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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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在西风东渐的情势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文化冲突由此萌生。所以诸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西互补”的思想文化争论，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吧。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争论是“普世价值之争”，以及莫衷一是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关于前者具体而言：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否是普世价值观，还是仅仅是西方价值观？对此采取“拿来主义”，是否就脱离了所谓的中国国情？
四川学者萧雪慧为此专门撰文，标题是《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里面阐述：“…《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标志着人权价值已经超越地域、文化和种族界限被普遍接受。与人权相适应的民主、法治、和平、正义、思想宽容等原则所内在具有的普遍价值也超越地域、文化、种族界限得到公认。
之所以如此，乃因这些价值原则不是某个民族、某些个人玄思默想的产物、不是思想创造的产物，更不是某个民族或个人的意识形态制造。如果说欧洲是它们的诞生地，那也只意味着它们首先在欧洲被发现和确认；而这些价值向世界各地的传输过程，则是对传入地人们内在特性和需求的唤醒过程，或者是传入地人们对存在于自己文化中与之相似或兼容的因素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过程，…”
晚清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宋育仁，他在一百多年之前写的《泰西各国采风记》，同为四川人的肖雪慧一定不会陌生。我却是最近才读，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作为出使欧洲考察归来的作品，宋育仁这本书里有这么几个观点：其一，西方美善之政，是值得学习的；其二，西方美善之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其三，因此，按照“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老说法，学习西方，变法图强，正是复兴在中国早已失落的名教传统的捷径；其四，立宪制度是专制制度的对立物，立宪制度不但能强国，而且能根绝专制制度的一切弊病。
结论就是，“引经术以图治，兴新法以利民。专求外域，以补其缺，精究西书，博采以通。欲救国，必当维新，欲维新，必当学西域。”，原因呢？因为“且夫今日中国之大患，不在艺术不精，而在事理不明。”。世界上有一些超越国界地域、文化宗教和时间年代的美善的价值理念，遵循这些价值理念，是国家自救和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
宋育仁当然是借复古之名行维新之志，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拿祖宗之法论述维新的合理性。只是他不会想到，他指出的路径在一百年后的中国一点也没有过时，仍然还具有现实意义，仍然是现今中国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
宋育仁哀叹的“且夫今日中国之大患，不在艺术不精，而在事理不明”，难道不也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此刻中国的真实写照吗？一百年前内阁学士文海在一纸奏折中指出立宪“万不可取”，原因乃是“中国与西洋各国风土人情各异，不能照搬法度”。而当代中国“事理不明”的声音则变成：中国应该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道路”，或者如近些年来冒出来的说法——“中国模式”。
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就是标榜所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现代化”道路吗？虽然“国家”美名其曰“爱国主义”，其实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国家主义”而已，或者说是——中国式的“经济国家主义”，至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民“个人”，则必须臣服于“国家”、让位于“国家利益”。这又是一个困扰中国人一百年的问题了：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
一百年前的一九0七年，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为题发表演说：“人类之乐有国家也，所以求常保神我之愉快也。……故欲完国家之责任，莫要于使国内之人各得其欲。…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
二00八年，江苏学者钱满素在题为《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的文章里，这么论述：
“个人主义是对抗专制的最佳方式。个人从独裁者那里赢回的每一个权利都削弱了后者对权利的垄断。每个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都是对犯有自大狂的独裁者的纠正。正因为如此，一切独裁者都反对个人主义，…他独霸权力的方式是先让个人从属于一个抽象的国家，再让国家从属于他。在现代专制用来摧垮个人的各种概念中，最被滥用的也许就是“国家”和“人民”。
“国家”常是独裁者行使权力的工具，所谓的“国家”通常指的只是政府。政府集中的权力越大，独裁者手中的权力也就越大。“国家”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独裁者也就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可以要求公民个人为了他的利益作出一切牺牲。但何谓国家利益呢?有没有超越每个公民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呢?如果那样的话，国家就成了与每个公民无关的一种存在，那么它又是什么样的国家呢? …从异化的角度看，国家权力实质上是个人权力逐渐异化给政府的一种政治权力。”
说的好啊，钱满素，还有一百年前的马相伯。可是无论马相伯和钱满素再怎么妙笔生花、舌吐莲花，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至今，依然只见抽象空洞的“人民”，不见真实具体的“个人”。个人主义，终是没能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根，发芽，绽开生动活泼的新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