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武当沧浪之行考
杨洪林
伟大的诗人屈原曾到过汉北,已为世所公认.但屈原到过汉北的具体地理方位却鲜为人知,而且对他来汉北的原因、目的以及对创作的影响也较少论及。这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理解产生了一定的障碍。本文拟就屈原汉北之行的具体地理方位、历史缘由，主观原因，诗歌创作的影响作一钩沉、考证、论述，籍此与同仁商榷。
一、屈原汉北之行的地理方位是在武当沧浪
屈原远游汉北之事，司马迁《屈原列传》中没有记载，因而曾有论者否认屈原到过汉北。经蒋骥、郭沫若、姜亮夫、蒋天枢、胡念贻
屈原在诗作《抽思》中明确地表述他的确有过汉北之行。“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汉北”二字是作者以鸟自喻所到之处的确指，它排除了对其所到之处的其他设想和臆断。又云：“惟郢路之辽远兮……南指月与列星”，他思念遥远南方的郢都甚切“魂一夕而九逝”，不禁“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虽“牉独处此异域”而心系楚国社稷的忧愤心情。《思美人》同《抽思》所抒发的情怀是一脉相承的，当是到汉北这同一时期的作品，诗云：“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緟黄以为期……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也明确表示作者处于此境。《尚书·禹贡》所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水经》记载，汉水“又东南，经江夏云杜县东。夏水从西来注之。”所以汉水之南段又称夏水。可以看出屈原《思美人》所记嶓冢山位于楚之西北，乃汉水的源头；欲将去愉游的夏水乃汉水下游的异名，位于东南边，因而屈原当时必在汉北无疑。
论证了屈原确实到过汉北，还不是问题的彻底解答，汉北地域辽阔，具体在何处久驻，诸多论者皆曰“地名不详”。这是尚未揭晓的秘密但又必须考察清楚的问题。胡念贻在《楚辞选注及考证》中认为“汉北：汉水之北，约当湖北郧阳、襄阳一带。”这仍然是个大概的估计而非确指。《抽思》中有“低徊夷犹，宿北姑兮”的记载，那么“北姑”在什么地方呢？北姑与古“百濮”相关，北和百在上古同属帮母，为同音字互转；姑与濮在上古同为鱼部，属谐音互转；百濮亦可读或写作北姑。《春秋释例》云：“各以邑落自聚，古称百濮”。北姑当为“百濮”所居之地。百濮属古原始部落群，本系随周武王伐纣的八个部落之一，周初位于麇国（今郧县）至邓国（今襄樊市樊城西北十余里）的汉水、丹水流域。《史纪·楚世家》记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此所谓“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楚立国后不断掠取濮人的领地，奴役濮民。
自东周以后，诸侯兼并激烈，濮族由于部落组织松散，以渔猎和半农耕半游牧为主的混合经济生活，还没有形成巩固的部族国家。这种社会结构形式，自然抵挡不住强国的压力。濮人主要是被邻居楚国所逼，因周成王时，楚人居于商县的楚山，不断向濮地扩大地盘。濮人便只好沿着丹水迁至汉水之南的武当山荆山一带[1]。
百濮被逼处武当山一带深怀失土之恨，一度追随庸国（今竹山县）、穈国（今郧县）乘楚国发生饥荒而攻楚，楚人伐庸，濮人不战而退[2]。楚平王时，曾“为舟师以伐濮”[3]。濮人所居武当山区临汉水之地为“北姑”，因而，屈原把居于汉北武当沧浪水畔记作“宿北姑”。在今郧县以东临汉水的地方有一条河，名为“卜家河”，居者多为卜姓。“濮”、“卜”为同族字，可通用，足可证明这里是古百濮人的故土。由此可证，“北姑”确为武当山沧浪一带的地名。
《抽思》中屈原对居所的自然景观作了明确、生动的描绘：“长濑湍流，溯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轸石崴嵬，蹇吾愿兮。超回志度，行隐进兮。”大意是：沿着漫长的浅滩急流，向着汉江深处走去。急视左右而向南行进，聊且以此来娱乐我心。戾裂的山石高高耸立，（见此景物）合乎我的心愿。在山野间迂回超越，记住经过的地方。独自一人行走隐进潜行，没有他人知晓。从自然地貌方面来考察，自丹江口以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一望无垠的江汉平原。缘丹江口以上才有山岭夹江，到了西北武当山一带水域山势格外险峻迂回，方见“轸石崴嵬”的雄奇景观，屈原才可能“超回志度，行隐进兮”。流经武当的汉水《尚书·禹贡》称之为沧浪之水，《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水。……汉水记云：武当县西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也。”历代文人留下了丰富的吟诵武当沧浪山水的诗文。因此，屈原“宿北姑”，“溯江潭”，“狂顾南行，聊以娱心”的确切地理位置理当在武当山沧浪之水滨。
无独有偶，《孟子·离娄上》载孔子路经沧浪，听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司马迁、王逸、王夫之俱认为屈原所作的《渔夫》一诗中，也引载了这支民歌，只不过换为渔夫歌罢了。它负载并传递了这样一个文化信息，即屈原在武当沧浪之时，同孔子一样耳闻了这支蕴涵哲理，楚声楚韵的“沧浪歌”。所不同的是理性精神强烈的思想家孔子听后进行的是抽象思维，悟出的是人生的哲理，而作为诗人的屈原听后展开的是形象思维，创作出的是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而已。孔子、屈原都到过沧浪，聆听了这支“沧浪歌”，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创造发挥。
从上述对屈原远游汉北的地理方位，所睹所记自然地形地貌，关于自已所行所止的描绘，所住地由来的溯源，以及作品中所录“沧浪歌”等多侧面、多角度的历史考察中，完全可以得出屈原过汉北武当沧浪的逻辑结论。
二、屈原武当沧浪之行的历史缘由
