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下个十年前瞻
——《西部论丛》专访（之二）
编者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已整十年。2010年7月5日至6日，中央在京召开了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结并充分肯定了十年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巨大成就，提出了下一个十年加快实施这个战略的总目标，由此西部大开发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引起了各方尤其是西部地区大众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怎样理解中央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决心和意义，如何评价以往十年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成就，对西北地区而言，怎样用好用活中央政府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怎样让老百姓得到最大的实惠……等等，带着此类问题，我们走访了不久前在甘肃讲学、调研的经济学家、浙江大学赵伟教授。
《西部论丛》（ISSN 1671-6698）记者：阎 焱 陈昊 罗盼盼
记者：诸多的成绩与问题存在于过去十年，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马上就要开启新的十年，您认为今后十年，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应该是什么，机遇又有哪些？
赵伟：下一步西部大开发必须直面一些新的约束条件，同时有一些新的机遇。最重要的约束条件之一，是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改革开放前20多年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强调效率甚于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是硬道理”则是这种理念的最形象表述。近年来中央执政理念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理念。新理念可以用“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两个“关键词”予以概括。“和谐”在区域发展方面就等于追求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深层寓意，就是结束以往依靠“三廉价”要素的发展偏向。所谓“三廉价要素”，分别为廉价劳工、廉价土地和“廉价环境”。客观地来看，以往三十年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靠了这“三廉价要素”。“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提出无疑将抽紧此类物质要素约束，其中在环境方面约束越来越硬，不仅提出保护环境，而且还得加上“低碳”理念。这对西部地区下一步的发展无疑是个硬约束，是必须直面的约束。
当然这些约束条件中也孕育着巨大的机遇。最重要的机遇是，随着“三廉价要素”时代的过去，土地及劳动力等资源在东部将变得比西部稀缺得多，由此将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及企业向西部迁移和拓展。近一两年沿海发达地区的“加薪潮”和“用工荒”，实际上已经在促使一些企业内迁。这无疑蕴含着西部地区下一步发展的巨大机会。这可视为第一个机遇。
另一个是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拉近”东西部地区的空间距离。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行话”来说，这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而贸易成本的降低，则有利于西部已有产业区的集聚，形成并强化区域经济“内核”或“增长极”。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横贯东西部地区的几条高速铁路和公路的修通，像兰州、西安这样的原有区域经济“内核”，下一步发展的优势将大为强化。
第三个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便是大众消费时代。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以前仅供少数富人享用的耐用消费品，开始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中，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巨大的，可能要数私家轿车的普及化。由于私家轿车时代的降临，“自驾游”正在兴起，相伴随的闲暇旅游消费也迅速兴起。闲暇旅游消费的兴起又孕育着西部地区下一步发展的巨大机会。在旅游资源方面，西部资源最为巨大。大漠风光、高原草地、民族文化等等都是21世纪旅游业的最佳资源。单是旅游这一项，就可以给西部一些偏远封闭的乡村孕育了发展机遇，只要把环境保护好，把原生态文化保护好，就能招来游客和度假者，就能致富！在这方面云南丽江、甘肃敦煌都是最好的例证！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了东西部的发展协调问题，实际上，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东部带西部，旨在通过东部的援助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您认为这十年来，东部对西部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带动作用？东西部现在的差距又体现在哪些地方？
赵伟：东部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带动主要通过彼此依托的产业链、要素市场等机制在发挥。其中两个机制最为重要：一个是产业链机制，借助彼此依托的产业链发挥作用。西部重化工业、基础产业与东部加工工业是互为依托的，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西部地区基础产业的快速发展。
另一个是劳动市场机制，借助区域分享的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市场发挥作用。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西部劳动力的供给，东西部区域间数以亿计的流动劳工，既为西部地区赚回了收入，同时也赚回了技术与商业知识，开拓了视野。换言之，东部地区企业为西部地区培训了大量技术工人和具有商业眼光的经营者，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力资本”。实际上，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最大的带动作用，就是人力资本的培训。
当然，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往三十年间，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在东西部产业竞争与产业空间重构中，西部损失也不小。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可能要属产业集聚区的重构了。面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的竞争，西部地区原有的一些产业集聚区要么衰落，要么变小。比如咱们甘肃，计划经济时期兰州一度是国内最重要的石化基地、机械制造中心和毛纺织中心，现在除了国有的石化业还在发展外，毛纺织业显然已经消亡。这当是西部与东部产业竞争与重构中的最大损失！
要谈东西部差距，最明显的差距，表现在几个数据上，包括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差距等等。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体制上的落差。客观地说，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远远领先于西部。体制落差可归因于观念和政府行为的差异。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在东部行得通的做法，往往在西部行不通。比如在浙江，一些重要的政府决策，往往都会先行召集专家和企业界精英座谈商讨。比如“走出去”战略，中央最初确定的精神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通知下达浙江后，省委省政府先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建议。我也参与其事，并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浙江国企很少，民营企业众多，若死守“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的高层精神，实施“走出去”战略有难度。浙江实施“走出去”战略应以“改制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为主。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在西部不少地区，地方政府思想大多比较保守，往往死抠中央文件字眼，在实施国家战略方面缺乏灵活性，在因地制宜方面可能差些，久而久之形成制度落差。制度落差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差异，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因此要逆转区域经济差距，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因地制宜地推进市场化体制改革。
