，市场的成长是否能够摆脱“熟人社会”的束缚呢？更为重要的是，在关系型社会和政治科层组织里，权威的重要性特别大，而法制和民主的精神是人与人的平等。因此，当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建立法制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长期以来内嵌了大量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却缺少平等交易的基础。

　　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到今天，是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权钱结合的市场经济，这是当代中国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的重大抉择。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两个内在的力量要求中国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第一，如果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交易范围越来越大，这会自发地产生一种内在的力量冲破本地化的社会关系和行政管制，实现市场的一体化和规模经济。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有经济的内在力量来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这时，政治集权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不重要。同时，在全球化的大潮里，当中国与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中国必然要更多地适应国际社会的规则与惯例，推进国内的法制与民主进程。第二，当代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的内外“双重失衡”都要求中国做出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未来走向持续发展的机遇。

　　在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过这段改革开放的历史，迎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度过了60周岁的生日之后，全世界都在关心着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节  中国的发展经验说明什么？

　　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地高速增长30年，中国将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强国，并最终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就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一种不同于欧美经验的现代化模式。即使我们冷静地提醒自己，不要对未来作过多的推论，而仅仅是总结过去30多年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也至少已经在经济起飞、经济转型和大国发展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一、适宜的制度和发展模式可能是多元的。

　　在本书中，我们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是“适宜的制度”，换句话说，制度必须适宜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在空间维度上，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它们的适宜制度和发展模式可能是多元的。

　　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更确切地来说，现代经济学直接地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寻找着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现代化相对应的“现代性”具有四个特征，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这四个特征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普世的价值”被广为接受，但也被很多人简单地对应于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现代性特征。现代经济学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在19-20世纪的英国和美国得到繁荣和发展，因此，经济学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了英美的现代化经验之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其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就决定了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证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效率和增长，可以实现现代化。而同样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也可以在基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并且使市场经济不断趋于完善。由此，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元化的趋势，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和民主被现代经济学以科学的方式论证为有效的现代化模式。也正是因此，现代经济学极少讨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在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上，经济学家相信，西方式的自由和民主是经济现代化的制度前提，因此，发展问题在经济学里就只剩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而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被独立在发展问题之外，长期以来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应该由政治学和社会学去研究的问题。

　　然而，当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当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呈现出不同特点，当中国经济在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崛起的时候，人类社会再次面临着“现代化是否就是一元化”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这时，经济学也随之发生着一些悄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特别是每个国家在的制度、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细节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了各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而且也因为各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而不断地发生着调整。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差异的比较是否最终支持“唯有西方式的现代化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道路”的命题？这是不应回避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可以基于自己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选择一条适宜于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仍然保持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经济分权的体制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激励，而政治集权的体制则有利于大国的统一，有利于保证整个国家贯彻一致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没有健全的法制，市场交易大量基于关系，而不是规则。社会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成了协调交易的有效机制，降低了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成本。所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着强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同时，这个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嵌入了大量社会关系的市场经济。当然，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面临双重失衡的挑战，仍然在不断地调整过程之中。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为止找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每个国家可能都因为制度、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从而具有不同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征可能只具有阶段性，但有些特征却可能具有长期性。中国经验再一次说明，每个国家都可能采取不同的适宜制度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同的适宜制度又取决于每个国家在特定阶段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如果无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盲目地移植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制度，那么，就可能出现制度并不适宜于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情况，反而可能出现制度的低效。

　　

　　二、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因时代所需而调整。

　　如果把制度理解为有关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的一系列安排的话，那么在发展的历史中，就需要因时代而对制度不断地做出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时间里，中国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市场体制虽然得以逐步建立，但是，政府往往凌驾于市场之上，直接对资源进行配置。在宏观上，政府制定着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在微观上，政府进行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干预着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甚至直接地组织着企业的生产活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有其优势，特别是在推动基础设施和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方面，政府弥补了私人部门弱小的不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私人部门逐渐壮大，而基础设施也基本完善，同时，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品的需求也日益提高，这时，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生产领域中逐步退出，而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提供公共品。

