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立高 经济学博士
一、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内涵
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基本内涵包括自利的行为动机、理性的行为目标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等，是伴随着经济学家对人性的本质特征不断抽象而逐步建立起来的。“理性经济人”的思想最早是由亚当.斯密（17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的，认为利已心、自爱心人皆有之，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无不心怀“自利的打算”，经济行为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目标，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随后，李嘉图、西尼尔、穆勒等对理性经济人假说进行了精炼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者则结合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运用边际分析工具把“理性经济人”定义为获取自身效用极大化为基本原则的个体，即经济人是会趋利避害地计算，从而获得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人[2]。洛桑学派则进一步将理性经济人定义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个体，并通过数理工具论证了经济人在看不见的市场的手的作用下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3]。自此，“理性经济人”开始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利的行为动机。新古典学派认为在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只有那些善于自我保护，能够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物种才能够生存下来，而基于这种特性，理性经济人总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并形成以个人为本位的关爱自己超越关爱别人的思维定势。因此，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就是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理性的行为目标。理性即可推理性，逻辑的非矛盾性。因此，理性经济人在进行行为决策时总是会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可供选择方案进行利弊权衡，以从中选择成本风险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方案，而且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条件下所做的抉择是一样的。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假说承认个人利己心理的合理性，并将其理解为整个人类的全部行为准则。基于这个准则，人类通过社会分工交易提高社会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每个人都能实现其利益最大化，那么社会总财富也就也达到帕累托最优。
二、理性经济人批判
“理性经济人”假说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在这种范式的引导下，经济
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该假说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研究本身，还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行为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许多学科的研究。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理性经济人”假说的某些假设条件与实际生活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该假说也不断受到质疑、批判与修正，代表性观点包括，马尔萨斯的非理性批判、西蒙的有限理性修正、制度学派的习惯约束、马克思对“理性经济人”的批判等[4]。其中马克思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客观实际出发，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认为个人追求物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人并非天生就追求自利，自利的产生有其物质基础，个人不能仅仅凭自己的理性选择就能获得自己的物质利益，理性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会随着社会关系与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观念，自利不是理性的永恒内容，更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个人利益的实现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决定的[5]。
总而言之，“理性经济人”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的精辟论述也科学、客观地阐述了自利不是理性的永恒内容，理性必须赋予时代的新内涵，使对理性的界定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三、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的提出
关于国家与理性的关系及国家理性的问题，国内外早已有相关论述。早在古希腊时代，大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世界是由“善”的理念所统辖的秩序井然的有机整体，由个人组成的国家的本性的核心就是理性，而理性的最高德性就是正义[6]。17世纪中期，斯宾诺莎对国家与理性的关系进行过分析，提出国家是人理性产物的观点，认为人们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下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状况，只能同意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取决于个人的力量与欲望，而由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与意志来决定，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克制自己为所欲为与有损于他人的欲望，并将理性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按照理性行事，使得维护他人的权利就像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样。只有这样，人与之才能安然相处，个人、社会与代表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国家才能作为一个统一整体而存在[7]。随后，黑格尔将理性视为国家产生的惟一根源，认为国家理性代表了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8]。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国家并非“理性”的产物，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家没有理性或不讲理性，相反，国家如果忽视了理性或失去理性，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一旦国家“火炬”放射出理性之光，便会照亮仿佛是黑暗的社会。恩格斯也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真正的总资本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能够自觉地理性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5]。李春成（2001）提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必须具有理性的心态，否则其面临的发展困境与可能的心理误区就会导致他们忽视“后发优势”而难以发挥其政治、经济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后发国家要克服困难、摆脱落后，就不能没有理性的、科学的战略决策[9]。何一(2003)提出，国家理性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文明生态重新定位的必然要求，国家理性要求文明竞争、共同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10]。杨新美(2007)认为，在当今科技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政府行为更加需要注入理性的因素，更加需要理性地思考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以获得并保持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11]。罗强、冷元元（2007）指出，国家理性是社会之光，国家的非理性是社会的“祸害”之源，国家必须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广大人民的意志来进行决策与管理，国家理性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12]。
综上所述，国家理性是历史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国家理性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演进中形成、发展并不断成熟，国家理性要求国家必须要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尊重最广大人民的根本意志，这样的国家才能造富社会与人类。否则，必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造成巨大的祸害。这样，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国家就必须是一个理性行为体，即国家理性行为体。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面对诸多共同国际问题，尤其是能源与环境、经济与贸易、发展与国家安全、医疗与健康等在内的重大国际问题的对话协商与共同发展机制，使得世界各国达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高度关联状态。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在处理国内外问题、做决策、搞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保持高度的理性，成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与历史时代要求的国家理性行为体。
