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作家从四面八方进入首都，主要以诗歌作为见面礼，从古典到现代派，从高亢到低语，不一而足。比如２１世纪的诗人就可以这么写－－

架一副平光眼镜的男人
涂脂抹粉
你说你是主编，评论家

倡导中产阶级写作
我说去你妈的

戴大墨镜的女人
闪动一双破鞋的丹凤眼
一直在寻求包养
你说你要当明星诗人
我说去你妈的

　　回到正题，我看见都德来了，抱着一卷爱情长诗。乔治桑来了，带着被乡绅老公毒打的伤痕和两个孩子。左拉从意大利来了，还随身带来一个穷困的画家塞尚。等一会，福楼拜和他的弟子莫泊桑也要来，他们将乘坐诺曼底刚刚开通的直达巴黎的魔鬼列车。

　　外省作家的质量，还特别讲究国籍。比如在１９世纪，法国的外省作家们，将把巴黎装扮成世界文化的中心。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外省作家们向首都进发，不过是朝圣的教徒或名声的乞丐，他们总是用廉价的赞美与投诚，执意将文学带向耻辱与游戏的边疆。

　　在那群自由写作的法国外省作家里面，最奇特的现象是左拉。他一身正气，创作严谨，即使周末和作家们碰头，聚会，也随身带有一个笔记本，不时进行采访与记录。他倡导文学干预人生，注重观察与体验生活。他写作勤奋，目光远大，一生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写作，爱情生活也相对稳定。但他怎么也写不过公然宣称文学就是逃避生活的福楼拜，和他的花花公子弟子莫泊桑。他一生最大的荣耀，可能就是为这两个作家送葬并致悼词。

　　在私下的聚会里，福楼拜，屠格涅夫，龚古尔可能会引诱左拉讲述爱情方面的奇遇，但这样的渴望，他们一次也没有得到满足。传记作家们也一再搜寻左拉这方面的趣闻，都以失望告终。于是福楼拜只能转移话题，表示对他的弟子莫泊桑所声称的性能力表示怀疑。莫泊桑就带上证人，去红灯区检验他这方面的实力。

　　左拉是把科学引进到文学王国里的自然主义大师，正如巴尔扎克，率先把生物学的进化论与文学进行了嫁接。左拉小说里那些露骨的描写，却原来都是他对妻子忠诚，长期压抑的结果。他说－－我从来不和妓女睡觉。

　　福楼拜开始反驳，难道这就叫新的科学的方法吗，一个男人如果不曾和一个你不可能再见面的女人睡过觉的话，他一定活得不痛快。

　　对极了－－屠格涅夫附和起来。

　　福楼拜就开始作总结发言－－卖淫的微妙与复杂性，就在于它把金钱，奢侈，恐怖与憔悴全部糅合在一起，是一种的舒服的痛苦。

　　当巴黎用斑斓的色彩，奢侈的格调，庞杂的发表阵地和如云的贵妇人慷慨奖励外省作家时，在同一片蓝天下的美国，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文学水平的最优秀的外省作家，则安静地呆在距波士顿２０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康考德镇上。他们和纵情声色，短命的法国作家不同，他们像壮实的农夫或出海的渔民，而且很少有单身的。他们基本倾向于成家过日子，安心写作，然后长寿。这与２０世纪的美国，一直领先世界潮流的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

　　爱默生，梭罗，爱伦坡，朗费罗，霍桑，麦尔维尔，都生活在附近，他们偶尔走动。当麦尔维尔正在写作他不朽的伟大小说白鲸时，他甚至还在家里搞建筑，修补菜园，收庄稼－－玉米和土豆。他给霍桑写信说，他忙得不能上门拜访了，而他就要去纽约写他的白鲸结尾部分。写信的时候，他甚至不忘查看自己的手掌，把他干农活时，手上被磨出的四个血泡也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