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8月17日到21日，赴玉溪参加“云南诗歌论坛”，这是我在论坛上的发言。
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对话
——在云南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一、
这次诗歌论坛是一次有特色的论坛，它汇集了旧诗和新诗两种诗体的诗人和诗评家们在一起讨论，这是很少见的，在云南似乎是第一次，在全国也很少见。
它又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对话非常需要。这些年来创作旧体诗的人越来越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诗歌自1917年前后新诗诞生，两者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缺少对话与交流。“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方针。新文学是以旧文学的对立物出现的。非常的绝决，五四先驱们甚至不惜以偏激、片面的态度来推动新文学，因为旧文学的力量太强大了，不能不偏激，不能不片面。而这种偏激和片面早在五四刚过去的二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反思了。新诗也从“绝对的自主、绝对的自由”、打破一切格律，到创建自己的“新格律诗”。但新旧诗之间的鸿沟却始终存在。
这种鸿沟存在于新旧文学双方。
写旧体诗的看不起新诗。毛泽东说，要让我读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大洋。
在大学里，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新文学是被老先生们看不上眼的，认为不是“学问”。
新诗人们也看不起写旧体诗，认为早过时了，白话文不可能写好旧体诗。旧体文学的创作从整体上自五四起已经“终结”了，旧文学无法表现现代生活。
但是，旧文学的营养又是每一个中国文化人不可逃避的。
不等于旧体文学已经从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中消失了。写旧体诗，章回小说的还大有人在；新诗人晚年变成旧体诗人的很多，郭沫若是代表。
读旧体诗，从中吸取营养的就更不用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从识字开始，没有人会拒绝读中国旧体诗，因为它太丰富太优秀了，我们都是从背诵旧体诗开始知道诗的。
中国的文学史，一直是以朝代为序命名的，如唐代文学、明清文学等，是以朝代来断代命名的，编写到近代以后，突然变成了“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或者干脆称为“新文学史”，它以1917年为界，因为这一年发表了两篇重要的白话文的革命性文章，以此作为新文学的开始。换断代命名的方式，强调的是文学史表达的变化，强调“白话文学”新的表达方式，让文学史成了“白话文学史”。旧体诗、章回小说、戏曲文本等被排除在外了，强调的是旧文学的“终结”。而其实它并未全然“终结”，今天在座的旧体诗的创作者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要让文学史有更大的包容性，就应该回到以朝代为序命名，那就应该从1911年起称为“中华民国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这就会有更大的包容性，旧体文学的创作也应该在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已经有人提出了“民国文学史”这个概念。但它涉及到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如台湾地区的文学如何命名？这不是靠文学智慧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的是政治智慧。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文学如何统一和命名也是可以而且应该“谈”和思考的了。
新诗经过近一百年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已经以它的实绩为自己取得了存在合理性，拓展出了无限的空间。即使是不爱读新诗的人也不会反对新诗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一方面不读新诗，另一方面他又在以自己的立场和方式思考新诗发展的可能性。他有许多写新诗的朋友，何其芳、艾青都曾是他延安时期的朋友，云南的柯仲平也是和他交往较深的新诗人。他也认为旧诗不宜在青年人中提倡，认为新诗的发展应该是以民歌和旧体诗为营养，显然，他拒绝了新诗的重要艺术资源——外国诗。
二、
新诗虽然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把它和旧体诗的发展时间来比，简直不值一提，旧体诗从诗经开始算起，已经二千多年了！它经过了不断地经典化，经过了数不清的淘汰，积存下来成为经典，我们读的旧体诗是两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经典，当然是好作品。唐诗三百首是在已经知道的《全唐诗》近五万首的基础上留下来的，那么全唐诗又是多少没留下来的基础上产生的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这个意思反过来说，新诗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出这么些成绩已经不容易了！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新诗创作，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走在非常狭窄的道路上，没有多少好诗出现。那时的选本、点评大多是从政治意义上进行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不是最好的、最有诗意的，不是太重视。这严重影响了新诗的发展。
