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也创造出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让中国不知道如何下手改革。印度的经济改革正相反，通过大大消除了贪婪、寻租的中层阶层而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印度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要比中国更具有先进性和可持续性呢？这样的看法是不成熟的。计划经济废除之后，带来的经济上突飞猛进的发展，滋生出一系列新的不稳定因素。当它基本失去了协调社会冲突的能力之后，这些问题就逐一浮现出来了。这一结论的证据之一就是，印度中部六邦发生的叛乱有愈演愈烈之势[1]。在这些叛乱势力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一个新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毛派）。这些叛乱构成了印度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完全是由经济上的落后造成的。

印度面临的这些挑战，源于印度国内三个方面不断相互强化的的转变。印度的“绿色革命”使印度的粮食年产量从1961-1966年的8000万吨上升到2002-2007年的2亿1千万吨。但“绿色革命”现在已成为强弩之末。在经济自由化的推动下，印度国内经济政策的重点，从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转移到了工业和对外贸易上面。第三个巨大的转变是资本主义信条“经济增长是上帝”的泛滥。他们吹捧财富的美好，却对获取财富的方式不闻不问，并抛弃“简单、朴素、博爱”的传统美德。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把穷人推到了社会的另一端，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第一个转变使农村地区陷入严重危机；在第二个转变中，印度联邦政府和各个邦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又加深了这一危机；第三个转变使邦政府在处理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事件中头脑变得迟钝，以至于发现不了问题的根源，并把这些事件当成简单的法律秩序问题来处理，而没有认识到这是邦内部的问题。凡此种种，让穷人阶层感到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抛弃，于是就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叛乱。

 

农村危机

    为什么印度在1951年到1991年间经济增长近乎世界最慢，却被誉为政治稳定的绿洲？为什么到了印度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的时候，它却反而要面对阶级斗争的全面挑战？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绿色革命不仅给农民带来了收入，而且拉动了就业率的上升，因此全国范围内贫民阶层的收入都有所提高。尽管只有在灌溉水供应有保证的情况下（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的五分之二），新的高产、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才能被采用，印度的农业那时也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并改善了农民工的生活水平。所以，虽然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但经济增长的好处却被广泛地分享了。所以，贫民阶层大体上对现状比较满意。

到了90年代末期，“绿色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渐式微的时候，使贫民阶层感到满意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它发生得如此突然，令决策者和大多数分析人士大为震惊。农业产出增长从1992到1997年这五年间超过4%，但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却下降到了1.7%。一些产品的每公顷产出量，在2000年到2001年，或者是2001年到2002年，同时达到历史最高点，但另一些作物的每公顷产出量却开始下降。2006年到2007年间，大米的每公顷产出量仅仅比2001年到2002年间的产量高出2.5%，而这个产量的提升完全得益于当年的季风。已经平稳增长超过30年的小麦产量开始下降，这五年间的降幅达到将近4%。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中“绿色革命”的突然停止。

基础农作物的产出率

农作物	1970-1971	1980-1981	1990-1991	2001-2002	2006-2007
水稻	90.2	107.7	140.2	167.5	171.4
小麦	82.4	102.8	143.8	174.1	168.4
棉花	66.7	95.4	140.8	116.5	264.3
甘蔗	88.8	104.6	118.3	121.8	128.6
土豆	92.6	102.9	133.8	153.0	133.3

数据来源：印度政府经济调查报告2007-2008，统计表1.11

尽管农民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绿色革命还是“寿终正寝”了。他们年复一年的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希望能增加土地的产出，但却于事无补。在2006年到2007年间，印度的农民使用的化肥，比2001年到2002年间多出25%，可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除了棉花之外，这些化肥没有对产出产生任何积极效果。显而易见，农作物的利润减少了。但这不是造成他们日益窘迫境况的唯一原因。在“绿色革命”的后期，其他成本也有大幅提高。这当中主要有电、柴油和公共交通费用的上升。对柴油的补贴几乎全部被取消，国家电力局也因为要减少农业供电的损失而取消了对电力的补贴。

