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美国一位国会女议员在一次故意的枪击案中头部受伤。虽然女议员生命保住了，但该枪击事件同时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这件事当然与美国普遍拥有枪支有关，美国几乎人均拥有一支枪。曾经有人说，美国因为民众拥有暴力使用权，所以政府不敢对民众使用暴力。这种说法是想当然，民众拥有暴力只能让政府更加暴力。美国警察随便盘查一个人都如临大敌，就是这种“以暴制暴”的典型。这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结果会怎样？我没有调查在这一枪击案中的死伤者都是什么身份，初步了解得知，其中有女议员的助手，有法官，还有孩子，因此，其中应该也有一些平民。
    我们先来看，这一枪击案发生后美国的一些评论。美国当地的一位警长说：“你看看那些心理不平衡的人，从某些政治家嘴里发出的抵抗排斥政府的过激政治言论让他们行动失控。愤怒、仇恨和固执正在这个国家流行，令人无法容忍。”很显然，美国警长对于仇恨是排斥的，他不希望官民之间、政治势力之间煽动仇恨的做法日益流行。当然，在这一事件中，有评论说，该女议员此前就有“过激政治措词”。这种现象与当今中国发生的事情，似乎正好相反。
    中国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没有“过激的政治措词”，这与美国很不一样。但是，美国的舆论一般都谴责暴力和仇恨，当然也是反对针对官员的仇恨，奥巴马还说整个政府都要降半旗致哀。而在中国，舆论在某些倾向的引导下，却往往煽动“仇官”。在中国，如果发生民众对官员使用暴力的、致人死亡的，往往被某些舆论混淆是非地认为是“义士”。这种舆论会说：这个官员一定很坏，杀了他是“为民除害”，百姓杀人是被逼的。他们常常还会说是“体制杀人”，要从制度上加以改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主张“仇官”的，大多是认为美国比中国好的人，大多是主张“坏中国”要向“好美国”学习的人，而事实上，美国发生的事情，与他们的主张正好相反。我认为，即便中国现在的制度与美国不一样，也不能成为他们发出此种主张的理由。我还必须指出，主张这种观点的人，在煽动“仇官”时，并不煽动“仇富”，这又与美国不同。
    在美国枪击女议员事件发生后，人们发现，该女议员是当地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犹太女性，女议员的犹太人身份值得玩味。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对于麦道夫之类的诈骗犯非常愤怒，麦道夫是犹太金融家。美国民众对华尔街金融家、银行家的超高收入也有很多批评，连奥巴马也说要限制他们的高薪，而华尔街里的犹太人比例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美国社会有一定的“仇富”心理。奇妙的是，到了中国后，对于高薪的批评，并没有集中在私人企业家，而只是集中在国企高管。虽然我们说，中国国企高管的高薪，的确也需要限制，但是，为何在中国的某些舆论只把目标瞄准国企，对于私企的高薪，却很少提及呢？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人是主张仇富，不主张不仇官。而主张中国要向美国学的人，在中国却主张仇官，不主张仇富。恰好是颠倒。中国的一些“爱美精”已经花了很多力气在中国批评中国人的“仇富心理”，为富人辩护的声音时常可见，他们甚至用“劣根性”来形容中国人的“仇富”传统。同样也是这批人，在中国却有意无意、公开或隐蔽地煽动“仇官”。他们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希望把官员的权利转移到富人的手里。也许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当今中国只是美国的初级阶段。即便如此，我们也看到，到了当今美国这样的“高级阶段”，美国已经是仇富而不仇官。为何我们不能学点美国的“先进”，非要学它的“落后”呢？
    我并不认为当今中国的官员都是公正廉洁的人士，相反，其中贪腐小人的确不少。但是，根据中国千年的传统，我从不认为富人比官员更值得信任，这是中国的现实。当今中国的一些人理直气壮地主张应该以恶意来揣测政府，我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何不同样以恶意来揣测富人？如果把中国的权利通过宣传“仇官”、批评“仇富”而转移到富人手中，我认为，中国社会只能更糟。“爱美精”无视美国“仇富不仇官”，却在中国宣传“仇官不仇富”，而他们的口号还是“向先进的美国学习”，背后的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让中国的富人掌握中国社会的权利。如果说当年美国人也曾经“仇官不仇富”，那么，当今美国人的做法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过去的做法已经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当今美国人不得不变成“仇富不仇官”，这是向中国传统靠拢的迹象。今后美国能否做到像中国古代一样真正做到“仇富不仇官”？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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