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两难”具体指什么，温总理此处并未详细展开。但媒体大多引用了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归纳的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六对“两难”：经济刺激政策如何进退；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平衡的难题；收入分配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资源价改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压力；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出口企业之间如何协调；外贸出口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两难”。这六对“两难”或许并不完全等同于温总理心目中的“两难”，但也大体上覆盖到了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若干突出矛盾。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两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在其所著的那本广为流传的《经济学原理》中，便将“人们面临权衡取舍（Tradeoff）”作为十大经济学原理的第一条郑重列出；而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更是一条简单线条，生动刻画了政策制定者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两者间如何找到一个短期最优解。

而在中国，自古及今，哲人们同样不断遭遇到诸如“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的烦恼当中。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也曾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摆在十大关系（矛盾）的头三位。

可见，“两难”问题时时存在、处处存在。现在之所以被决策者和媒体特别关注，或许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经济由衰退向复苏过渡的阶段，内外经济形势不明朗，宏观经济指标和外部冲击充满变数。从全球经济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尽管美国次贷危机的阴霾刚刚散去，但欧元区债务危机将发展到何种地步尚难预料；从国内宏观经济看，一季度中国经济高位运行，投资、消费和出口均呈良好复苏态势，但二季度经济数据旋即纷纷掉头向下，不由得叫人捏了一把冷汗。

其次，政策制定者何以会陷入“两难”？广义上，政策制定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毋庸讳言，在中国这个整体利益之下，国内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都有各自局部利益，并且也都试图对政策的最终形成施加影响。在刘树成教授所列的六对“两难”中，房地产调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如何平衡、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出口企业之间如何协调便突出反映了这种利益分歧。

最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目标非单一化的传统加剧了“两难”之间的冲突。在一些实行单一目标制的国家，比如新西兰，央行行长只需对通胀负责，通胀上去了便自动请辞，因而是不会有“两难”困扰的。但对于中、美这样的超大经济体，经济问题早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即便知道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胀之间是一对矛盾，仍希望最大限度地做到两全其美。当然，在实践中，两者之间总会存在时间差，高明的管理者实现“时间套利”或许并非完全不可能。

而这又回到一个古老的话题：宏观经济管理，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如果是一门艺术，那么，理论上只要找到一位具有管理天赋的大师来操刀即可。问题是，这样的大师真的存在吗？人们曾经以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配得上这一荣誉，但次贷危机的爆发却使格老跌落神坛，枉他一世英名。

而如果我们将它看成一门科学，事情就好办多了，对于多数“两难”，只须遵循一些公认的原理或规律即可。因此，要解决“两难”，说难也不难：一是要抓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将清晰的政策信号传达给公众，避免对政策的理解出现分歧和混乱，政策越透明，规则越简单，越会收到好的效果；二是保留政策的连续性，防止政策大起大落，并为政策留有应变和调整的余地；三是当少数人与多数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有所取舍，坚持以保障最多数人的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

当然，对于“两难”问题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两难”是根本冲突的，必要时只能“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些只不过是远期与近期目标的差异，从一个总的时间轴来看，“二者得兼”并非就不可能；但也有一些“两难”，如关于经济刺激政策如何进退，由于对未来缺乏足够信息，仓促取舍风险过高，目前只能多观察观察再下结论。

比如，经济政策应当从紧还是继续宽松？不同学者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作为肩负13亿人希望的政策制定者，“赌一把”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同时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未雨绸缪，以策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