关于屈原汉北之行的时间、原因、性质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在时间上或认为怀王时期，或认为顷襄王初年，或认为郢都陷落之后；在性质上或曰放逐，或曰被疏；在原因上或说秦楚联姻，或说黄棘之盟，或说顷襄王亲仇秦，或说郢都陷落发动遗民反秦等等。诸说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因对汉北武当沧浪的战略位置未予以实地考察、分析，对当时秦楚的激烈斗争态势，以及屈原的汉北之行的处境及政治意图缺乏全面探究，所以揭示历史真象，留下一个千古疑案。
我们首先还是从分析研究具体作品入手，审视一下《抽思》，诗中说：“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屈原在这里怀着沉重而又不无怨言的心情，追述他任左徒之时深受怀王的信任，而此刻则被疏远的境况。屈原在政治上主张内修法度，革新图治；外联齐国，合纵抗秦。怀王十年时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王甚任之。”[4]五年后因张仪离间，奸佞谗陷，怀王忠奸不分而疏屈原。楚怀王因贪秦商于之地六百里而绝齐交，被秦戏耍，为之大怒而与秦战，数次兵败，失去汉中等大片国土。怀王十七年又再次起用屈原以恢复齐交。楚囚禁张仪，张仪贿赂靳尚、郑袖而获释。屈原出使齐国归来，进谏怀王追杀张仪却未成。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厚贿楚，怀王贪小利复背齐而合秦。向来主张联齐抗秦的屈原，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排斥，内心异常苦闷，这时便离开郢都来到汉北，时年三十五岁。《抽思》开篇即叹道：“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他为自己报国受阻，遭谗被疏而扼腕长叹，夜不能寐，其愁绪之浓郁，心情之苦闷到了难以排遣的程度。诗中所记，乃是屈原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屈原远行汉北是受谗被疏；还是被放逐；是被惩戒处罚于汉北，还是怀使命于此有所谋求；是短期暂住汉北，还是长期滞留等等，这些问题是应予以进一步探讨的难点、疑点。郭沫若认为：“关于屈原放逐的年代，我的见解和旧时的人不同，我始终认定屈原在怀王时不曾被放逐。”[5]郭老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怀王是个贪小利信谗言的君主，忽而联齐又背齐，忽而和秦又伐秦，政治上出尔反尔波动性大，外交上成为齐秦争取的对象。屈原作为联齐拒秦的代表，显然是深受齐国欢迎的人，怀王欲联齐必依靠屈原，他决不会断然放逐屈原以绝齐国之望，失去在政治上与秦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再者，怀王在政治上与屈原有所约定，“昔君与我成方兮，曰黄昏以为期”[6]所以使屈原进为楚左徒，退而为世袭之职三闾大夫，信任之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候；”[7]疏远之时也不过投闲置散而已，不致于遭到放逐之重罚。由此 观之，屈原到汉北是被疏闲置而不是被放逐。
屈原热爱并欲振兴自己的楚国，他力主抗秦，而此时强秦已夺占汉中之地，上庸六县落于秦国之手，这对于屈原来说是痛心疾首，目不忍睹的残酷现实，屈原虽被疏闲置但仍关心着汉中上庸形势，图谋恢复失地，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来到了汉北的武当山。武当山山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北拒强秦，西挡上庸，南控江汉，东扼丹淅的军事要塞，且设有军事设施以扼守楚之北大门。《通典》载：武当北有古塞城。战国时，楚筑以备秦。据山为城，高峻陡削。
怀王二十四年，在屈原到汉北的沧浪实地考察前线失地敌情，考察民情，乃致于做了大量的发动民众，收复失地的工作以后，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上庸这地又重新成为楚国的版土。可见，屈原的汉北武当沧浪之行，对上庸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是行有所果不虚此行的。
屈原在汉北武当沧浪居住的时间问题，根据这段时间楚国内政局以及与列国的关系来看，大约有五六年之久。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因楚负已反亲秦而兴兵伐楚。怀王二十七年，秦大夫与楚太子决斗，太子杀之逃归于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合兵击楚，杀楚将唐昧，夺取重丘。怀王二十九年，秦又攻楚，大破楚军，楚军死者两万多，楚将景缺被杀。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怀王三十年，秦军又伐楚，陷楚八城。秦昭王送信与楚怀王，约怀王会于武关。因上年楚使太子质于齐，复用了屈原的主张，所以屈原当在此时南归郢都参与议政。怀王惧秦欲赴武关，“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9]可见，四十一岁的屈原这时已回到怀王身边，参与政事了。屈原在汉北长达五六年时间，这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是他走向民众，了解民情，远离郢都，独处异地的时期。
三、武当沧浪之行与屈原的艺术创作
屈原汉北武当沧浪之行，是政治上被疏闲置处于逆境之时，是心情郁闷，忧心报国之际，是怀收复失地之志，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之举。楚国当时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认敌为友的黑暗现实使屈原忧愁幽思，“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使屈原疾痛惨怛，愤怨之极。忧郁、怨愤对诗人的心灵既是一种熬煎、摧损，同时也冶炼了诗人的情感，磨砺了诗人思想的利剑，深化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从而发愤抒情创作出了情感激越，色彩斑斓，想象丰富，纵横驰骋的浪漫主义诗篇。
屈原此行时间漫长，创作甚丰，成就卓著。