　　比强政府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更为深刻的是，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也应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财政分权体制曾经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强政府的发展模式如果离开正确而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就可能形成阻碍发展的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促进发展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财政分权体制和增长至上的考核体系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很容易地形成了“发展的共识”，并积极地介入到了各个层面的经济活动中去。当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强调适度均等的公共服务提供的时候，如果不改革目前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可持续的发展将可能成为一场空谈。

　　在经济学语境里，市场和政府是作为一对概念而存在的，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泛指非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经济学里，市场在配置资源时可能会出现垄断和供求失衡等“市场失灵”，这时，政府作为一种机制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的不足。反过来说，政府在配置资源时，也会出现低效率和腐败等“政府失灵”，这时市场机制又可以作为政府的补充。而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里，“社会”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机制。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有些经济活动中，政府和市场可能出现“双失灵”。有时，市场需求缺乏规模，或者需求者支付能力不足，这时，由市场来做，可能出现追求利润的私人部门供给不足的问题，而政府来做，则可能出现低效率和腐败等问题。这时，如果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能够发挥自组织的功能，则可能克服政府和市场的“双失灵”。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而钱穆（2001a）则认为，中国的“社会”就是“家庭”和“家族”。他认为，“欧洲盛行个人主义，而中国文化则盛行家庭主义”，因此，“中国一氏族，约略可相当于西方一社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基于家族制度的“义庄”[4]、会馆、学校，甚至帮会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类似于西方的“社会”的作用，协调着“社会”成员的利益。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当人们的交易范围日益扩大时，“社会”还需要有超越“家族”的含义。林语堂（1988）同样认识到“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但家庭观念与社会观念之间存在矛盾，中国人因此而缺乏公共精神，“儒学在社会关系中忽略了每个人对自己不相识的人所应有的社会职责”。费孝通（1985）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种格局不同于现代西方的“团体格局”，是没有现代国家观念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市场范围的扩大，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超越“家庭”和“家族”的边界，“家庭”和“家族”的纽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冲击。这时，中国既需要由新兴的社会组织来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和规则的建立来突破基于“家庭”和“家族”的关系，维持在现代社会运作中至关重要的“公共精神”。

　　

　　三、制度的试验对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是重要的。

　　尽管缺乏成熟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仍然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试验。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还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邓小平文选》第3卷174页）。

　　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本质特点不是速度慢，而是采取了制度的试验。事实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激进式改革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矛盾。现在，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府不能拥有有效配置资源所需要的充分信息，但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改革方式，恰恰是在少数人理性设计之下推进的，希望借助于一夜之间的改革来完成体制转型。换句话来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用计划的方式完成了否定计划的体制转型过程。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转型方式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制度试验被政府作为克服信息和知识不足的手段，同时，在制度试验的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国也将改革对于既得利益的损害降低最低的程度，从而避免了改革推进的阻力。

　　中国的制度试验广泛地存在于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农村改革就是从安徽等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开始的。对外开放则是从1984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企业改革开始于在四川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1994年以后，中国的市场化制改革进程加快，企业改革的推进也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一些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单位。在金融领域，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一些国有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在劳动就业领域，无论是1980年代的劳动合同制，还是1996年从上海开始的通过再就业服务中心分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改革都是重要的制度试验。一直到近些年，中央分别在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成都和武汉等地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一次将制度试验的方法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

　　中国之所以能够采取制度试验的改革方式，与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关。只有在人口、疆域、经济规模这些方面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国才需要试验，才可能试验。只有大国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在改革方式和进程上的差异性，也只有大国才不会因为局部的制度试验失败而产生全局性的后果。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安排为制度试验创造了条件。制度的试验往往给进行试验的地方带来一些特殊的政策，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目标之下，制度的创新又能够为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趋动力，因此，在分权体制下，各地方政府均有积极性在本地展开制度试验。在各地都有制度创新的动力的情况下，政治上的集权保证了重大的制度试验能够在全面推开之前，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以实现改革的风险成本和创新收益之间的某种权衡。

　　

　　四、主动融入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须。

　　如果说以试验方式来推动改革是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那么，以开放的政策主动融入全球化则是经济发展的必须。在经济理论里，经济开放和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借助于国际市场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对于劳动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取更高收入，并逐步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渐调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逐步上升到技术水平更高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开放既体现为商品市场上的国际贸易的增加，又体现为资本市场上对于国际资本的吸纳，而这些又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和制度的全方位学习机会。

