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不饱则礼节具抛、荣誉具弃，危及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就会发生。当前我们都在提粮食安全问题，到底粮食问题是否安全？从目前来看，粮食产量和国家库存能够保证基本的吃饭问题，应对暂时的灾荒。但是抛开数量上的算计，从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对粮食安全的理解来看，问题有些严重。有些调查经验的就会发现，经常性的天灾人祸，部分地区的粮食减产已经不容置疑。目前还没有危及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农业风险的加大及较低的生产效益，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基础设施严重缺失，生产极为不便，农民心理上的预期减短，会更为急功近利的对待生产问题，因此，我们理解粮食危机并不能仅依据粮食够不够吃来判断，更需要从农民对待粮食、土地的态度上去分析问题。

　　在中部产量粮食大省河南，35岁以上的农民要相对重视土地，他们年老之后仍然指望土地养活自己，即使外出务工，土地也是自种或者出租，农闲和农忙时间相当分明。部分农民可以承包到10亩以上的土地，但这些地区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农田水利基本利用的是集体化时期的设施，因为基层治理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弱化，多数设施由于缺乏管理与维护而荒废，旱涝灾害来临时农民基本靠自救，遇到稍微严重的灾害，农民就束手无策，让天灾随意折腾土地，产量至少减半。农业生产的风险增高，使得农民不再把种田作为维持生计的主要经济来源，尤其是新生代农民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维持生活开支，基本不会种田，随着资本的下乡，他们在接管土地后就很容易一次性交易出去。

　　在湖北荆门地区，天旱导致农民抢水灌溉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搭便车的行为导致公共水利基本消失，现在荆门地区几乎每家都会花上万元打井灌溉，农民算了一笔账：至少要种到10亩以上，才可以抵消各种生产投入，否则田种划不来。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民种田如果达不到10亩，收益与生产投入就难以持平，种田就会亏本。生产上的不方便，以及生产资料的上涨等原因导致农民的生产成本不断升高，2004年到2007年，由于物质费用和其他成本上升，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成本从395元增加到474元，增加20％；亩均净利润从197元下降到168元，下降15％。2008年以来，国内种子、农药、柴油等农资价格攀升，亩均成本又比上年增加了100多元。农业生产成本的上涨，使种粮比较收益快速减少，农民种田的显性负担没有了，隐性负担却出现了，农民主动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在丘陵地区，由于地块较为分散，耕作更加困难，抛荒现象非常严重，很多村庄土地抛荒面积达50%以上，其中部分是季节性的歇荒，有些则是长久性的抛荒，因为在这些地区种田仅从经济收益上考虑会收不抵支，很多土地无偿送给别人种都难。有些农民认为，即使自己不种地也并不担心没有饭吃，总会有种田的人，自己不种地也可以向别人买粮吃，打工一天至少可以赚到100元，一天消费1斤粮食也就1元钱左右，节省时间外出务工要比种田划算的多。“务农得少不如打工，种粮不如买粮轻松”成为很多农民的普遍认知。

　　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跨越性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提高，随着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和进城创业的兴举，也随之形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素质呈现结构下降，突出了由于农村劳动力外出造成的一些农田土地存在弃耕与丢荒，弃耕与丢荒也将形成了粮食的减量，粮食的减量与人口的不断增加，如不采取首先巩固农业生产与农业发展的必要对策，一旦出现粮食问题，必将存在着对国家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和影响，这些情况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关心的大事。1996年到2004年的数据相比，全国粮食总产量已经减少了8100万吨，耕地面积减少了近8000千万亩，播种面积方面更为减少了近2亿亩。粮食下降幅度达到了15.9﹪。耕地年均减少98．01万公顷，按此速度，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分别减少到11879．49万公顷（178192万亩）和10899万公顷（163491万亩）。耕地减少除了非正规的侵占，由于耕作的不便，土地调整的困难，农民对土地的珍视程度降低，加上城市建设的扩张，导致耕地被置换的可能性增强，这种趋势不断蔓延到2011年就会耕地面积将会迅速递减。

