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是人类文明的规律性现象，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现象。当人类经济活动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出现了社会交换，促进了社会分工、区域分工。这个时候，作为交易中心地理标志的城镇出现了。可以说，城镇的出现是乡村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同时，城镇的出现又反过来激活了乡村经济，促进了乡村发展。100多年前恩格斯说过，250万人集中于伦敦，使每个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城镇化发展，无疑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也是其强大的动力。但是，在工业化之前，生产力不发达，以传统农业为基础，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循环经济，人口迁徙、要素流动的范围非常有限。就业以及生老病死等几乎都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由家庭保障就可以满足需要。总的来说，起先的时候，城镇与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协调发展。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城乡是协调发展。只是到了后来，大约也就是在300年前，科技进步引爆工业革命，人类进步突然加速，人类迈入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她迅猛冲击传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由此出现了“四个替代”，即市场经济替代了自给自足经济，现代经济替代了传统经济，工业文明替代了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取代了乡村文明。从此，人类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跌宕起伏，波澜不断。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同胞兄弟。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则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工业化推动城镇与乡村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工业化时期城乡关系史的分水岭，也是城乡关系研究的重点。考察城乡关系历史有四个基本维度，即城乡人口关系，生产要素关系、社会保障关系以及收入关系。从这四个维度考察，迄今为止，人类城乡关系的历史，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关系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合起来讲，人类城乡关系史可以简略划分为五个时期：（1）前工业化时期。以乡村人口为主，生产要素在较小范围、较低层次自由流动，生活保障以家庭为主，城镇与乡村差距不大，界限模糊，城乡互为依靠，协调发展。（2）工业化初期。西欧文艺复兴后，科技发现、科技发明不断引爆工业革命。这场科技革命引爆的工业革命，首先在工业领域爆发，工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城镇经济迅猛崛起，进而产生大量需求，对作为原料供给地的乡村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城乡差距扩大，上演“圈地运动”，土地集中，大量人口和劳动力进城，出现工业掠夺农业，城镇盘剥农村现象。（3）工业化中期。工业化成果由城镇向乡村深入推进，乡村现代化改造步伐加快，在工业化、城镇化大部分任务完成后，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大体相等，人口和劳动力进城趋缓，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流动，社会保障进入人们的生活视野，城乡差距收敛，进入城乡互有需要，互有支持时期。（4）工业化后期。工业化、城镇化任务基本完成，城镇人口占据主导地位，人口和劳动力进城减少，生产要素在更高层次跨城乡流动，城乡差距开始缩小，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成为这一时期的发展潮流。（5）后工业化时期。人类社会形态巨变，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形成，出现了人口自由迁徙、要素自由流动、社会保障均衡覆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可见，发展最终不偏向城镇与农村中的任一方。城乡关系似乎又回归原点。世界各国发展水平不同，城乡关系所处的阶段也就不同。

　　中国的城乡关系，有人类城乡关系一般规律的影子，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关系更多的是特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大部分时间里，城乡关系相对稳定，以渐变为主。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过程曲折，经历过朝代更替，战乱动荡，以及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有迟滞延缓时期的时期，也有加速发展的时期。这使得中国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关系很别致。特别是新中国的城乡关系，更是波澜壮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关系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主要由“无形的手”牵引，那么20世纪中国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关系，则是以“有形的手”为主导，主要是“有形之手”牵引。在国外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则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二元治理结构。中国工业化时期的城乡差距之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有形之手”的结果。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工业化在战乱动荡中进行，一些沿海中心城市崛起，兴盛繁荣，紫醉金迷，一派盛世景象，大部分地方农村枯萎凋零，妻离子散，一片凄惨景象。20世纪的旧中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严重失衡，更加剧烈了战乱动荡。也许正因为这样，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并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方略，最终实现彻底胜利，革命成功，执掌政权。新中国60年是中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城乡关系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简单回顾60年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轨迹，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城乡关系走出非同寻常的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乡自由发展阶段（1949-1953年）。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革命成功。在取得政权后，迅速割断了资本家利用“无形之手”盘剥农民的渠道，“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农民成为土地的生产者、经营者，是农民支持革命得来的成果。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产品增加，市场供应相对充足。这一时期，中国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之中，以乡村人口为主，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以家庭保障为主。法律保护家庭财产权利，人口和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农民进城和城市人口下乡都不受限制。