　　中国的历史说明，只有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实现发展。回顾历史，中国的落后恰恰与中国历史上与世界历史的两次“大分流”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第一次历史大分流出现在明代，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和海禁的全面实施，本应走向开放和市场拓展的中国却错误地走向了封闭。而15世纪西欧的哥伦布航海和达•伽马航海却开启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在西欧，航海带来的是民间的航海热、统治疆域的拓展和世界观的改变。而在中国，航海活动在后期遭到了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对。永乐帝死后，明宣宗在1431年最后一次命郑和下西洋，之后航海活动全面停止，中国全面走向封闭成为定局。[5]

　　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第二次大分流出现在清代，中国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792年，英王派特使到中国递交请求与中国平等通商的国书。1793年，平等通商的要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谢绝，在给英王的信中，乾隆称中国地大物博，不需要国际贸易，中国再次失去了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机会，直到鸦片战争时被迫打开国门。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与西方世界的对立，中国的封闭比建国前更为严重。因此，当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正在市场拓展、建立规则和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却恰恰相反。这种局面直到1978年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结束。中国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取得的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再次证明了经济开放的重要性。回顾人类的现代发展史，似乎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封闭的方式取得过经济发展的成功。

　　

　　第三节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在本书即将结尾的时候，我们从对于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中丰富了对于“发展”的理解。中国的大国特征，以及她在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多个维度上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反差，使得她走过的发展道路为人类的未来（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用的借鉴。

　　

　　一、形成新的发展道路

　　即使仅仅总结过去30多年的经验，如果再次借用汤森和沃马克（Townsend and Womack, 1986）的话，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要给这条道路“一个不同的标签”的话，那就应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市场经济是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中国特色则体现在与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相适应的那些制度特征。如果要进一步总结“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大国治理结构。中国把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权利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使得地方的经济政策能够较好地适应现实的需要。在财政制度上，地方政府拥有分享财政收入的权利，从而为地方政府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激励。与此同时，政治上的集权有利于维持国家的统一，有利于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在政治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考评由上级政府实施，而考核的标准则主要是经济增长绩效，这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同时，为了防止地方形成过强的地方利益，中国还对地方政府官员实行了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度。

　　第二，强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政府全面管制经济的计划体制，这决定了那时中国不拥有发达的市场体系，也不拥有强大的社会组织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政府推动下引入了市场体制来配置经济资源，但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强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本匮乏和私人部门弱小的历史时期，强政府的推动有利于进行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贯彻对经济发展有益的重大政策。由于有了“发展的共识”，再加上经济分权体制下形成的对于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激励，保证了强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起到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腐败和行政性的垄断等问题。有趣的是，强政府的发展模式也曾经被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其他亚洲新兴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采用过，后来，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便有所减弱。为什么强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亚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民主体制的功能是在政府执政之前通过政治竞争和选举来保证政策体现民意，在政府执政之后保证权力的制衡。在西方国家，前者是通过政党之间的选举政治来实现的，后者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来实现的。中国始终坚持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但政治的竞争却在不同地方之间，以及不同的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在党组织内部，基于民意的干部考查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员晋升的有效性。相对来说，中国既有的体制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是权力的制衡。有时，在一个特定的组织和科层体系内，职能相互交叉的部门和管理者相互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制衡，但这种制衡却未被法制化，这使得政府官员往往拥有失控的权力，从而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第四，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家庭和亲缘关系，同时，也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的交易范围还比较小，中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人们对关系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不足，起到了“市场润滑剂”的作用，但也使资源的配置过程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相结合时，就可能孳生腐败和不公正。当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必须通过法制的建设来防止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到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去，对资源的配置形成扭曲。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其他国家（特别是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条件地进行借鉴的。除了市场机制、民营经济和对外开放这些发展所必须的条件以外，中国的成功还得益于这样一个连加的式子：

　　

　　发展的共识+必要的政府执行力+政治的竞争+有效的激励+制度的试验

　　

