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喜新厌旧和花哨的阅读习惯，这次重读斯汤达，我同时打开的长篇小说有《红与黑》，《巴马修道院》和中国的反腐长篇小说《国画》，《祸色》，《梅次故事》，《天怒》和《沧浪之水》。同样的批判与揭露，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总是写成了通俗和色情文学，而法国作家却写成了经典；畅销书在什么地方淡化与伤害了文学；时代精神与思想性在哪一个临界点呈现，以及它们恰当的比例等，是此次阅读需要严肃思考与总结的课题。

　　先说王跃文，他的《祸色》的第一部分是一个不错的短篇小说，从第二章开始，就进入了编造故事，故意拉长篇幅的误区，似乎是在追捕稿费。由于他是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家，还被喻为官场小说写作第一人，我们对他的要求就理所当然要苛刻一些。这就和成为明星的男女们一样，既然成为了公众人物，享用了被夸大的名声，财富和其他资源，就必须有足够心理准备，以平常心态接受大众对他或她的长相，服饰，言行的监视，挑剔和品评。

　　首先，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都是简单的历时性线性结构，故事都是巴结，腐败，吃吃喝喝，搞破鞋。主人公朱怀镜，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好干部，虽然他也巴结上级，参与宗教迷信活动，每天用忍耐与心计谋求在同事中胜出，还顺手把一个酒店的副总和按摩小姐搞了，但由于他的文人情怀，相对来说还有一些人气，能够真诚帮助几个朋友和同学。特别是在靠山被闲置，去政协喝茶以后，他利用官场奸诈，逼迫无恶不做的政治奇人张天奇为其斡旋，就任了梅次地委副书记，从此立志做一个廉洁的好官。此后，虽然他也对宾馆女服务员，分居的美少妇有暧昧情结，还不时回忆进了监狱的前情人，酒店副总梅玉琴，但中国这么大，人口又如此过剩，给一个不错的好官分发两个情人，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由于结构单一，小说成为揭露腐败的新闻特写，或者渲染宗教神秘的报告文学，在较早出版的《国画》里，甚至都不用分章节，小说里全是请客，吃喝，烧香拜佛的场面描写。阴谋和搞破鞋都被作家美化了，而发疯的画家，记者，企图免税的企业家，著名的骗子和恶棍，都先后成为了主人公的朋友。

　　王跃文的小说之所以影响广泛，除了他表面的聪明，善于讲官场和黄色笑话，还可能巧妙地讨好了不同的读者群体。官场上的混混，可以读到自己的影子，还可以在搞破鞋和耍手段的回忆中窃喜；老百姓可以窥视官场生态，看清那些在报刊电视上总是道貌岸然的家伙们，他们在背后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对于新入门的公务员们，则可以通过小说，学习和总结巴结上级的技巧。

　　记忆中，《红与黑》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是来自电影。如今我收藏的一个碟子，就是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最经典的彩色电影。但记忆中，我还看过一个黑白的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这次重读，就觉得电影虽然经典，但一些风情与风物却没有呈现出来。小说的前面，就描写了这个１９世纪的法国边城，它位于法国与瑞士的交界处。白墙红顶的房屋，沿着山坡铺开，一道激流穿城而过。杜伯河两岸有一大批锯木厂，这个城市的印花布也特别有名。边城的市民，其实就是农民；人口与城市建筑风格，都具有典型西班牙指纹。而于连就是西班牙后裔，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奴隶，外貌具有埃及农民的特征。

　　不可一世的市长，也是边城拥有产业的资本家。他家的钉子作坊里，用水车作为动力的２０来个大铁锤，不时从高处落下来。当一些漂亮的姑娘把铁皮塞进去，再取出来，就很神奇地变成了钉子。大铁锤的撞击声，每每让街道震动。

　　这样的边城，对于农业文明的东方，依然是先进的。即使在１００多年后，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边城，也不过是一个老人，一条渡河船，一只狗和一个村姑，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当时的北京城，通过好莱坞电影《北京５５天》，我们在郊区看见了气势恢弘的大水车，也不过是提供灌溉，服务于农业的低科技产品，与１００－２００年前西方工业文明的动力喧嚣还有很大距离。

　　难怪我们的文学如此落后－－我们的作家不仅从形式上模仿他们，就是我们的生活，即作品的内涵，也不过是在世界一体化的喧嚣中，对西方已经死亡的过去进行了翻版。

　　这里还牵涉到生活与艺术的落差与对比的关系。比如写文革最好的小说，可能是上海作家陈村的短篇小说《故事》，因为旧上海遗留下来的资本家太太和女儿，正好与当时文化与文明的荒漠形成反差和对比。一个文革司令要把曾经高贵的太太和女儿弄脏，就显得很有心理深度。这样的小说，在内地就不那么好结构。

　　小说《红与黑》里描写的这个市长，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他自鸣得意，思想狭隘，缺乏创新精神。对这些描写，作为东方读者，却不能简单地表示赞同，或者幸灾乐祸。它们很可能会从镜子的反面，让我们看见自己历史的卑微与现实的轻狂。比如莫泊桑笔下那些值得同情的，贫穷而孤独的海军部和教育部的公务员们－－恰恰是他们，让我们看出了一个民主国家政府机关所拥有的廉洁与高效，这与我们当下某些基层政府，动不动就克隆白宫和天安门的奢华与浪费区别很大。 

　　一般来说，斯汤达是一个粗心的作家，经常在自己作品里把时间和人物的名字搞乱，前后不协调。但他对于连和市长夫人从认识到相爱的心理描写却很细腻，具有很强的进程感。

　　女儿拧回一个镀金的纸袋，金光闪闪的。像是狡猾的商业广告，为了突出某个金银加工品牌属于老字号，纸袋上很突出地印上了１８４８的年号。我就用这个纸袋，装进了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的竖排本《红与黑》，和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１０月出版的《包法利夫人》，感觉物尽其用，很是对路。

　　我目前有三个版本的《红与黑》图书，最漂亮的还是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的竖排本，不仅装桢典雅，而且译文严谨。不足的是，这个竖排本的形式与我们当今的阅读习惯有些隔膜。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的横排本，表面上看，封面是彩色印刷，而且是横排本形式，应该更方便阅读，但刚打开这本书，就觉得很不对劲。第一章前面的引文，应该是和读者所打的第一个照面，却是用一个病句来呈现，感觉很不舒服。下面是这个引文两个版本的对比－－

　　上海译文版－－把成千的生物放在一起，拣除了坏的，那笼子就不热闹了。

　　陕西人民版－－把千万个放在一起，事情并不太坏，可笼子里就不大高兴了。

　　把千万个什么玩意放在一起，读了感觉到一团雾水，很是懵懂。

　　如果继续读下去，我就只能把不通顺的地方找出来，查字典一样去对照那个竖排本。只要有闲，而且心情不错，这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阅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