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1日到14日，“2010博鳌房地产论坛”上，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认为，中国人购房需求“早熟”，因为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等，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对来说发展超前，市民因为买房恐慌和赚钱效应推高了房价，像三代人凑钱付首付等行为，都是造成“需求早熟”的因素。

    博鳌房地产论坛闭幕的第二天，8月15日下午，卫生部通报了近日被国人广为关注的儿童性早熟的调查结果，称湖北3名婴幼儿乳房早发育与食用的奶粉无关，目前市场上抽检的婴幼儿奶粉，激素含量没有异常。

    中国人的买房情结，确实存在着“需求早熟”，这是一种思维模式导致的“早熟”，不论是否喝得起奶粉。陈专家所称的“早熟”，听起来毫无贬义，甚至有些同情，既非社会弊端，又非调控对象。

    中国人的房子远不止是房子，其居住之所的功能已不是它的根本：有房子才可能有户口，有房子才可能让孩子不交赞助费读书，从而也导致了房子日渐成为婚姻的必需品。

    四十岁的中国男人没结婚，可以叫“王老五”，大城市有房未婚的甚至可以叫“黄金王老五”，由于传统观念所致，这个年纪已婚无房的，几乎无法给妻儿安全感。

    回想改革开放以来，多数中国居民家庭的第一桶金就是房子，无论曾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房改房，还是租住的公有住房，在北京甚至挤在大杂院的普通市民，有房的和没房的“身价”相差极大，房子毕竟与土地连接在一起，可以参与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

    上世纪80年代的国企职工花了不到一万元，把自己住的小屋买了下来，20年后出售的利润，远远超过一生全部工资，即使出租了，月收入也远比退休金高得多。

    由于通胀预期，今天的人们都认为持有现金无形中会损失财富，买房子被认为是一个很安全的保值方法。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问题、传统观念的纠结、至今为止无一例外的“投资成功”案例，如何能让国民不“早熟”？

    本轮调控的“新十条”，恰恰是“需求早熟”的福音，首次购房且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除继续享受优惠政策以外，新政还把那些抬高房价的投资客撵出竞争行列：二次以上购房的、面积超过90平方米的将付出更大成本。

    “需求早熟”造成的推高房价，相比囤地捂盘、炒家团购等恶性抬价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既没有造成本家庭“发育异常”，也没有影响市场“性激素含量超标”。

                                                          法制晚报评论员  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