农民做出种种努力来维持他们的收入不致下滑。他们以前只种粮食作物，现在他们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他们之前只种不易腐烂的作物，最近他们开始种植像水果、蔬菜和鲜花这类容易腐烂，却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1980年以来，谷类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了2.5%，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则增加了41%。但这个过程进行的非常缓慢，因为随着种植模式转变而来的是风险。为了能有好的产出，农民要有足够的水用来灌溉，并且施用适当的化肥和杀虫剂，这些都需要有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这需要冒着贷款被提前收回的风险。农民还必须承担天气和市场变化给农业带来的风险。如果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当初致力于集中力量进行第二级和三级的“绿色革命”，通过给农民在农业启动阶段资金扶持、作物保险、合作社式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价格保障等方面施行优惠融资政策，满足农民的需求，农业危机就不会发生。这些措施在此前制定的法典上面都有，而且很多施行效果都很好。比如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合作营销联盟拥有成网络的农产品收集点。这些收集点在偏远的喜马拉雅山区收购水果和蔬菜，然后再卖给全国各地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然而，农业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业和出口成为了新的宠儿，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几乎完全停止。少量仍在运行的设施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相关官员在其位却不谋其政。

更糟的是，一旦农村部门的利益与对外贸易或者工业部门产生冲突，农村部门往往被当权者忽视。比如说，当中央政府指示国有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并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时候，这些银行就会拿农业第一个开刀，减少对农业部门的放贷，并提高放贷门槛。当中央政府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保险业后，国有的人寿保险公司就终止了它最不盈利的保险业务，而这些保险业务的绝大部分是专门针对农村和城市里的贫民阶层的。

    收入的分配不公,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严重。但经济自由化对社会结构带来的变革远不仅仅是这个。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变化在悄然进行。穷人们不仅仅变得更为贫穷，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没有保障。人们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注意到这个变化的。那个时候，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农民自杀。据官方估计，1998到2003年间，超过10万农民自杀而死。这些自杀案件集中发生在四个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卡纳塔克邦和旁遮普邦(Punjab)。这引起了媒体和政府的注意。之后的调查发现，虽然造成这么多农民自杀有各种原因，但都与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有关。政府在融资、技术和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扶持机制已经崩溃，政府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减少,造成农民成本增高，而印度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协议，又使印度政府减少了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赛纳斯（P. Sainath）是印度国内致力于报道印度农业危机的记者，也是富有洞察力的记者之一。他说，

“农村地区现在非常混乱。农业信贷和金融系统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高利贷机构，农资价格上涨到小农无力支付的地步。很多情况下，放弃种植粮食作物，转而种植经济作物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在有些地方，农民开始种植高投入、高耗水的甘蔗。在一个电价上涨的时代里，这有些不可思议。当地民主政权的不断萎缩更加深了这种混乱。”

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断地向工业转移,使印度农业陷入了危机。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政府不愿对本国的棉花进行一定的关税保护。在计划经济时代，棉花被称为印度的“白色黄金”。原来主要在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广泛种植，绿色革命之后，哈里亚纳邦(Haryana)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棉花。那个时候，哪怕只有五公顷土地的农民，仅仅靠种棉花就能一夜暴富。当时印度限制进口棉花，特别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实施了垄断采购计划，使棉花价格居高不下。

印度加入WTO以后，作为当初入世的承诺之一，印度在2000年就取消了对原棉进口的配额限制，棉花从此风光不在。从九十年代开始，棉农就面临着农业资料价格上涨的困境，而取消了进口限制之后，他们还必须承担原棉无限制进口带来的压力。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也被迫降低棉花的采购价格，在2000到2004年间，棉花的采购价格下降了43%。面对困境，棉农只能寄希望于棉花产量的上升。他们开始增加棉花的灌溉，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开始用转基因的种子，购置新的机械，以提高棉花的产量。

