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是人民公社时期，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可以说是我的少年时代，也可以说“乳臭未干”吧。在我们家路对面一家，有位党怀中老人很喜欢我，总是丢空把我叫到他家，与我闲谝一阵子。回想起来，好像是思想漫游。

　　在我的印象里，党怀中老人是一个语言少而语速慢的人。也不知是处于对什么的担忧， 抑或是别的原因，党怀中老人总是喜欢问“这该怎么办呀？”记得在当时，老人总是在吃红薯时连红薯皮一块吃掉，吃的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后来全村人都在传说这件事，觉得没有必要。一次，老人家把我喊到他家，与我论及农村的发展前途。也许老人家是出于一种直觉，认为土地养活不了很多人，子孙们可能该受饥荒了，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呀？

　　当时，我真是“初生牛犊”，涉世未深，毫不避讳，慷慨激昂，言及大义。我向老人高论一番：这不用担心，将来大家不住在蒲石村了，一块搬到龙阳公社所在地在楼房居住。这样，大家一起住楼房，蒲石村不占用耕地，土地就节约出来很多。不光是蒲石村，党家村、三家村、小寨村、上寨村、下寨村、福令村等村的人，都会搬到公社那里集中居住，这样就有很多土地连成一大片，麦子田、棉花田很壮观。然后，大家开着汽车，驾驶着拖拉机到地里面干农活。人们走在宽阔的大马路上，不再为泥泞路、怕摔跤而担心。社会分工发达了，在公社那里就与在城里差不多，做饭、洗衣、理发、养娃娃等许多事情，都不在家里操办，公社的服务所就满足了。老人不停点头，并从鼻子发出嗯、嗯、嗯的声音，表示同意，表示高兴，还连连赞扬我虽然年纪不大却知道的东西不少。就是这位党怀中老人，交给了我“有志不在年高迈”这句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想法，似乎如梦境一般，既璀璨斑斓，又遥不可及。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大约40年过去，年轮转换，时代变迁。人民公社塌陷多年，党怀中老人也已经过世多年。党怀中老人加入公社的时候，带着自己集中连片的土地，但在公社解体的时候，这些土地却没有能够退出来，只是按照当时家庭人口多少，从集体分得了一些“承包地”。与加入公社以前比，自家的土地多出了一个“婆婆”，而且耕种的地块更小了，八亩地，分成五六块，是“绺绺田”。麦子地、棉花田一年比一年少，而瓜棚、果园一年比一年多。村庄也在“摊大饼”，老庄子无法“出售”，新庄基不占白不占，这样村庄所占耕地更多了。老人的儿子一家仍然居住在他曾经住过的那个院落。房前屋后的大树不见了踪影，荒草却多了许多。村内的道路仍然是那样坑洼，每到下雨就是一鞋水、一身泥。有人“以邻为壑”，把自家宅基垫得很高，使邻居陷入洼地。龙阳镇那里比过去的龙阳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也好不到那儿。正儿八经的农民，日子依然很土、很苦、很累、很无奈。我很惭愧，向老人描述的一切，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梦。每次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我似乎在有意回避，不要见到老人的子孙。

　　老人的儿子已经年届花甲，看来他也是看不到这个梦能够实现的那一天了。老人的孙子已经外出打工，房子让给了父母看守，承包地也由父母代为耕种。“长江东去不复还”。虽然孙子还没有获得在城镇合法“户籍”，要成为永久的城市居民还有一段路要走，还得继续努力，但也必将不再重返蒲石村，也不再愿意居住在龙阳镇。蒲石村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中心村，相信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蒲石村不会消失。未来的蒲石村，一定是属于继续留下来的正儿八经的以经营种养业为生的农民。不少人在抱怨，在抱怨现实不如愿。这说明在他们心中，一定有自己的愿望、梦想。不少农民非常羡慕欧洲农民、美国农民、日本农民，甚至是台湾农民。这样的羡慕、向往来自心灵深处，就像过去中国城市人的出国梦一样。但愿人人都能“美梦成真”，人人都有“梦圆时刻”！

　　别说40年前，我对农村问题理解之浅薄，就是在参加工作后，一直对农村问题也是一知半解。虽然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之后上大学又取得农学学位，但还真不清楚所谓农民之苦、农业之脆弱、农村之贫穷到底是什么原因。多数时候，直觉让我不断追问：城市怎么就那么好？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上初中的时候，曾随二姐夫到过一次西安。记得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钟楼附近的墙体上仍然张贴着很多“大字报”，我还围观了好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到西安。刚下火车，经过地下隧道，好像是刚完成修建工作，崭新崭新，小花瓷砖贴面，很亮丽，很气派，对我这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小子来说，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我心里在想，国家很有钱，把城里人下火车的地方都搞得这么阔气！大多数农村人肯定没见过这阵势，见到之后不知作何感想。如果把这些钱用到农村，不知道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农村该有多好！

　　后来自学经济学，才知道刘易斯的经济二元结构理论，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起来现代化产业部门，农村则还是传统的农业部门。所谓“二元经济”，就是城市一元是现代部门，农业一元是传统部门，在一个时期形成现代与传统的分立，之后随着现代化进程深入，经济二元逐步消解、融合，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一元化。自从大学时代起，我就喜欢经济学，最近10多年时间，又有精力苦读法律，钻研制度经济学，对法与经济，制度与经济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现在，我才明白，中国的农村问题，远比刘易斯描述的情况复杂得多。中国不仅有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经济二元问题，更有城乡制度二元问题，或者称之为“制度双轨制”问题。这是不少学者更愿意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称之为城乡二元治理结构问题的原因。“农村人”与“城市人”的权利不平等，“农村地”与“城市地”的权利不平等。如此，也许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痛苦更甚，既要面对二元经济带来的经济之苦，又要面对双轨制度带来的制度之苦，可谓是“双重苦难”。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地产、房产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无论是工业化、城镇化，还是农业现代化，都应该首先尊重农民的地产权利、房产权利。“权利依赖于税”。公共财政具有为人权平等、财产权平等服务的职能。农村问题在很多时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是城乡权利不对称、不平等、不公正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现实，使城乡都像欧洲，就必须完成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和城乡制度“双轨制”的“双重任务”。从时间序列上看，消除制度“双轨制”更紧迫、更艰巨，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城乡制度“双轨制”集中在人、地、钱“三个字”上。经过30年改革开放，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业税费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目前，城乡制度“双轨制”则主要表现在人与地“两个字”，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权利短缺”。解决“权利短缺”问题，就是推进城乡制度并轨，统筹“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权利，“城市地”与“农村地”的权利，真正实现城乡“人权平等”、“地权平等”，既是根本解决农村问题，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关于蒲石村的情况，请参考《老家很烂，我很伤心》http://www.chinavalue.net/Blog/240258.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