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新闻周刊》关于小沈阳的评价本来就不应感到意外，“小沈阳是最低俗的中国人”只是重复了一个常识，因为国内文化界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赵本山和小沈阳的师徒低俗二人转进行过批判。只是美国的批评才比我们有份量，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警醒，对于小沈阳的热捧开始逆转为一片封杀。似乎小沈阳已经丢尽了中国人五千年文化的脸，使我们在美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并且把小沈阳作为我们文化沉沦的罪魁祸首。
赵本山尚未成精，小沈阳也未成圣。师徒二人不论如何大红大紫，都属于俗文化的审丑范围，像所有时代的丑角一样，只不过应合了一个时代的病态心理要求。本来就不是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不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化标识，更不应该有如此多的文化注目。在低俗之路上，小沈阳比他的师傅走得更远，对俗的追求更加淋漓尽致、一览无余。随着哄客和媒体的推动，小沈阳的低俗终于成就了低俗的小沈阳。尽管许多人提出要在各种场合封杀他，但我认为这种棒杀思维比小沈阳的低俗更加危险。对于小沈阳展开文化批判是无可置疑的，不能封杀是基于以下几条理由。
第一，小沈阳的演出是合法的，没有触犯《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小沈阳又是“有身份证的人”，并持有演出证照，手续合法，照章纳税，没有明显的不法行为。小沈阳只是男扮女装、或不男不女，但并不是人妖，没做变性手术。只是化了浓妆、戴了发卡、穿了花格裙子，但并未暴露不合法的敏感部位。虽然在台上蹦蹦跳跳，或让助手拿了板砖跃跃欲试，但也并未像武汉水果湖警察那样打人。与风姐一样，只是坦言了自己所有低俗、无趣味的价值追求，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俗人，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无益也无损于人民的人，但并未拥有任何强制性权力使你接受这一切。何况，低俗并不在法制的框架之内，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只要他的言行没有越过法律的底线，也就不能用任何行政权力去封杀。为什么我们总是不习惯于让伦理、道德和文化问题在伦理、道德与文化的范围内解决，而总愿借助公权力？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是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在台上边走边唱，这一“轻佻”的举动，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媒体开始批判是资产阶级文艺的复辟，有一记者写了内参要求对演员治罪。后来《辽宁日报》为此事专门请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仲夷说：“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讲的？既然我们的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事情过去了近40年，但舆论对于类似事情的判断并没有出现多大的进步，那种骨子里的权力崇拜形成了权力依赖，丝毫不知道这种行为是替权力给自己打造枷锁。
第二、小沈阳的低俗成功不是小沈阳的过错，大众的追捧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应该说，小沈阳与芙蓉姐姐、余秋雨、于丹和凤姐的走红一样，都不符合文化的发展逻辑，因为他们彻底颠覆了审美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小沈阳的走红，暴露了时代与社会的深层文化病态，使这种疾病由潜伏走上了前台。本来，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过程，俗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自己的特征和价值取向。但是，小沈阳的低俗能在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二人独转，是一种颇值得玩味的社会现象。这种病态性的低俗并不是对于经典范式消解的文化自觉，也不是背离道德乌托邦之后对于人性真实的还原，而是一种受经济冲动支配的、实用主义当下为王的对终极价值的逃离。然而，大众的文化价值虚无正是这种丑星灿烂的丰厚土壤，是大众的审美趣味成就了这种千年一遇的灿烂低俗。按道理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为什么大多数人未能在开始抵制这种低俗？这就像一个人直到受到权力伤害之时，还不能明白是自己一直参与了对于权力的喂养和放纵过程。
勒庞说：“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所以《新闻周刊》十分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小沈阳的低俗表现得如此宽容？其实，这不是什么文化宽容，而是价值麻木。文化宽容的标志应该有更多的异端思想出现，但这方面大众的神经反而是紧绷着的。这些年，小沈阳的走红、风姐的招摇自有他们文化产生的合理性，他们产生的社会机理与于丹并无二致，是大众选择的结果。与文革的疯狂一样，是群众迷信的结果，怨不得一个人的号召，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平庸的恶”提供了基础支持。阿伦特说：“人类的邪恶如果被社会接受，社会从一种有意行为变成一种固有的心理物质，人对此无法选择或拒绝，它是从外部强加于他并且加以控制，就像药物控制着有毒瘾的人一样。在将罪同化或改变成恶时，社会否认一切责任，建立起一个宿命世界，使人在其中无法挣脱羁绊。”小沈阳的走红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病得不轻。对小沈阳封杀，则意味着我们已经陷入了由自己制造的更加吊诡和危险的非理性迷津。