赛纳斯仅仅用了一段话就描写出了印度农民的愤懑和绝望。

姆撒帕里（Musampally）村拥有的水井数量比人口数量还多。这个村庄位于纳尔贡达（Nalgonda）地区，只有两千公顷可耕种土地。那里却有6000口井，是它的人口数量的两倍。但是85%的水井已经抽不出水了，剩下的水井的水量也在下降。疯狂的找水行动使这个曾经富裕的村庄陷入了破产。在安得拉邦，因为缺水而导致的农民自杀案件占到所有自杀案件的大多数。这些自杀的农民都背有巨额的债务。他们借的钱有一大部分都用在打井找水上。他们贷款的利率在36%以上。最近发生自杀案件的12个家庭，投资了52口井。其中有4到5口井打不出了水。他们花了大概80万卢比，但这还不包括购置水泵的费用[2]。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2002年到2007年间，棉花的每公顷产量增长超过一倍，这与其他农作物的产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的棉农做到了近乎不可能做到的事，但他们却不得不直接面对中间人的盘剥，以及残酷的经济现实状况。对需求缺少弹性的产品而言，生产越多意味着每单位的损失越大。印度国内的棉花需求已经变得特别缺少弹性了，加之出口方面的考虑，印度国内的纺织工厂就转而生产更多品种的棉织产品以供出口。他们开始采用更多不同种类的棉花，尤其是长绒棉，而这种棉花大部分要靠进口。2004年，印度纺织业需要的原棉三分之二来自国外。但是最猛烈的冲击却来自政府。以前印度对进口原棉课以90%的重税，但根据WTO关税协议，2003年，原棉的关税降到了5%。原因显而易见，印度国内的纺织业反对高关税，因为高关税会增加它们的生产成本。2004年，正如资本主义一贯所做的那样，印度的工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支配了政府。所以，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棉花种植区发生的农民自杀案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放弃对进口农产品的保护不仅仅局限于棉花，但其他国家不仅没有这样做，还理直气壮地对农产品出口给予补贴。从2000年以来，当印度将最后一条对农业进口的数量限制取消后，政府不仅将关税降到限定税率一下，还准备让它们更低。只有一种重要农作物—大豆油，在印度与WTO签署协议后仍被完全保护。棉花的这个例子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印度拒绝保护棉农，而此时美国却给予棉农130亿美元的补贴。美国的棉花几乎全部用于出口[3]。

贫民的回应

印度的农民越来越穷，早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他们已经开始醒悟到，从事农业工作已经越来越不能养家糊口。但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他们却对自己的国家拥有令人感动的信心。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将五到十四岁的孩子送到学校，而不是让他们到稻田里和父母一样辛苦地工作。在1994到2000年，印度的农业劳动力首次出现了下降。 女人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她们开始领悟到，她们的孩子在长大以后应该在农业之外的领域寻找工作。为了能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避开国立学校，转而选择私人学校，每月缴费40到150卢布（约合1-3美元）。那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还可以学英语。为了有足够的钱缴学费，他们开始储蓄，有的人还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储蓄。一部分人选择了少生孩子。让人口统计学家吃惊的是，在九十年代，出生率不仅在妇女读写能力高的邦下降了，在妇女读写能力低的邦也在下降。当调查人员问这些邦的妇女，为什么她们选择少生孩子时，她们的回答是，那样能给现在的孩子更好的生存机会。

幸运的是，她们有工作可做。到2000年，五年的经济衰退结束了，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还超过了8%，在接下去的五年里也没有跌到9%以下。衰退结束后的那三年，足以将非农业领域的就业往上推了一把，1999年到2005年，非农就业每年增长了4.7%。所以，大部分的劳动力都能找到工作。但是，这些新增加的工作机会都来自没有行会保护和非正式的部门，在那里，工人无法在生病，失业，事故以及伤残或年老时得到保障。更糟糕的是，其中一半人数的工人并非直接为雇主工作，而是通过人力资源承包商，因而他们的工资也被分走了一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缺陷是，对孕妇和哺乳母亲也没有福利。印度92%以上的女性工人是在没有行会组织保护的部门工作。当她们怀孕而不得不停止工作时，她们就会失业，此时正是她们的身体最需要增加营养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35%发育不正常的儿童来自于印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入无行会保护的非农业领域的劳工潮，已经大大加深了这个国家本来就很大的贫富差距。找工作的压力如此之大，雇主甚至可以在有行会组织的行业里也降低实际工资水平。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发现，在1999到2005年里，只有在无行业组织的部门工作的城市男性才能维持其实际工资水平。其他类别的工人，无论是城市女性还是农村男女都经历了实际的工资下降。

    自从改革开始以来，来自求职者的压力，使有行业组织保护的部门的雇主们实际上得到了提高生产力的好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有行业组织保护的部门，工资比例在30%左右波动，但是在2003年至2004年之前，这个比例减小到原来的一半。结果，在2003年至2004年的前三年里，该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比1995到1996年的前三年的平均工资还低11%。这些发生在有行业组织保护的部门的工人的生产力，比无行业组织的部门的工人生产力提高了三到七倍的时期里。但他们却没有分享到任何收益。

以上所描述的发展，给印度的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短短的十五年里，他们扬弃了很多残留的传统态度和价值观。主要的后果是遗留下来的宿命论，和一种在困难时期愿意依靠大家族的慷慨的意愿。人类学家已经警告过，大家族在来自人口增加和雄心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正在分解。今天，人们想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比他们以前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而且也更加担心，当他们老了，不能工作的时候，谁可以照顾他们的孩子。他们也不接受政府以发展的名义进行剥夺与征用，那样的事情，他们的前辈在国家独立的早期已经历过。因此，社会中存在着张力以及古老的印度还没经历过的潜在冲突。