　　土地需要依靠农民耕种，粮食的安全需也由农民去确保。农民种田积极性的降低、土地季节性抛荒等现象从根本上将原因都一样，即种地的收入仍然不高。因此，如何保证农民有种田的积极性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当前出现的这些问题，表面来看，是市场的运作逻辑及其带来的生产的高风险、农民行为的理性化等因素所造成。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不如说是基层组织的统筹协调能力弱化，公共品供给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导致生产便利度及农民抗风险能力降低。要化解农民对生产、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的担忧，不能单纯让位于市场、资本，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解决农村长远发展的治理路径上考虑解决粮食生产力问题。以治理为切入点来解决粮食问题，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是，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以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的增强为中心，发展合作农业。由此，国家要将相当部分财政经费转移到村集体，通过民决策用于村庄发展，这不仅能够降低国家的发展农村的成本，也可解决农民生产中的方便性问题，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一是国家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当前虽然国家投入力度在不断增强，但是发挥的作用与预期有些差距，这主要是资源的投入方式上存在问题。资金投入要继续注重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力度；确保相当部分财政经费转移到村集体，村集体是政策执行方，他们最为清楚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需求；继续搞好村级民主，通过农民对公共品需求偏好的表达，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的需求相一致，化解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错位就问题，大量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真正变成改善农村粮食生产条件的资源。

　　二是激活村社集体组织，增强其统筹能力。目前我们普遍实行项目化管理。各种项目的建设资金都是由分割的部门管理，每一块涉及农村的投资都形成条条，且基本只到县级止住的条条，村集体很难发挥作用。村集体自身已经被消弱的很严重了，乡镇也被很严重地消弱了，甚至村民组已经被取消了，农民就几乎没有机会来表达他们的需求偏好，国家向农村的转移支付就无法找到可靠的依托。如此一来，对于村干部来说发展村级事业就会很难。在村庄公共品建设上，由农户私人的钱变成村庄公共事业经费更为困难。国家粮食直补到农户，不能缓解村庄公共事业经费的困难。国家要保证各项政策有效落实，就必须通过对基层组织进行人才、资金上的输入，激活基层组织，增强其发展村庄的能力。若是村庄集体有一笔钱，村民代表大会不是要讨论如何向每家每户收钱，村民代表有参加讨论的积极性，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就可能被用于村民最需要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建设中，种粮的方便性问题就会解决，种粮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村级组织也就有能力落实各项富农政策，尤其在粮食安全的宣传与农业生产指导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是不能再打农民土地的主意。我们仍然需要重复“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土地资源非常有限，每失去一亩耕地也就失去一份生存的保障。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变革，“土地换社保”、“拆村并举”‘“土地规模化流转”等有利于城镇化的模式在不断的实践，这些模式虽然名义上倡导是节约耕地，但实质节约的土地有多少会种粮，土地种粮是不能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也不能给规模种植的企业带来效益，更多土地被拿来商业化运作，粮食减产就成为必然。因此，需要加大对土地使用方式的刚性监督力度，禁止耕地的非农化使用。已经通过各种“合村并居”、“社区建设”等方式节约出来的土地可以成立粮食合作社，让农民通过入股等方式，从土地中获得增值收益。

　　四是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当前农村的金融服务多依托城市金融资本，是私人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这导致金融收益从农村流出，农民并没有获得多少实惠。要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需要再继续坚持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发展合作农业。加强农村信用与农村金融机构投入农村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尤其要发展农村的“内置金融”，在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下，配套建立村社合作金融，即农民主导的金融，利息归村社成员的金融机构。这样也可以实现农民土地等产权金融资产化，促进农民家庭经济、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帮助农民市民化，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村民自治制度。

　　加强粮食安全意识的宣传、稳定粮价等都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可缺少的对策，但是强化“治理”能力的策略却更为重要，农村秩序稳定、生产便利、服务到位，农民才能安心，田才会有人种，粮食危机才能避免。尤其是抓住村级治理这个把手，谈粮食安全才有底气，粮食生产才会纲举目张，不会陷入失序的境地。

　　（作者单位:刘涛，郑州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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