第三、小沈阳是文化产业的产物，与真正的文化艺术无关，只可在产业效益与产业合法性范围内进行衡量。在文化艺术的范围内审视小沈阳本身就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对一块土坷垃检测它的含金量，或是要求一头猪的芭蕾舞水平。但是，小沈阳和本山集团是文化产业的成功范例，因为他符合文化产业的生成逻辑和营销规律。在产业范围内，因为是一种速朽的俗文化，所以就不必过于苛求，而产业范围卖的是商品，愿者掏钱，又不是强迫。文化产业首先追求的是利润，生存是它的第一要素。它本身不承担过多的道德功能，也不一定非要进行文化梳理和反思，它只是迎合大众。也就是大众需要什么，它就生产什么，它就销售什么。所以，与其说是小沈阳提供了低俗，不如说是大众向他要求的。如果文化产业中有低俗盛行，则说明是整个社会消费号召的刺激产生的。大众文化产品消费话语权的现代转换，一方面是社会的进步，是文化的解放。一方面是社会中心价值文化的变异，也说明社会主体文化失去了导引和范世功能。这种文化产业领域的低俗化倾向除了产业自身的利益取向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出了问题，产业文化的问题仅仅是次生性的。所以，文化产业范围内的低俗化不是原发性问题，它仅是一种显性的表现形式，根源在于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时代已经是媚俗的，怎么又能怪罪文化产业领域里的低俗呢？何况文化产业属于他律范畴。
历史以来，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媚俗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资本的灵敏嗅觉和向利本性又怎能不趋之若鹜？米兰·昆德拉说：“媚俗是指人的态度，它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成思想。……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渗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文化产业的商业色彩要求它追逐多数原则，因为多数意味着市场收益，当媚俗与低俗成为市场的要求之时，任何资本不会再去向市场销售高雅。所以，在小沈阳的低俗问题上，不存在文化艺术范围的价值衡量，它只是文化市场供需关系的结果。
第四，小沈阳这种低俗文化的存在有助于文化的生态平衡，并以此增强文化的识别能力、批判能力和免疫功能。文化是一个自洽的生态系统，不用借助文化以外的力量便能进行自身调节，从而形成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调整机制。任何外力的介入不但不能随人所愿，还会因为其它力量的干扰破坏了这种生态系统，出现文化生长的扭曲。文化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极为类似，在大自然中，不可能全部消灭了苍蝇、蚊子和老鼠，也不可能只剩下鲜花盛开和蝴蝶翩跹，那样不旦会使生态残缺，同时也将逐渐没有了鲜花和蝴蝶的美丽。文化的生态系统也是如此，高雅文化只能面向经过专业训练的特殊人群，无法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从文化多元共存的生机来看，小沈阳这种低俗文化不仅能为高雅文化提供高雅的动力，还会锻炼高雅文化的批判能力。从文化革新的经验来看，任何一次文化的革新不仅与文化的交流有关，还会与文化内部的异端有关。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考察了人类文明史的形成后发现：“由入侵和移民造成的文化冲突，促进了新观念的传播，打破了原来的桎梏。”
多年以来，文化的批判功能正在丧失，识别能力也在减弱，文化的价值反思和梳理未能满足社会的期待。这次小沈阳的低谷事件正好是文化批判的跃跃欲试。长期以来，除了极少数人拥有文化的判断能力之外，大多数的文化理论不是十足的歌德派，就是躺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宏大叙事规划上锦上添花。当小沈阳的低俗再一次把昏睡的文化惊醒，文化才在这种低俗化的旋流中看到自身面临的危险。当然，对于小沈阳的低俗必须进行文化的批判，但不能成为批判的文化，在他的现实生存区域还要给予宽容。因为批判和否定不是取消，批判是指出他与文化之间的差距和区别，并不是扼杀他的生存权利。批判是真理得以存身的根本，人类的精神与文化追求离不开严肃的文化批判，而小沈阳恰恰是充当了批判的低俗案例，没有他，我们的教案会多么空洞。
表面看来，小沈阳及其当前的一系列低俗化倾向是文化产业和大众审美取向的结果，但实质看来，虽然我们的经济制度逐渐脱离了苏联的计划色彩，而在文化领域一直沿用了苏联的管制模式。小沈阳、凤姐之类，便是这种文化治理模式下进行的一种畸形突围，它本想找到一个飞翔的出口，但一出门未能经得住利益的诱惑，一下子掉进了低俗的泥坑。于是小沈阳们干脆与历史彻底断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与政治完全割裂”，甘愿做一个“最低俗的中国人”。在文化的范围内，确实应该对这种低俗进行价值清算，一味的宽容，会使文化失去了应有的批判能力。但在行政领域，不应该看到有权力之手的介入，因为行政干预的范围仅限于法律的授权。何况，行政干预也是一个知识收集、判断与运用的综合过程，本身存在着有限理性和知识缺陷。美国历史学家塔奇曼说：“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所以，呼吁行政权力对于道德、文化、价值领域的介入不仅是一种奴役心理，还是文化对抗与文化批判能力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