    在此背景之下，新的冲突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些不断增加的的冲突中，主要一个是发生在新兴的激进的资本家阶层与穷人中的穷人之间。这些资本家与农村残留下来的中间阶层联手，他们是当地的官僚，警察，政客，富裕农民，以及当地那些并未受到取消工业和贸易控制的影响的承包商和贸易商。而那些最穷的人则包括贫瘠土地的所有者，佃农，没有土地的工人，以及那些在印度中部及东北部富有矿产和森林资源地区的部落人群。使印度的未来变得更加不安全的是，中央政府扮演仲裁者角色的能力，在困境中作出决策的能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解决问题而采取强制性行动的能力。

中央权力的垮塌

最让人震惊的一点是，联邦政府在建立和执行国家政策方面失去了控制。其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印度民主的机构性缺陷，这一缺陷在八十年代末国大党失去了在政治体系的主导地位后，才逐渐显示出来。在1984年到1989年掌权的拉吉夫·甘地政府，成为了最后一个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党派撑腰的中央政府。

当国大党在纳拉辛哈·拉奥领导下重新掌权时，在议会还差58个席位才能达到绝对多数，国大党不得不依靠补缺选举和小党派的支持来维持执政地位。但是国大党的衰落，并没有导致其他党派的兴起。反而，“多数党民主”让位于不断变动的不稳定的政治同盟，而同盟成员间的利益冲突严重削弱了政府指导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能力。

理论上来说，联盟本应只是一种过渡现象。印度已经采用了“简单多数制”选举系统，遵循的是“票数领先者取胜”原则。按投票的份额，最大的党赢得的席位数被放大，而票数份额较小的党派赢得席位也相应较少。这样一来，小党派本应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以争取扩大投票份额，分到更多有效的权力话语权。这样两党制就产生了，或者说是由两个稳定联合的党派构成的两极体系。但是，这不仅在印度没有发生，而且也不会发生。

“简单多数制”源于英国，英国是只有一个立法体系的统一国家。像美国一样，印度在联邦体系下采纳这种方式。经历了十四次大选，“简单多数制”在这个国家的国家立法体系中，创造出了两个稳定的政党，或者说，两个稳定的联合体。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又让小党派在中央增加了多样性。那些根基良好的党派，已经可以将投票权转变成在人民院（Lok Sabha，即下院）所拥有虽不多但很稳定的席位数。所以在1999年的议会选举中，不少于63个党派加入了又一轮竞争。“简单多数制”在联邦民主制中结出了与在统一制中不同的结果，那正是因为它在两种体制中的运作是一样的。在美国，这种现象被隐藏起来了，那是因为在美国，这个最大的联邦政体只需要选出一个总统。但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组织都比较松散，国会众、参两院中不断地交叉投票，反映了参议员和众议员可以依靠他们所属州的支持，在华盛顿体现出各自政党的意志。

在最大党派必须寻求支持，但又不能为改变政策而威胁其他小党派的联合体里，联盟实际上是非常薄弱的。在印度，联邦政府建立一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能力，在1971年中央政府选举和邦政府选举分离以后，被进一步削弱了[4]。随着国大党在七十和八十年代逐步失去对邦议会的控制，短命的联合政府开始掌权，邦立法院选举的时机也开始变得飘忽不定。不久之后，选举不时在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进行。新德里的联盟政府的所有成员，一年四季都在承受选举政治的压力。这对维持联盟在政治事务上的一致性带来了很多困难。

 

邦政府重新启动工业化

  正如发生在1981-1983年中国的情况一样，经济改革伴随着中央政府迅速削弱，这样的巧合已经将启动工业投资的权力，大部分转移到了邦政府。在1991年改革之前，虽然工业是每个邦的主题，然而在联邦政府主导的五年计划中，大宗投资有效地分散了各邦对于工业投资的控制。工业许可制、反垄断和外汇管制等立法，已经在1949年至1974年间通过并生效，私人投资者要满足的条件仍然很多，这就给了新德里对所有的公有和私有投资的全部控制权。

    这些法律的撤销或是大幅度的放宽，使私人投资者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也迅速意识到，在没有邦政府的积极支持下，他们什么也做不了。邦政府控制了他们对土地（购买5公顷以上的土地必须获得邦政府的批准和对于土地使用的变更），能源，以及对于交通系统的使用权。但他们在与邦政府交涉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谈判筹码，如果一个邦不准备去接受其要求，那他们就会威胁说要将项目转移到其他邦去做。还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一样，金钱迅速地巩固了大公司和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后者（邦政府）已经从反对大型企业转变为在制定邦的发展计划中与其结成同盟。