　　第二阶段：构建二元，城乡分立，以农支工阶段（1953-1958年）。国家开始推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这对农业发展提出新要求。工业投资需求过旺，农产品供应趋紧，市场价格上涨。加上一部分农民出卖分得的土地，乡村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国家为了增加工业化资本积累，开始限制农产品涨价，并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并经由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开始还有“自愿”的味道，后来则完全“强制”，共产风、平调风接连不断，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极大损害。与之相适应，单位制度、统购统销、票证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应运而生，从此人为修筑起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受到限制，农民进城的路子被堵，以致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彻底禁止。这一时期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剧烈变革，对后世发展影响极大的时期。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建立，不仅决定了中国城乡分立，而且也决定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分立，这就是后来中国城镇化远远落后与工业化进程的体制根源。

　　第三阶段：强化二元，城乡对立，城镇掠夺农村阶段（1958-1978年）。城乡二元结构确立后，禁锢了城乡人口和生产要素，尤其是票证制度让农民进城转一转都难以实现。“剪刀差”替代了“中间盘剥”，成为工农、城乡利益的“转换器”。根据有关资料，这一时期通过“剪刀差”从农村剪除6000-8000亿到城镇，城乡差距扩大到新阶段，并从收入差距扩大到其他社会领域。农产品供应必然全面吃紧，交售“爱国粮”、“爱国棉”、“爱国蛋”、“爱国猪”成为政治任务。各种票证身价上升，但却严重消减了农民利益，束缚了农民手脚，灭失了创造热情。城乡居民都有突破二元制度束缚、恢复人口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内在冲动，这种冲动传导发酵，进而引发“两条路线”斗争。并且“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由此，中国的“社教”、“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轰轰烈烈，政治手段成为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超经济力量。考虑到政治力量实在难以为继，国家不得不调整农村所有制形式，由人民公社一级所有，调整为“三级所有，对为基础”，并为农户划分了“自留地”。这一时期，社会保障实行“单位化”，有单位就有保障，好单位就好保障。农民的保障也就只能“家庭化”、“公社化”。毕竟，乡村与城镇难以彻底分割，城镇有来自农村的“临时工”，社队有“副业工”，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有“社队企业”。长期的城乡分离，农民就业状况已经非常严峻。大量农村人口拥挤在狭窄的土地上，成为隐蔽失业人口，一半农村劳动力是剩余劳动力，急需要转移就业。1978年二三产业已经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0%，但农业人口仍然占到80%，农民收入仍然以农业为主。这一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第四阶段：解冻二元，城乡互动，各有支持阶段（1978-2002年）。1978年中国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家庭为单元，土地按人口均包。这一时期，出现了“若干个替代”，即乡镇政府替代了“人民公社”，“村委会”替代了“生产大队”，“村民小组”替代了“生产队”，“村民”替代了“社员”，“乡镇企业”替代了“社队企业”。重新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户，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产品大幅度增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市场供应持续改善，并实现由“短缺”向“有余”的历史性跨越。统购统销体制、票证制度先后解体，农产品价格放开，人口流动解禁，引入市场机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农村劳动力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万元户、盲流、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先后成为中国的流行语。从开始限制农民进城，到后来放开农民进城，再到后来鼓励农民进城。中国农民迈入大步进城的新时代，每个建筑工地，每座高楼大厦都有农民工的身影。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超过1亿人。农民进城大幅度增加城镇常住人口，加速了中国城镇化步伐，2002年全国城市达到655座，城镇超过2万座。国家接手“单位化”解体之后的公共服务，建立起面向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农民在城市落户非常困难，遭遇冷眼、被歧视，更是“家常便饭”。大多数城市处于城镇化的初级发展阶段，尤其是小城镇发育不充分，人口和产业承载能力不足。这一时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最迅速的时期，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最迅速时期，其中市场力量发挥了巨大作用。农民收入由以农业收入为主向以非农收入为主转变。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由“公社化”的公共服务也随之解体，道路交通、基本农田建设、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全部由家庭承担，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服务“缺位”，农村基础设施损毁失修，公共服务家庭化，农民负担沉重，社会面貌不振。大部分纯农业户破产，依靠非农就业贴补家用。这一时期，农村存在“一个不充分”、“一个不到位”。“一个不充分”即市场化不充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不彻底，土地等要素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纠结不清，城镇建设单一依靠政府力量，市场无法有效运作。“一个不到位”即政府职能不到位。政府没有及时接手人民公社解体后遗留下来的问题。正是这一时期，造就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城乡景观和“农民用自己的血汗浇灌城市的花园”的人文景象。