同一时期的台湾诗人们则写出了非常好的新诗，出现了几位大诗人，如余光中、纪弦、痖弦、洛夫等。大陆从八十年代后，爆炸式地出现了新诗的繁荣，几代诗人共同创造了新诗的这一盛况。
新诗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以白话文来写诗，它还需要不断地探索，积累白话诗歌的艺术。需要诗歌艺术的积累、优秀作品的积累。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方式的诗艺的探索都是应该给予宽容和鼓励的。不要轻易地断定某种探索就是“非诗”，这可能会使批评者陷于尴尬之地。
新诗只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它还没有过经过无情的时间法官的检审，甚至对一些好诗的深度解读也还不够。不断的重读，不断地淘汰，这就是“经典化”的过程，新诗的经典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是现在并没有多少人来做。“经典化”不是一个时间的自然流程，而是要有选择与评论，要不断地“重读”，在重读的过程中，原来的评价完全可能被推翻，不同的选家、不同的选本会有不同的评价。我前些日子重读饶阶巴桑的诗，以我的眼光看，他最好的诗并不是《牧人的幻想》，尽管这首诗还入选了大学现当代文学教材的配套作品选，而是一首名为《骑》的短章。入选是根据五六十年代的评论来选的，大家知道，那时的评论标准是什么。
就以云南的新诗创作来说，几乎没有经过怎么经典化，出了一些诗人个人的集子，选本很少，197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过一本《云南新诗选》，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选本？把云南一个多世纪的新诗创作编一个选本？可能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个事。没有选本，就没有经典化。
热爱旧体诗的人没有读到好的新诗，读到了一些写得很差的作品，一方面用旧体诗的经典之作来比照新诗，另一方面又用新诗的垃圾作品来判定新诗的水平，于是，对新诗的不以为然也就是必然的了。反过来，一些当代人创作的旧体诗，其实只是一些半文半白的“顺口溜”，所谓“老干体”，这个调侃式的命名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思想绝无问题，诗意、韵律全无。当然，当代人创作的旧体诗也有好作品，却也没有“经典化”，好作品没有被突显出来。这样加深了新旧体文学之间的鸿沟。旧体诗要解决的是用白话文写出有旧体诗意味、符合格律的好作品。旧体诗的格律也需要有新的规范和要求，怎样与白话文协调，这是一个大问题。
有选本，有对好诗的深度解读，逐渐地，好诗才能被人理解，逐渐地成为经典。没有解读、点评，有的好诗还可能被误解了。如于坚为旗帜的“口语诗”，现在一些人只见到、只学到了于坚的口语，却没有学到诗；于坚自己有的诗，也只有口语，没有诗。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写出的每首诗都好。不理解于坚成长的文革时代，不理解其中的专制，就不会理解《零档案》中对专制的控诉，对自由的向往，也就不理解这首诗，只见得到无聊与沉闷、繁琐的口语。不理解文革中的“伪英雄”时代，只见“英雄”不见凡人，就不理解他的《罗家生》、《尚义街六号》，也就不理解他为什么用口语的方式，来写出普通人生活中的诗意。
我有时很想对诗人们说，不要给我这么多的诗集，给我一首好诗，让我过目不忘、浮想联翩的好诗，甚至，给我几个好诗句，不用背就记住的好句子。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好诗是一读既知的，好诗是不用你刻意背诵的，读完既会有印象，读完就会让你浮想联翩；有的好句子读完不刻意背诵也会说出个八九不离十。于坚的《零档案》、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祭父帖》，就是这样的好诗。樊忠慰的《沙海》中：“每一粒沙/都是渴死的水”，就是这样的好句子，他还有很多这样的好诗、好句子。曹翔的“一只小鸟/背着天空飞翔”，也是这样的好句子，我因为这句诗，记住了曹翔。
云南出了许多优秀诗人，也有不少好诗，有的诗可以认人过目不忘，有的好句子足以和历史上的名句比美。我曾经想编辑一本《云南新诗精粹一百首》，在每一首入选的诗后面配写个简短的点评，但这需要眼光、精力，还需要财力的支持，这可能最后也只是想想而已了，很多事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精力、财力不足。
云南的旧体诗也要有人来做“经典化”的工作。“春城一席红楼宴，深山十年贫家粮”，这是可以成为经典的诗句。令狐安离开云南这么多年了，可是我们永远记得这两句诗，因为这诗句，我们也会永远记得他这个人。
和云大参会的研究生们合影。
和师大的胡彦教授 云大的师生们在通海秀山
中间是玉溪师院的老同事张弗教授
在通海文庙“读书”
秀山休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