这里重点谈一下《天问》。《天问》是一篇形式与内容都很奇特的诗，不属楚歌而为诗体。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通体用问句，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以那种主要以四字为句、四句为节的板滞的格调，而问得参差历落，奇矫活突，毫无板滞的神气，简直可以惊为神工。”[10]《天问》先问宇宙，日月星辰；接问大地，山川草木鸟兽；再问夏代、殷周；最后问楚事直到自己。“那种怀疑的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更单就它替我们保存下来的真实的史料而言，也足抵得过五百篇《尚书》。”郭老对《天问》是推崇备至，评价极高的。《天问》的最后一段有“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两句，前句是自己身居汉北武当沧浪处境的写照，是不能直言的隐情；后句回忆怀王十七年，与秦战于丹、淅大败，伤亡甲士八万，“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11]。这种轻信张仪，受骗后采取冒险的军事行动的作法，是屈原所极力反对的，认为这样轻率的举动楚国的命运必将难以久长。这同《抽思》中的“超回志度，行隐进兮”。“低徊夷犹，宿北姑兮”的心情和行止是一致的。《天问》中所问之事，与屈原汉北之行的所见所闻相关。楚国兴于汉北丹、淅之地，由汉水流域几经迁徙才定于郢都。屈原赴汉北途中目击者了故都、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的壁画中所绘的天地、山川、神灵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特别是到了武当沧浪百濮原始部落的故土之后，耳闻目睹了他们原始古朴而又浪漫的文化，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宇宙天体、大地万物、人类起源演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等艺术素材，对这些素材进行整理和艺术加工，从而创作出了空前而绝后的奇作《天问》。近年在同武当山毗连的神农架发现的被誉为汉民族史诗的《黑暗传》，其内容与《天问》有很多相近之处，与百濮文化存在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黑暗传》中的神话传说，宇宙起源，上古史料又多与《山海经》所载相合。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是南方楚人作品。《中山经》记有“善詈”的山膏。《天问》中有“何兽能言”的问句。肖兵认为“巫山神女、山鬼、神武罗等楚蜀系统人形怪物和神祗很可能便以‘野人’，大猿之类为原型”[12]。“野人”至今还活跃于神农架。武当山人的葬礼中现在还有“招魂”的仪式和歌词。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山海经》、《天问》、《黑暗传》与武当沧浪古百濮文化的联系，屈原从武当沧浪的百濮原始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营养。除《天问》以外，《九歌》、《离骚》、《招魂》等作品，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对百濮原始文化亦有所借鉴，正是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一批伟大的诗赋。《离骚》、《天问》如日月，《九歌》、《抽思》、《思美人》等如群星，光照万世。
屈原的汉北之行，武当沧浪的久居，使他不仅受到了民间文化的熏陶，在艺术上多有借鉴，而且还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他基本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吸取了民歌中的比兴手法，以美、丑之物比喻公正之士和奸佞者辈，以香草比美德，以臭草比败行。把政治性很强的内容，包蕴于丰富、鲜明的形象之中，产生出了言有尽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民歌中多采用驱使神鬼和日月风云，多用寓言的手法，也被屈原借鉴运用，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幻想。汉北之行是屈原政治上受挫折，精神上受打击，甚感忧愤之时，他身临秦楚相争的前沿要塞，目睹民众所受的异国奴役之苦，这使其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对国家进步与社稷安危的关切和对美政、美好情操的讴歌和执着追求，立誓效法“彭咸”以死报国。屈原汉北之行奠定了其作品的基本的艺术格调和思想内容，成为他毕生创作的主格调、主旋律。屈原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论者颇多，容不赘述。总览屈原汉北武当沧浪之行，不但对其为人、为文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真是，壮哉汉北武当沧浪；壮哉，屈子汉北武当沧浪之行。
[参考文献]
[1]《楚辞文化》萧兵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211页。
[2]《左传》文公十九年。
[3]《左传》昭公十九年。
[4][7][9][11]《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5]《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6]《楚辞补注·抽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页。
[8]《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89页。
[10]同[5]，第147页。
[12]《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