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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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无疑是“走向现代化”，或者可直接说成是，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里，如何面向西方现代文化？二十世纪初的改革派面对“西方文明能否行之于中国”的诘难，显得愤惋，却又思路清晰。沈家本在一九0五年所上的一份奏折即为例证：
“海禁大开后之中国，万难固守祖宗成法而不变。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优劣之势，不言自明。取人之长,以补吾之短。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近今泰西政事，纯以法治，三权分立，互相维持。其学说之嬗衍，推明法理，专而能精，流风余韵，东渐三岛，何其盛也。…方今中国，屡经变故，百事艰难。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
崇尚西学、忧心国运的心志尽现于沈家本的笔端。但是，这位思维前瞻的刑部右侍郎并没有回答，一种学说或制度从外邦输入，是否能在中国取得显著的成效？新制度、新文化与中国民俗长期进化而成的旧风俗之间，会否存在融合上的困难？如果有，是否需要、又如何进行一番“同化”的过程？此外，既然要“取人之长，采撷精华”，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西学的“长处”、“精华”呢？
作为致力于在法律领域使中国转入现代化的人物，也许不会想得那么多。沈家本面对的是十九世纪末保守意识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氛围，和二十世纪初守旧派“悖逆纲常、离经叛道”的围攻，因此他呼吁国人赶快开窗敞门、呼吸新鲜空气，已属难能可贵。面对已经先一步踏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社会，中国的思想先行者们为提出师法西学、又能让国人接受的主张真是绞尽了脑汁。
从十九世纪中期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之后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有郑观应的“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之后有郭嵩焘的“西方有道，中国无道”，之后有二十世纪初陈独秀的“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之后有胡适的“全盘西化”到“充分世界化”…。每一项主张都在探求学习西方的方案：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物竞天择、议院立宪、思想文化…。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人相比，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人的焦虑和忧愤一点也不亚于前人。二00六年，湖北学者邓晓芒在一次访谈时说：
“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从传统文化中拿出一些东西来应付现实的问题，而是怎样抓住现实、实实在在地去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只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们不愿承认罢了。当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进入时，却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文化一进入中国就出了问题。人们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就由好东西变成了坏东西，我们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丢掉了，但又不去想想为什么西方的好东西往往变质？
你可以说我们没有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运作的条件和机制，但究竟是什么在妨碍我们获得这些条件和机制？这不恰好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要来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前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无非是被逼迫着向西方学习，但是从层次上要更深入些，…”
站在二十一世纪时空思考问题的学者的焦虑和忧愤，难道不更是因为一百年来的中国“屡经变故，百事艰难”？沈家本说“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引发一百年后的知识分子“讨究治道之原”动力的，难道不正是百年中国师法西学路途中一次次的跌倒吗？不正是这一次次跌倒的教训，让邓晓芒试图“思考的层次上要更深入些”吗？邓晓芒感到“危机感和紧迫感”，难道不也是因为一百年来引进西学资源时过于强调“经世致用”，以致于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启蒙性质？
其实，一百年前的王国维早已经“讨究治道之原”了，只是他的声音在当时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一九0三年，他发表了《哲学辩惑》一文时就已谈到：“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 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 残缺而不完, 虽有真理, 不易寻绎, 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 步伐严整者, 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 故自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 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 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 无疑也。”
这位学贯中西的纯粹学者想做的，无非就是引进西方的纯学术、纯理论，以此来诠释中国的文化命题，尤其是王国维所钟爱的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这种借西方学术思想、方法来实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创新的想法，放到今天来看，也一点没有过时。可不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进退维谷、步履维艰，乃是因为在取法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未能区分“精华”和“糟粕”，以及厚“此”薄“彼”，显得有点无所适从，分不清轻重？
而“西方文化”这一概念又是如此的庞大复杂，那么中国从西方汲取资源的，又该是什么呢？从西方文化的源头梳理，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精神和科学、法治精神，还是希伯来文化的基督神学精神、终极关怀价值？从地缘上来看，是欧陆模式的理性主义，还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分析哲学？从西方文化的源流回望，是古罗马的法权意识、中世纪永恒法对世俗专制的反抗精神、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宗教改革时期的个人信仰原则，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呢、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
