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学校图书馆书架上看到东方出版社新出的《陈布雷回忆录》，当即取下回家闲读。由于陈布雷早年作为报纸主笔（总编辑与社论撰稿人）经历，因此，这本以年谱的体例写作的个人回忆录，可能有一些涉及中国新闻史乃至中国评论史的资料。

    今天偶读《陈布雷回忆录》中附于1922年下的一篇陈文《追念张季鸾先生》，其中谈到1921年两报论争的情况：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甚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

——这确实是中国媒体论争史上的一个难得的资料，值得研究。

       这篇文章中还透露一个资料，就是张季鸾也曾有为人作幕僚的经历，而陈布雷则曾力劝其重归新闻界：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试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超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愧负死友多矣。

   陈布雷在此文中，虽有因称赞张季鸾而不免自我菲薄之意，但其中对不同人生道路的价值判断却表达得非常明显，即以终身于新闻工作，“主持国论”为更重要的价值。不管陈布雷这样说是否出于真心，但这的确符合历史对张季鸾、陈布雷二人的评价。

    陈布雷与张季鸾的人生、事业，很值得对比研究，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著名的报纸主笔，以言论为政界所重；且都有古代文人气质；也都有代政客、军人操笔为文的幕僚经历，但张季鸾以一名新闻工作者而终其一身，而陈布雷却以蒋介石的幕僚终其一生，而且是自杀而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只是因为陈布雷的性格与张季鸾相比较为软弱，不能坚持自己理想的职业人生？或者，陈比张更看重权势，更看重政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