经济特区：走中国特色道路？

正如在1988至1992年间发生在中国的情形一样，这种联系再次显现出来。邦政府把联邦政府支持以中国为范本建立经济特区的好意，转变成攫取土地以满足个人利益的行为。仿照中国模式建立经济特区，来自前工业和商务部部长姆拉索里玛兰（Murasoli Maran）的一个不成熟想法，他在2000年3月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进出口政策中宣布了它。然而，这一想法却是由玛兰的继任者卡玛尔纳斯（Kamal Nath）执行的。纳斯声称经济特区将会吸引25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在三年内创造50万个就业岗位。中央最初的评估是经济特区可能将占用约145000公顷的土地。出乎意料的是，邦政府以每天一个经济特区的速度在建设，并已经拨出了50万公顷土地！一哄而上的过程中，他们修改了联邦政府为征用土地而制定的指导方针。联邦规定，各邦只限购置贫瘠或一年一熟的土地，而一年两熟的土地，不能超过征用土地总量的10%。但是政客和经济特区发展商之间的纽带，导致了基础农地也被划入征地范围。这些土地无疑会成被企业家们选择，而邦政府则扮演着负面的促进者的角色[5]。

邦政府某些官员和经济特区发展商的紧密关系，可从下面这件事上反映浮现出来。2006年11月3日，印度公牛基础设施有限公司（Indiabulls Infrastructure Company Limited），一家金融服务公司新成立的子公司，声称他们已获得了在孟买南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许可批准，邀请有意向的买家联系他们。这家公司甚至在邦政府还未就收购事宜通知土地所有人，没有支付任何土地赔偿，也没有谈及土地补偿金是否可以接受，甚至邦政府也还没有得到联邦政府对项目的许可就这么做了。 “印度牛”公司的坚信在这些方面不会遇到问题的极度自信，反映出其对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在谈判筹码上比该邦政府更有优势[6]。

非平衡增长

工业投资控制从中央转移到各个邦的另一个迹象，是联邦关于建立两个“工业走廊”计划的声明。2007年8月，联邦政府内阁原则上批准了该计划，第一个项目是建一条长达1483公里、巨大的连接德里和孟买的工业走廊。这个项目将与日本合作开发，预算投入1000亿美元的资金。第二个项目是连接金奈（Chennai）和班加罗尔（Bangalore）的工业走廊，预计将吸引50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与改革前以及早期改革阶段的那些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的作用主要是使这些项目合法化，并打开其在金融机构融资的大门，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理论上，德里-孟买工业走廊会推动六个邦的工业发展[7]。但是，大部分投资将集中在已经高度工业化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以及首都新德里附近。任何期望中央会让所有邦从中平等获益的幻想，都被纳兰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否定了。作为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他早在2007年12月参加邦部长会议竞选时，就声称该投资的三分之一将会投到古吉拉特邦。

    先前关于投资计划的声明，和这个项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实际上，工业走廊这个概念，已经成了工业巨头、房地产商和邦政府的梦想的混合物了，特别是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卡纳塔卡邦和德里更热衷于此。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古吉拉特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该邦宣布已经邀请和接受建设磁悬浮铁路的投标，而且要建的不是一条，居然是六条进入和环绕孟买的磁悬浮铁路，总里程超过200公里。根据上海磁悬浮铁路的造价估计，这些铁路成本约80-100亿欧元。这相当于印度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11万公里铁路系统总投资预算的四分之三。马哈拉施特拉邦并没有咨询过中央计划委员会，甚至在宣布这个计划之前并没有去寻求联邦政府的认可。

    如果资金的投入全部是外来资金，那么这么多钱都集中投放在该国的一小部分地区也无关紧要。与中国不同的是，合资公司的投资中，有一半是来自境外，在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中，外来资金直接投入的部分可能会低到只占六分之一。差额是靠在印度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或举债来筹集，因此，中央的软弱给了那些进取而且发展更好的邦抢先占用国家积蓄的机会。

   由于盈利能力已成为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全国各地区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增长率为12%-14%，而比哈尔邦（Bihar）, 奥里萨邦（Orissa）, 贾坎德邦（Jharkhand）, 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和东北部各邦的增长率却只有3%-4%。因此古吉拉特邦的人均收入是比哈尔邦人均收入的三倍还多。卡纳塔克邦, 泰米尔纳德邦, 安得拉邦, 旁遮普邦, 哈里亚纳邦（Haryana）和德里这六个地区的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国内其他地区，包括人口最多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中央邦（Madhya Pradesh）两个邦在内，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个日益增大的差距，对于印度的统一带来的长期威胁是不可低估的。

