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忧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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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知道，我的心酸在于我一直以为历史的走向是进步的，以为人类文明总会不断地往前推进。譬如康有为所看到的二十世纪初叶的欧洲，在经历了十九世纪的百年辉煌之后，它代表了“进步”和文明：“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 …于是器物宫室之精奇，礼乐歌舞之文妙，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工艺之精美，政律之修明，此新世之文明乎，诚我国所未逮矣！”。
尤其是德国的进步神速让康氏由衷地赞叹，“武备第一，政治第一，文学第一，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乐第一。飚举骤进，绝尘而奔，天下万国进化之骤且神，未有若德者也。…彼大进化，乃在数十年来耳。”
二十世纪之初的欧洲人相信他们来到了盛世，一个高歌猛进、有着远大前程的世纪。罗曼‧罗兰却有点不识时务，他声言此时的欧洲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因而大声呼吁“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
历史不幸被罗曼‧罗兰言中，同时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内心痛苦。一九一四年一战爆发，欧洲的上空被战争的阴霾笼罩，当德国剧作家、作家们为战时的德国政府辩护时，罗曼‧罗兰发表《精神独立宣言》表达自己的心痛：“我只听到了狐群狗党的喧嚣”，并劝告德国知识分子“我要求你们至少敢于提醒狂野的强权”。一九三六年访苏归来后，他在《莫斯科日记》里，将自己心头的沉痛再次表露无遗：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巴黎沦陷后长年被德军严密监视的作家，死于二战胜利前夕。
一九九七年，以赛亚·伯林临终前这么谈论二十世纪：“我一生最大的惊奇是我这么平静，这么幸福地亲历了这么多的恐怖。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世纪：粗暴的非人性，人类毫无因由的野蛮破坏活动。”
以赛亚·伯林的这句话，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感受得到，古拉格群岛劳改营里的劳改犯感受得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感受得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牛鬼蛇神感受得到，红色高棉金边监狱里的囚犯感受得到，卢旺达大屠杀刀枪下的冤魂感受得到。人类在物质科技达到有史以来最高峰的同时，也将人类的罪孽和残暴推向历史的巅峰，二十世纪是腥风血雨、伤心惨目的世纪。历史的倒退，人性的堕落，文明的倾覆，让每个在二十世纪生活过的人看得触目惊心。
最让人不解的，是德国。这个近代哲学的故乡，古典音乐的发祥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完美的日耳曼人的时代”，日后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地。德国也曾经是二十世纪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行的法典编纂运动，使得中华法律制度一度走上了德意志模式。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俾斯麦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相混杂的“德国经验”，更曾是一九三0年代国民政府仿照的楷模。作为抹不去的历史，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有着“以德为师”的不堪经历。
纳粹德国的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资本主义和纳粹主义难道不是脱胎于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进步神速”、信心十足的时代里？希特勒于一九二五年出版《我的奋斗》所鼓吹的论调，不正是“日耳曼人是上帝选定的主宰民族”吗？而他的理想是“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为德国复兴而奋斗”，并宣称“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夺取新的生存空间。”
正是立足于这样雄伟、“进步”的价值观，才有了纳粹党和大德意志帝国的崛起，以及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一九三0年代，第三帝国的经济措施使得德国经济走出一战后的泥潭，失业人口大幅下降，国民生产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令全欧洲羡慕。此外，德国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大型工程让世界称奇，德国也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正是国社党和第三帝国政府巨大政绩的开花结果，展示了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也代表着德国国力和价值观的双重“进步”。
可是当盟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当元首和情妇在总理府地下室双双自杀的时候，当纽伦堡审判将二十二名纳粹战犯送上被告席的时候，德国人才从一场美梦中惊醒过来——大德意志帝国之崛起意味着的，是不幸；日耳曼民族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历史，在那些时刻让人们看见，人类的文明有时脆弱得就像一根芦苇，不堪一击；历史的走向有时会像偏离轨道的火车，驶向未知。
米兰·昆德拉不是说过吗：“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
将历史说成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不正说明了历史走向的不确定性吗？如果实验目的正当，方法步骤操作得当，最终的结果符合预期并经得起检验，这一番辛苦努力还算值得。否则，我们只好带着瞳仁中的疑问，来到暗室里一动不动的显微镜底下，重新摸索，重头再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