　　其中，发展的共识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前提，而政府执行力则成为追求发展的手段。政治的竞争和有效的激励成功地减少了强政府发展模式可能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在个人层面，有效的激励机制还使社会保持着较高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最后，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制度的试验使中国避免陷于错误的政策实践。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中独领风骚，那么，如果简单地用上面的连加式子来对照其他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发现，这些条件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具备是非常难的。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非常幸运地同时具备了这些条件。相比之下，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或者缺乏发展的共识（如一些南美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缺乏政府执行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一些南亚国家），或者缺乏政治竞争来防止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如一些采取独裁体制的国家），或者缺乏制度试验，不适宜的制度一旦大范围推开，便难以避免给国家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如东欧转型国家）。

　　

　　二、形成新的世界格局

　　今天，崛起中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向全世界供给着价格低廉、档次丰富的商品。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是世界各国商品的需求者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地。中国经济增长之快，体量之大，也使其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日益强大的中国还努力地参与和谐世界的建设，努力地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正当中国站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时候，回顾人类走过的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将发现，当代中国发展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世界将不太可能收敛到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上去。

　　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和美国，都曾经在发展的早期经历过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但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欧美国家纷纷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制度调整，包括扩大公民权、建设社会保障、保护劳工权益、打击垄断资本等，使得收入差距下降，从而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学里，有一条著名的“库兹涅兹曲线”，它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会扩大，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Kuznets, 1955)。但是，库兹涅兹曲线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扩大，也不意味着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自动”缩小。首先，我们可以找到经济增长并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反例，比如中国台湾，它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大力普及教育，这一政策既对经济增长有利，也对缩小收入差距起到了积极作用(Bourguignon, Fournier and Gurgand, 2001)。其次，经济的增长不会“自动”地缩小收入差距，如果政府不采取一定的政策，收入差距不仅不会自动缩小，相反还会危害到经济增长，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走过的道路。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之所以呈现出一条库兹涅兹曲线，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进行过一系列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因此，现在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库兹涅兹曲线不是一条经济学的定律，它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一个历史事实。如果当代中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话，那么，她所走过的道路将可能再一次呈现出一条“库兹涅兹曲线”。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欧美的发展道路却形成了一些差异和对照。欧洲大陆国家在建设福利制度方面越走越远，而在美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潮重新占得上风，私有化和自由竞争再次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在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增长率相对更高，但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社会矛盾相对更为突出。而在被称为“莱茵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福利较好，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经济增长率则相对更低。欧洲和美国两种模式的差异为什么形成，有什么影响，谁更能持续？在国际学术界，这些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再来看一下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大国。俄罗斯曾经以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身份全盘照搬了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从而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后来，苏联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来发展经济，却最终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日本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脱亚入欧的方式来发展自己，一度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除了曾经被认为极具日本特色的一些劳工制度，以及日本人的开放和学习精神之外，日本给世界留下的还有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日本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却迷失了自己。印度在最近1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之快，被称为“增长最快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面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但是，印度的基本制度源于英国，而属于印度自己的传统是否可能与现代化进程相融合还不太清楚，长期的社会分割使得印度还有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没有充分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在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是在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发展道路之上完成的。这条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有条件地加以借鉴的经验，这条道路也将预示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模式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人类的未来还非常久远，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会如福山（Fukuyama, 1992）所说的那样，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而走向“历史的终结”，也不必然像亨廷顿（Huntington, 1996）预见的那样，最终演变为“文明的冲突”。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存在着“文明的互补”，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存在着丰富的制度、历史、文化的细节差异，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等待着人们去理解，也等待着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地借鉴。

　　[1] 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印度，都长时期由为数众多的小国家组成，而曾经出现的一些统一的大国都历史短暂（金观涛、刘青峰，1984）。

　　[2] 费孝通（2006）认为，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单位的实际领袖是乡绅，对社区事务进行管辖，而且可以将民意传达到中央。

　　[3]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举孝廉”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没有避免腐败和僵化。

　　[4] “义庄”是在宋代范仲淹任副宰相时创立的，“义庄”的公田负责同氏族中孤儿寡妇的养与教。

　　[5] 参见罗荣渠（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