资本主义精神的胜利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受害者，应该是那些在五六十年代，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而付出努力的穷人们。他们的位置逐渐被那些自我标榜财务成功和有道德的人，那些对于穷人投诉缺乏耐心，以及那些只站在自身立场说话的人所替代。媒体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不过是以庆祝而非批评的角度切入的，他们会定期报道财富榜单上印度富人的数量。另外，印度或国外公司为管理学院毕业生提供的最高起薪，往往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这引发了各个管理学院间的相互攀比。

管理学院充分认识到了其学位的市场价值，开始收取与其所提供的教育的成本完全不等的费用。效法美国商学院的做法，希望招收的学生可以向银行贷款来支付学费。

如果富有象征着成功，而成功意味着品德高尚的话，炫耀财富也不再会被看做是恶习。消费主义因此获得了城市中产阶级的青睐。讲求个人节俭的风气，被认为是前几代印度企业家的标志，也全然消失了。并非偶然的是，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放宽了外国直接投资取得在印度单一品牌零售权的规定，这导致了奔驰，宝马，香奈儿，波士，施华洛世奇，万宝龙，路易威登和大部分全球品牌蜂拥而至。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价值400美元的衬衫，150美元以上的领带，价值500美元以上的钢笔，100万美元的汽车，这些都不可避免的推动了印度管理阶层对薪资增加的追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突然缺少管理人才，使得从这个十年开始，经理人的工资每年以双位数的速度增加。

    2007年，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在一次讲话中，提醒企业要抑制工资增长的趋势时，《金融快报》，一家在印度领先的金融日报，发表了一篇新闻分析，指出2006年的薪酬增长了13%，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平均增长了约30%，但是，企业税后利润增长了68%，所以总理没有抱怨的理由。该文作者没有建议当公司被经营得亏损时去减少这家公司经理的工资。因此，在印度的精英们之中，邓小平的格言“致富光荣”深入人心。

毫不奇怪，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在管理者工资从2003年起以两位数增长的同时，有组织的行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却因工会的削弱和工作需求增加带来的压力在停滞或下降。这导致了从1993年到2005年，工资在工业企业净销售收入的比例减少了一半。有组织部门与无组织部门的生产力对比，由1993年的4比1提高到了2004年的7比1，尽管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工资占工业企业净销售收入的比例减半依然发生了。多出来的收益变成了利润和管理者的收入。

从发展到掠夺

 

    印度民主的第三个缺点是，印度宪法的起草人忽略了为有组织的政党的选举及相关政治活动提供经费这样一个法律体系。正如第五章所叙述的，这是一个漏洞，六、七十年代的中间阶层正是利用它，将经济力量转变成了政治权力。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致命的影响，是把国家独立之后早期的尼赫鲁主义的“发展邦”，变成了一个个具有掠夺性的邦，在这些邦里，追求权力的人的目的是损公肥私。

在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大部分的掠夺行为负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印度几乎是邦和中央负有同等的责任。在印度，掠夺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宪法对政党筹款制度的遗漏，就像第九章描述的那样。每一个得到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必须找到进行选举的资金。在改革之前，英迪拉·甘地在1969年将国大党一分为二，打破了持续了七十年之久的与印度商业阶层的联系，这个缺口被自我雇佣的贸易商、制造商和富农填补了。反对党则招募黑帮和强壮男子控制投票站，不让反对其候选人的选民靠近。所有这些，最后都成了政治体系的一部分，都带来了不菲代价。即便最正派的候选人，也必须相方设法偿还他的赞助人支付或借贷给他的选举费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选举的目的也就变成了赚钱。在随后的几十年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个邦越是为了发展而掠夺， 在人民眼中，其合法性失去得越快。合法性的失去使得继任政府寿命缩短，并增加了其成员借使该邦的服务私有化，来获取回扣、佣金和贿赂的诱惑。最终会导致以掠夺为明确目标的利益联盟（即“主仆主义”）。