这是一道不容易答的选择题，二十世纪中国人在答题后已经吃够了苦头。好了，对西方文化进行甄别、选取过滤进而有所取舍、为我所用之后，又该怎样对待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呢？会不会因此造成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危机？一百年前，严复在遗嘱中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信心：“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严复应该欣慰。在二十世纪里，中国文化在西潮的冲击和政治势力的雨打风吹之下，仍然在小范围内一路传承了下来，不仅在于像严复这样的人的信心，更与一代代中国人维护传统的努力须臾不可分开：二十世纪初期，梁启超、章太炎、马一浮、陈寅恪等人在史学、经学领域维护传统；后来梁漱溟、张君励、钱穆、熊十力等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依靠传统资源重建传统文化，以及哲学体系；再后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哲学领域挖掘中国传统中的资源，建立起吸纳自由主义的新儒学体系，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新气象。
张灏将1895年到1925年从甲午到五四这三十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型时代”，也就是，从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范式向现代性范式转变的时代。那么，百年后的中国呢？两个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命题恐怕均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转型？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学人所思考的是：要不要批判、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全盘西化？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知识人所思考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如何运用现代诠释方法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释？也就是说，如何从诸子百家以降的传统思想中，提炼出符合现代伦理理念的价值？
不是吗？任何一种文明，或者说文化，都并非静止不动的一潭死水，而是流动变化的江河活水。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适更新，需要汲取其他文明或文化的养分，以丰富提升自己，如此方能成为浩荡流淌的江流。放眼全球，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唯独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整整一个世纪。如今，是不是该结束纷争，踏踏实实地进行传统文化思想的现代转换工作了呢？
难度不小。但还是有人在做。从海外学者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到香港学者霍韬晦的“提炼中国传统文化注重成长生命的精华”，到海外学者余英时的“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重建”，等等。他们的工作，承续了一九五八年四位海外学者张君励、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里头的精神：论证了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明与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西方现代社会价值，并不是互相矛盾、冲突的，相反，两者是可以融和甚而互补的。
四学者之一的唐君毅痛心于中国传统的失落，他的困惑是，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民主、宪政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有可能在一个国家中扎下根来吗？于是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的自序中，他这么哀叹：“因当今世界之有四面八方狂风暴雨之冲击，而将中国之人文风教破坏，才迟使我漫天盖地、四面八方的谈许多大问赐，其实这不是我的初意，这只是不得已”、“我以后亦拟少写此类之文章，仍回到比较更切实的学术工作”。
唐君毅对于“中国之人文风教破坏”的忧愤正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世界危机”的先声。一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人文传统在政治等强力因素的斫击下遍体鳞伤，危机日现，当然伤害既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但内部的原因更多更甚。时至今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日趋单薄脆弱，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的民族心理无所归依，我们的民族正在自我迷失。而发展中的中国则像是高耸入云的大厦，表面上巍峨矗立，但是地基不牢。那个地基，就是文化。
所以，来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回荡着一个沉郁的“天问”：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纪里还会有生命力吗？如果有，它又将展现于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这种忧虑的发问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基于历史，也基于前人。一九二0年代，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就曾感叹道：“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沈沦丧于不知觉之间”。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陈寅恪看得最清楚：作践辱骂中国文化最厉害的，不是外族，正是中国自己；使得中国文化“销沈沦丧”，导致中国文化今日之处境陷于巨大危机之中的，不是外国人，恰恰就是中国人自己。
身处这样一个文化失落、文化危机的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在一片荒芜的土壤里着力垦殖、带着困惑的瞳仁培植新的梦想？一个与二十世纪初沈家本、严复、王国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梦想？
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最后一卷的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罢。但愿你们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
九
我推着单车行走在江岸河堤上，看那江水踏着浪花接连翻腾着，激起无数的水泡和涟漪，一波一波地往前方漾开。江里笼起一层茫茫渺渺的雾气，风吹过来，吹散那江雾，一时间像有连串的音符跳跶在水面上，汩汩有声。不知从哪飞来的一群白鸥蓦地从江面上飞起，轻盈地掠过水面，扑簌而去。
一丛金黄的野菊花开在三月的河堤上，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花丛中飘忽上下，惹眼而又张扬。河堤对面依稀可见一片浅绿色的小树林，枝叶稀疏地摇摆着，透露出些许葱茏的春色。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一百年前的月亮今晚还会升起，一百年前的江水已经流向不知何方，而我眼前的江水一直在汹涌着，汹涌着，奔向大海。
（全文完）
写于二零一零年三月，完稿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
百年忧思（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