四、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的基本内容
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即假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国家行为必须要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综合权衡全体国民短、中、长期的利益需求及其可获得性，以均衡、稳定与可持续地增进全体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的。
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的具体内容包括：一切国家行为，一是必须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严格按规律办事；二是必须要综合考虑全体国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一部分或某一阶层国民的利益；三是要正确处理全体国民当前利益需求与中长期利益需求、现有国民利益需求与子孙后代利益需求之间的关系；四是要正确处理利益需求与利益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获得该利益需求所要付出的代价；五是要稳定、可持续地谋取全体国民福利的最大化；六是要尽可能均衡地增进每一位国民的福利而不是某一部分国民的福利。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的首要前提是遵从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总的方法是综合权衡全体国民短、中、长期的利益需求及其可获得性；根本目的是均衡、稳定、可持续地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
五、启示
一个国家要想长久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国家行为就必须要遵从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能认清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形势，站在时代前沿，具有中长期发展战略眼光，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配合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手段，以实现国家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时，为了获得中长期更大的利益，为子孙后代谋福祉，可以牺牲一定的当前利益为代价。因此，根据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国家行为尤其是国家制定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发展战略与计划规划，及进行财政预算、财政投入和政府采购等政府行为时，要综合考虑行为的最终收益与投资成本的最优化，以谋取全体国民福利的最大化。在国家行为的过程中，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约束当前强势群体尤其是政策制定者或可强力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利益集团（非均衡政策的受益者）违背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尤其是其短、中、长期利益均衡原则，制定损人利已或损中长期利短期的政策（如许多地方政府及国企领导追求短期GDP增长率的短视行为和其它寻租行为等）。要充分运用财政、税收等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和金融、资源、价格等经济工具，绩效评价体系及其它政策法规等对关系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的产业进行调控，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根据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政府（国家行为的实际执行者）对一个经济单位（包括一个产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或其它某个经济单位）是否进行资源（包括财政投入、税费优惠、金融支持、资源优惠和其它利好政策等）投入和投入多少，要根据对该经济单位投入一个单位量的资源所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为全体国民所增进的总福利）来进行。例如，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同时由于农业的特性又具有一定的弱质性与弱势性。虽然投资于农业本身的比较经济效益不高，但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工业与服务业经济越发达，农业的经济杠杆作用就越明显。因此，国家要加强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力度，而且工业与服务业越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就要越大。又如，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高资源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给全球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能源与环境危机，使人类未来20年将要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经济危机、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传统能源造成的温室效应快速恶化带来的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再也不能一味地强调短期经济增长与短期利益可获得性了，而必须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推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大力扶植节能环保与清洁新能源产业发展，全面推进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益的精细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根据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国家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和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行政手段，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和对节能环保与清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扶植力度，双管齐下，以牺牲部分当前利益为代价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再如，自主创新活动具有资金需求量巨大、投资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对人才质量和数量要求高、高度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基本特征，加之作为自主创新成果的最终主要表现形式的知识产品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使用的非竞争性、收益的非排它性、正的外部效应），使得作为追求投资的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市场主体的企业缺乏进行R&D投入的动力与积极性，导致R&D融资市场失灵；也使得在当前以GDP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政府与国企领导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下追求投资的短期（3-5年任期）内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的政府与国企领导缺乏进行R&D投入的动力与积极性，造成我国R&D投入总量严重不足、投入增长缓慢、来源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13]。但自主创新又是提高技术水平，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增强综合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根据国家理性行为体假说，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运用政府的税收行为——开征研发税解决R&D融资市场失灵有效积累财政R&D经费，并且使开征研发税的征税收入形成的财政经费专项支出用于自主创新活动，同时创新政府与国企领导绩效评价体系，促进政府与国企加大R&D投入力度[13]，以全面推进自主创新发展。
参与文献
[1]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 Shiller , R. J：《Market Volatility and Investor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3年第2期。
[3] 阿马蒂亚·森著：《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 张理智：《论“理性经济假说”之不能成立》，《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5]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Chris B：《Proceedings of the 21st IVR World Congress》，Berlin ( Germany) Press, 2004。
[7] 斯宾诺莎著、冯炳昆译：《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John R：《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