印度邦政府掠夺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公共分配制度执行的混乱，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穷人，可是最终却沦为那些为市场生产粮食的富农赚钱的工具。2001年夏末，媒体强烈批评了当时的瓦杰帕伊政府。这个政府坐拥六千万吨堆成山的粮食，本来应该用来资助公众，可是在奥利萨邦和全国其他的一些地方，却还有很多人被饿死。面对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政府在议会辩解时，声称问题并不出在中央政府，而出在各个邦政府。中央提供的粮食被直接运输到各个交通枢纽上的“公平交易”商店，以及各个缺少粮食的邦的分配中心。但是各个邦政府并没有提取它们的粮食，再运输到距离并不遥远的其余的配给店去。

为什么邦政府不这样做？为什么中央政府要建六千万吨粮食的库存？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中央政府所采购的粮食作物中，大部分的大米和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的小麦都来自旁遮普和哈里亚纳这两个邦。这两个邦的政府连遵守反经济周期政策的样子活都懒得做了。反经济周期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丰收年的时候市场价格发生大幅下跌，而这两个邦的政府不顾这一政策，无论收成好不好，都逐年提高政府采购的价格。它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在市场中逐年提高粮食作物的最低价，以此来确保农民收入的增加。那些“农民”其实只是那些拥有大量土地，并且拥有大量可销售的粮食作物的农场主。可是，这样高的最低收购价，就意味着在当地市场中，其他农民和一般的农业劳动者，以及乡村地区不断增加的非农业劳动者，在购买粮食时的花费更多，致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这样，一方面是有余粮的邦对粮食的最低价格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缺粮的邦政府，不愿意把中央政府调拨的粮食分配下去，于是成了掠夺的邦政府的例证。

与此相反的情况出现在各个缺粮的邦。由于他们从铁路枢纽领取中央调拨下来的粮食，再运输到自己的仓库和配给店是有成本的，所以更愿意减少从铁路枢纽提取粮食的开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发现了更巧妙的办法，那就是阻拦穷人们去配给店买生活所需的粮食。典型的花招是要求拥有配给卡的农民家庭，必须证明自己是处于贫困线以下，这样他们才有享受更低价格的资格，并且要求每次必须要买一个月的口粮。可是由于这些家庭都是一天一天地赚钱，没有能力一次购买这么多粮食。于是，那些缺粮的邦再把这些根本没有经过分配，本来应属于低于贫困线下的家庭的粮食，再卖回给中央政府[8]。作为政府为公共分配系统采购的粮食，这些粮食没有经过分配就又回到了公共粮食系统中。这是一个经典的掠夺性政府的实例。每个人在其中都获得了利益，执政党获得了利益，在富饶的产量地区的富农获得了利益，甚至是缺粮邦的政府以及公共分配系统中的腐败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利益。只有消费者有损失，其中的穷人可能被饿死。

这样的掠夺行为简直是无孔不入的。中央的政党和邦政府都在争夺在肥料、电力、灌溉、以及国有的公路运输等各个方面的补贴。公共分配制度没有任何改革。邦政府的僵化以及相关的食品部门的官员对于该制度的反对非常强烈，辛格博士的财政部长契丹巴拉姆在2004年宣布，政府的一个目标，是要用新的食品券系统取代目前腐败的配给商店系统。而事实却是，直到2008年，这一设想才被通过，被宣布在一些邦先作试点。

在印度，伪装的慈善也是一种掠夺形式。这指的是对国有企业的所有产品，都不加选择地提供补贴或由国企自行定价，实际上，是把这些企业的损失转嫁给纳税人，也就是那些在主要城市中的中等或者富裕阶层。政府通过这样做来换取选票，以延长掌权时间。在电力系统中，盲目滥用电力补贴的掠夺行为十分猖獗。在那里，中间阶层联手缓缴电费，邦政府和富裕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服务提供者达成了一致，攫取更多的本来属于该邦的税收收入。平均来说，所发的电的五分之一被公然盗用了。邦政府再出售三分之一的发电量给农业资本家，价格只相当于其生产成本的十分之一。很大一部分的电力，实际上是被一些小型工业家和商店老板们消耗了，这些企业因所在地被划分为农业用地，而享受了这一好处。在那里，富裕的农民拥有有空调的农舍，也会消耗大量的电。

     联邦政府当然也没有放过化肥这块肥肉。当瓦杰帕伊政府在新千年开始之际，决定取消对化肥进口的禁令，以履行印度政府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承诺时，政府立即作出了维持对各地生产化肥的高补贴以抑制进口的决定。其结果是大约三分之二的化肥补贴，并没有发到名字定期修改的农民手里，而是落入了那些“镀金”他们的资金成本，来夸大其生产成本的本地制造商的荷包里。因为这样就，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补贴[9]。