西部有些地区把发展的希望放在争取东部地区援助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上，这是不可靠的，也缺乏可持续性。援助与转移支付只能解决发展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不能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总览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依靠外援发达起来的。联合国开发署在全世界搞了很多援助，没有几个是成功的。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靠自己，必须在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基于我在浙江的多年观察与思考，改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富民意识，要形成一种富民的制度保障，保障发展的成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当地老百姓分享。
记者：为实现西部地区在新十年里更大的发展，国家在不久前召开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举措。您是怎么评价这些政策措施的？
赵伟：在西部大开发会议上，国家虽然提出了很多新的政策，但在我看来，这些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托，主要还是中央转移支付和国企投资。站在中央决策的角度看，这些政策措施无可厚非，很有必要。近些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中央政府完全有雄厚的财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地区大发展，西部地区也应抓住机遇，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但从西部地区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尤其是从富民惠民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如何将中央好的政策及财政转移支付转化为老百姓收入增加与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好的规划很重要，通过一个好的规划，争取转移支付，努力增加大众的收入，这是一条可行的，也是必然的途径。实际上，近些年来，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花了很多钱，其中很多都是向西部地区倾斜的，怎样把这些钱花在发展战略规划中，怎样借此增加人们的收入是当前必须要考虑的。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未散去，经济复苏的前景还不甚明朗，那么，在“后危机”时代，西部地区如何顺应国内外新的环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呢？
赵伟：金融危机对西部地区来说冲击不大，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多地影响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因为沿海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对国外市场依赖很强，国外市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骤然萎缩，一度带来很大的振荡，促成了沿海企业在市场方面的一个大调整，调整的大势之一便是开拓国内市场。“后危机”时代这一大势也将持续下去。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走势有关。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麻烦不断，多半呈现走走停停的状态。沿海地区企业乃至一些产业将越来越重视内地市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场。另一个方面与中国潜在的国内市场的迅速“变现”有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13亿多消费者且还在增加的这个事实就是证明。美国仅有3亿多人口，日本接近1.3亿人口，中国的潜在市场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10倍！前已论及，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跨入大众消费时代，这个潜在市场在迅速变为现实的市场。全世界有远见的企业家都看到了！中国东部的企业家们何尝看不到？事实上，这个潜在市场的一大半就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首先就需开拓中西部市场。如果说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了东部地区经济的话，那么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机会。实际上从2009年初到现在，我在各地讲演的一个主题，就是“世界经济衰退：中国经济难得的机会”。不是吗？世界经济衰退，石油便宜了，钢铁便宜了，恰恰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头位于中西部地区。
问题在于，西部地区能不能抓住这次机遇，这个机遇又该怎么抓？不能把东部淘汰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尤其不能等着接收东部地区淘汰的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西部地区所应做的，是迎头赶上，直接发展更高层次的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中国工业化已经结束了“二产化”和“非农化”时代，正在跨入“三产化”时代。在发展“三产”以及现代化的“一产”方面，西北地区占有天然的优势。具体来说，在三产方面，西北地区最大的“卖点”是旅游业。西部地区有独特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下一步发展旅游业大有可为。但是，发展第三产业，服务观念必须跟上，这是因为第三产业很讲究口碑，如果一个人认为好，他就会带来很多人；如果一个人认为差，很多人就不会去。至于第一产业，人们现在大多讲究生活质量，吃的食物要求是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西部处在江河的上游，大多数真正的无污染、无公害食品就产自西部地区。因此，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第一产业中的特色农业。这不仅对西部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整个母亲河地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山东农民养的黑土猪在青岛一公斤可以卖100元，西部的高原牦牛肉同样也可以这样做，可以把高原牦牛肉做成一个品牌，到东部地区销售。经济学上讲，第一产业收益递减，第二产业收益递增，第三产业收益更递增，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对接将产生无限的空间。
记者：就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那您认为面对这种局面，地方政府当前最需要些什么？
赵伟：对于西部地区政府而言，当前最需要做的，当是创造“借两股东风”的基础条件：
一个借助中央西部大开发下一步战略这股“东风”的基础。当务之急是改变观念与理念，切切实实按照中央建设“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立富民、惠民的发展观，提出好的区域发展战略思路，将区域战略与中央西部大开发下一步推出的系列政策对接，借助西部大开发这个“东风”，求得快速发展。
另一个是利用“后危机”时代国内外产业发展新机遇这股东风的基础，借助“后危机”时代沿海产业与企业空间拓展这股“东方”，求得快速发展。其中在产业发展上，建议多派干部去沿海发达地区学习考察，汲取好的经验，形成好的发展思路。按照区域资源禀赋特征选择产业，要么将区域产业与东部产业对接，要么将区域产业与东部需求对接。
两股“东风”都属于未来发展大势，我认为西部哪个地区的政府早一点做好了基础工作，将区域经济下一步发展尤其是大众致富战略思路与这两股“东风”实现“对接”，那个地区就掌握了发展的先机！
来源：《西部论丛》2010年08期。（原文标题：“西部大开发的思辨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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