　　第五阶段：破解二元，统筹城乡，以城带乡阶段（2002-2008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以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全面启航。连续5年出台一号文件，公共财政支出向农村公共领域倾斜。免除农业税，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免费义务教育，在城镇已经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在农村建立起针对农民的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住房保障制度等，这是中国社会进步取得的巨大成就。农产品持续大幅度增长，粮食连续多年丰收，农民收入增长提速，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开始改善。农民对工业化的多种贡献得到全面认可，在推进工业化基础上，城镇化加力提速，农民进城落户有所松动，新生代农民工、新市民的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城市和城镇数量扩张的趋势有所收敛，城镇质量有所提升，但城镇化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特别是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城镇发展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在此期间，还形成了新的城乡二元结构。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力量最大，农民的实惠最多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但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到扩大幅度收缩的趋势。农民非农就业持续增加，收入中的非农收入占到“大头”。

　　第六阶段：破除二元，制度创新，互利共赢，构建新型城乡关系（2008年之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我国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必须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最后阶段，但全国还有3亿农民需要进城。各地相继出台推进有条件农民进城落户措施，并探索实行居住证制度。土地改革、户籍改革、社保改革、财金改革、流通改革“五项改革”进入“深水区”，规划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社会管理“六个一体化”建设摆上重要工作日程。这表明中国将全面进入“四新”时代，即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创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时代。

　　当前，中国城乡关系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1）同地不同权。与国有土地相比，集体土地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同样的土地不同的权利。并由此导致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流动。（2）同城不同籍。农民进城居住，自食其力，务工经商，却得不到“市民待遇”。同在一个城市，却是不同的身份待遇。人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3）同居不同保。城是城、乡是乡。针对城乡居民，设置不同社会保障办法，面对城乡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异。（4）同难不同济。因户籍不同，同样的困难状况，得到的社会救济差别很大，农村的要差一等。越是穷人越是得到的救济少。（5）同命不同价。在各种死亡事故赔偿中，尤其是交通事故赔偿中，农业人口得到的远少于城镇户口。如此等等。城乡二元思维定势影响难以消除，人们常常坠入“二元陷阱”。按照中央部署，基本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大概还需要10年时间。

　　前工业化时期，虽然人口迁徙和要素流动并无制度障碍，但受生产力约束，城乡人口迁徙范围不大，规模较小，层次不高，生产要素相对简单且流动范围、规模和层次非常有限。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经过大工业、大流通、大市场、大分工，以及社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洗礼，在新型城乡关系中，阻碍生产发展的制度因素基本消除，人口在更大范围、更高层自由迁徙，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自由流动，社会保障充分发展，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

　　从以上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测量指标。从城乡关系状况可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同时，通过构建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城乡关系，也可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只是人类城乡关系中的一个小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