五分之二的煤油补贴没有落到需要煤油来生火做饭的农村贫民手里，而是落入了汽油、柴油造假者，以及经营从比哈尔邦和孟加拉邦到尼泊尔和孟加拉的走私者手里。2005年的11月，印度石油公司的督查员曼军纳斯·山穆罕（Manjunath Shanmughan），发现一家生产弯曲汽油泵的工厂主在柴油里掺杂煤油。事发后，他并没有接受巨额的贿赂，而是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他的上级。后来他在汽油泵现场被谋杀了。这件风波之后，新德里的《印度快报》公开了以下事实：

     2005年煤油的成本是每公升10卢比（25美分），而柴油售价是每公升32卢比。通过把400公升煤油混入600公升柴油，经销商就可赚取9468卢比的利润（相当于236美元）。要是他们出售纯柴油，他们会把价格定在每公升509卢比！2005年，德里的一家市场调研和经济预测机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组织出版了一项研究报告。据该组织估计，在该国每年出售的140亿公升煤油中，大约百分之三十九被用于勾兑掺假柴油或者走私到尼泊尔和孟加拉等国，每年为掺假者带来超过了三十亿美元的收入。在2005年到2006年，这已经和该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印度信诚实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的预期税前利润相差不远了。

掠夺性勒索，被错误的当作腐败，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公务员和中央机构官僚的生活方式，回扣几乎出现在每一笔公务员和公民的交易中。对于任何一个私人公司，无论是印度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介入一项哪怕是邦政府只是在外围参与的生意都会变成一个噩梦。每一次的官员更换和政府更替，都要和继任者重新开始谈判，目的是达成新的回扣政策。

不只是项目、政府采购和大企业定期被勒索，对个人的剥削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无论是你想要通水还是通电，想要修理电话或者电路，想要一个建筑许可证或是一张结业证书，是要拿到自己的退休金还是获得退税，或者仅仅只是想得到完税证明，首先必须给相关的小官员支付一点“小费”。

在中国，贪污和索要钱物的链条，已经发展到了囊括了政府机构的每个人，从一把手往下数，都有份参与。跟中国不一样，印度官僚机构已经完全对问责制免疫，他们的行为只会被认定为轻罪或行为不当。印度宪法中的两项规定[10]使得除了已被证明有犯罪行为，其他的错误都不会使公务员被解雇。比方说，如果要起诉一名公务员，因为他的疏忽或者行为不当给原告造成了伤害，像延迟支付工资、办理牌照和许可证等问题，首先都得需要政府放弃豁免权，而这很少会被接受。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公务员会因为没有履行好他的职责，或者完成他的任务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处罚。腐败的官员们不失时机地利用这项免责权利。也因此，在每一个部门，他们还要收取一项“不拖延申请的处理的费用”。

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员与日俱增的贪婪，腐败和需索更加严重。没有人敢挑战掠夺者，甚至没有任何人敢起诉他们。因为这样做，得到补偿的机会太渺茫了，而官僚的报复却是绝对肯定的。印度的民主则创造了一个悖论：人民有权利改变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而在他们绝望中这样做的时候，又有一个规律性，他们都是“反现任职派”。但是，面对官僚主义和经济利益，却又是非常的软弱无力。下面是一首在中国农民中流传的打油诗，用以形容某些腐败的地方干部，也适用于印度的邦和印度人民的关系：

如果把所有干部拉出去枪决，一定有人会被冤枉；如果每隔一人枪决一个，一定会有落网之鱼。

武装挑战正在蔓延

官僚和它的同盟者-中间阶层对掠夺的稳步增加，和贫穷阶层通过合法权益途径无力解决问题，可以解释上文中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武装挑战在印度迅速的传播扩散到印度全国各邦。关于掠夺主义怎么样促成了暴动，可以用木材走私者和克什米尔武装分子之间的关系来举例。在山脉环绕的克什米尔山谷，那里的土地很稀缺，而且失业率也很高。于是非法砍伐树木，并在夜间偷运木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现金收入的唯一来源。由于砍伐树木的声音可以传播的很远，所以森林守卫总能清楚地知道树木在被盗伐。走私者们要定期支付他们出售木材所得的一半来贿赂关员，买通把守路口的森林守卫、检查的警察等等。仅有的那些他们没有被敲诈勒索的年份是从1990到2005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山上驻满了武装分子。也因为这个原因，武装分子会定期得到接济，并且常常得到贫困村庄的支持。2005年山区恢复和平后，根据印度和阿基斯坦的协议，武装分子撤离了这个地区，这使得当地的村民又陷入了警察和森林官员的魔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