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任志强先生的《中国现在不能实行民主 因为是亲儿子所以敢说》，文中指出“批评政府是‘忠诚性反对’”，笔者非常赞成任先生的意见。

　　如果我们以对忠诚的强调和对于背叛的容忍，来评价一个党治国家和一个民主国家的生命力，我们会发现，任何体製，都无法接受来自于体制内部的任何“背叛”或来自体制外部的任何“挑战”。而任何一个民主政体，从来没有也无需刻意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忠诚”。反而我们可以说，民主政体恰恰是一个充满了“背叛”和“反对”的体制。如果我们将所有国民（同志）在意识形态上的“忠诚”看作一个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那么事实上每一个老百姓关于“效忠”的意思表示是永不可撤回的。那么“忠诚”就成为了你一生中的重负，你甚至还替你的子子孙孙在一份思想的“效忠书”上按下了手印。正如多恩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提出的那个着名的“政治市场”观点，民主政体下的政党在政治的市场上追逐选票的最大化，就类似于经济市场上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的企业家。而一家手机生产商是不会哀怨的指责那些喜新厌旧的老客户的。

　　萨利托在谈到第叁世界国家实行民主时指出，在这些国家实现民主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世俗化”，一个是“对政治的驯服”。所谓世俗化，就是“神的王国与凯撒的王国”的分离，即价值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而这一点又是对政治的驯服的前提。而在现代，政治被认為是第二性的，是消极的。现代政治的出发点“不是关于完美社会的抽象理想，而是现时的况境”。在世俗化的和被驯服的政治之下，政治领域内的“忠诚”，就仅仅局限于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对于自身职责和对于法治秩序的法定责任。忠诚这个词，不再指向思想，不再指向普通的公民。而退回了个人道德的范围和属于私法领域的契约当中。

　　民主社会的公民权必须能够参与、保有谦恭与耐心---行使权利与责任。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曾注意到：“民主常被认知为多数人的规则，也有愈来愈多人将权利视为个人私有的资产…但这都是对权利与民主的错误认知”。民主要能成功，公民必须积极而非被动地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政府的成败之责在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责任。由人民选出并需对人民负责的民主政府，需保护个人的权利、让民主政体下的人民能善尽公民义务与责任，进而强化巩固整个社会。

　　依据学者戴安娜瑞维兹（Diane Ravitch）的说法：“民主是一个过程，一种生活与工作结合的方式。它是与时俱进而非静止不动的。它需要所有公民发挥合作、妥协、包容的精神。实行民主十分艰难、并不容易。自由也是一种责任，并非拥有摆脱责任的自由”。善尽此责任需要积极参与组织事务，或追求特定的社群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达到真正的民主，需要拥有一种态度、愿意相信那些和你不同的人，也拥有一样的权利。俞可平先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和《让民主造福中国》出版后在国内外取得重大反响。他看好中国经济在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及其前景，却不因此而陶醉；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有着许多可取之处，却没有把中国经济成功鼓吹为可供他国模仿的“中国模式”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 ；看到了中国存在着的大量的问题，却不因此气馁；对“颜色革命”有着很大的警惕，但却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和对政治改革的呼喊。俞可平先生的身上有着二十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极难生存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气质。他由衷地反对任何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把增量性民主发展看作是中国社会的理想方向。

　　忠者，赤胆忠心、忠贞不渝；诚者，尽心尽力，真诚实在。在当今变动频繁、变化莫测的社会中，大家的价值观和想法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是心知肚明，但许多人并不愿意指出，也不愿意多说。要想使社会和经济不断取得更长足的进步，就要不断反思，不断地寻找新的出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忠诚”，而不敢说实话，那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极度虚假状态。真正的“忠诚”是说真话，办实事，我们要提倡积极的“忠诚性反对”，促进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参考资料：

　　1、中国现在不能实行民主 因为是亲儿子所以敢说

　　2、民主转型，如何可能？

　　3、民主的权利和责任

　　4、王 怡：超越党治国家：忠诚与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