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国共产党不主张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条件下的多党制。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是必然的。即使有许多人不认可，甚至公开反对，但是，这一选择，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好事情，尤其是中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国内外存在多种分裂势力的情况下，必须在政治上强化统一。
然而，从社会进步和长远目标来看，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主流媒体和主流意识压制或不让反对的声音出现，其本身对社会是有害的，最易出现错误的东西盛行，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出现过多次，建国后，也是这样。指望社会管理者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封建社会制度设计。
在一个和平建设的现代社会里，反对者的声音比正确的声音更重要，因为没有反对的声音，正确的声音就不存在。即使自命、自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往往就潜藏着错误的因子，好的出发点收获的却是苦果，这在个人和社会实践中，得到过无数次的证明。
正确，也是相对的正确、是有条件的，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反对的声音不等于错误，它可能是错误的，可能部分错误，可能大部分正确，甚至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所以，反对的声音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必要前提与条件。这是对立统一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般情况下，反对的声音能使正确的东西更正确，使相对正确的决策得到修正、完善，更严密，品质得到提升。反对的声音最大的贡献是排除错误的选择。当然，反对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为了排除错误的因素、可能存在的隐患而反对。这种反对，可称之为“建设性反对”。这里的反对声，就是指这种“建设性反对”者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地球和人类史上最有影响的最伟大的事业。其本身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要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若为中国的发展与富强，诞生100位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意义相仿的——“毛泽东奖章”（作者臆造的中国社会科学奖），都不为过。
中共要做这么伟大的事业，需要调动全社会所有人群的积极性，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与建议。但在目前的社会舆论条件下，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建议中国共产党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反对派”。把党放在国家意识之下，放低身段，广结天下朋友，甚至要容忍批评，鼓励建设性的建议，与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反对过自己的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
当然，这种反对，要有红线。甚至可以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意见法》，明确提出反对社会动荡和混乱，一切不同意见都必须是在法律规范内有秩序地表达，对挑起动乱和群体性运动的，必须动用国家机器镇压之。允许不同声音存在，不等于允许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允许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等于不允许向党提意见；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不改善、调整党的领导方式与方法。
这种有限度的允许反对声音存在，虽然有风险，但比起目前“维稳”的风险和成本要小得多。不解决本质问题的“维稳”，只可能是“越维越不稳”。一要让人说话，二要解决问题。有些问题不可能按要求方的意志来解决，有的根本解决不了。但解决不了，首先还是要让人家说话，让人家的意见表达出来。让人家说话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是社会矛盾缓解的开始。
为配合“维隐”的需，各级党组织要把“信访办”改造成人民群众讲理的地方，既不向上推也不向下压，先说理，让被诉方和权威机关倾听讲理者的诉说，客观公正地评议，明确解决问题的途径，凸显解决问题的责任。
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集聚程度，已经让有责任心的干部和群众，十分端心。中国社会太需要一个权威的讲理的地方，太需要让人表达心中愤懑的氛围和社会条件。这是从社会实践上的具体做法上讲的，把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升，就是把当前的“维稳”政策，改成培养社会的“反对派”。
如果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胸怀、有决心的话，不搞反对党，但可以培养“建设性的反对派”。精心设计出对社会的益处大于破坏性的反对派，应说是有中国特色政治的创举。
从台湾、泰国等在野党、反对党的社会实践看，多党制对中国、甚至可以说对亚洲来说，其破坏性大于其对社会的有益性。中国可以不搞多党制，但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在没有反对声音条件下，“维稳”的效果是不好的，疏，比堵强。
因此，我们不仅要允许“建设性反对”者的声音存在，还要有意识地培养，甚至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带来社会正效益的“建设性反对者”给予奖赏，如“毛泽东奖章”。但是，“毛泽东奖章”不得奖给中共最高领导人，如邓小平同志的实际贡献，本来有资格得到这个奖项，但他必竟事实上是中共的最高领导者，他的贡献是其职务、职责行为，即使退下来后的讲话（1992年南巡）的贡献，还是利用其影响力实现的。
2010年8月17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职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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