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财（以下简称李）：我们都知道，“军旅文学”在世界上通用的说法叫“战争文学”，后来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军事文学”，以及再后来的“军旅文 学”，作家叫“军旅作家”，就是因为和平年代，“战争文学”已经逐日走出了“战争”，向更为广阔的军事领域拓展的一种体现。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拓展”， 使“战争文学”不断偏离“战争”的本质，并逐日失去其独有的魅力。当前军旅文学创作，无论从题材还是作家表达的观念上讲，均乏善可陈，这是一个遮掩不住的 现实。和平年代，军旅文学的“中锋正路”是什么，军旅文学何去何从，这是一个令很多写作者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你是知名评论家，能否就此谈谈你的见解？
傅翔（以下简称傅）：称之为战争文学、军事文学或者军旅文学，这是评论家的事情。文学只关心人，它写的也只是人，而不是战争、军事本身。作为作家，他关心 的是战争或军事背后的人，而不是军事本身。因此，所谓军旅文学的正途只能是人，而不是外在于它的军旅与其他的变化。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就会感到迷失与困 惑。
李：从题材上讲，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可谓给当代军旅文学带来一些新气象，有人称之为“演习模式”，后来又有了《DA师》、《高地》、《垂直打击》 等一系列以“军事演习”为背景的小说和电视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给军旅文学带来了一阵清新的风。的确，它跨出了军旅文学题材上固有的“三大战线”—— “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生活”领域，成为一条新的支流，作家柳建伟也成了军旅文学“题材拓新”上的先锋。“演习模式”之后是什么，还能否 找到其它的支流，成为每一位有野心的军旅作家共同的梦想。然而，受现实生活等某种局限，可以说作家们探索精神是可嘉的，但“效果”却似乎并不明显。
傅：之所以效果不明显，我以为问题就恰好出现在我刚刚所说的方面。因为作家们希冀通过外在于人的所谓题材的拓新来达到创新的目的，这是中国作家能力最可疑 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这种军事题材与内容的变化只是时代变迁的结果，把握这种变迁是作家理所当然的职责。而把这种变迁背后人性与人心的变故准确地揭示 出来，才是我们作家本质的工作。
李：一般来说，旧战线上的创造只能靠“观念”出新来取胜，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一拨“历史战争”题材作品，可谓写出了新意。诗人王久辛指出，它 “打破了军事文学中敌我双方人物塑造上的‘左’樊篱。作家不单把我军写得英勇高大，把敌人也写得高大英勇。不仅敌军人物有缺点有失误，我军亦有缺点有失 误，不仅我军讲人格，敌军亦有人格，他把两种理想的追求与一种高尚人格的向往，完美地融合了。”正是这样一种新意，使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比过去的历史 战争小说高出一筹，并刷新了半个世纪以来革命历史战争小说敌我两军，尤其是敌人“脸谱化”的状况。这点，同类题材《亮剑》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傅：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实际上还远远不够。因为这还只是对旧观念的一种突破，还不是真正地还原为人与人性本身。当一个作家受到如此多政治观念与 历史观念的束缚，甚至等同于政治观念的牺牲品，那他还有什么理由进行真正的小说创作？跳开历史与政治的局限去看，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那就是你写的是不是 真正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历史，而不是政治化、观念化甚至是妖魔化的历史与人。
李：如果说柳建伟是“题材拓新”上的先锋，那么徐贵祥则是“旧战线”作战的佼佼者。正是这样两类作家在 两个向度上的施力，正是构建军旅文学阔度与深 度的两股合力。当然，我列举两位作家，无疑挂一漏万，我其实是想借这两位在各自向度上具有代表性作家，来说下一个问题，即，我们说柳建伟将“题材拓新”推 到了极致，徐贵祥将“历史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军旅文学局面中，大家还能够写什么呢？写什么似乎都跳不出已有的模式，也很难达到相 应的高度。这成为了军旅作家削尖脑袋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傅：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柳建伟与徐贵祥是否将各自题材与领域写尽暂且不说，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文学题材都是不可能穷尽的，如生与死，如爱情，如战争。军 事也是如此，外在的东西可以相似，甚至可以一样，但人是不一样的，人也不会写完。因此，不是模式的问题，而是你是否切进了人性的深处，是否进入了人物的内 心与心灵。当你触摸到了人物的灵魂，那题材其实根本就不在一个优秀作家的视线之内。
李：正是因为当前军旅文学没有“正大”的出路，所以许多优秀的作家纷纷撤离当下军旅题材现场，回到一场场历史战争之中，以图从“历史战争”中挖掘出新的东西。当然，现在也并不缺乏描写当下军队生活的作品，各 兵种、各地域也都有新的情况发生，然而总的来看，这些描写军队“新事象”的作品，并没有占领当代军旅文学的中锋正路，形成一条具规模的“新路子”，在当代 军旅文学中引领风骚，这些“新事象”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新鲜点”，它还不足以在军旅文学上进行一次“题材拓新”的革命。换一句说，也就是这些新事象之 “小”与题材拓新（尤其长篇小说）所需求的新东西之“大”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使作家们纷纷“落马”，这也是很多军旅作家改写地方题材的重要原因。
傅：如果一个小说家只关注于挖掘这种“新事象”，挖掘新内容，希望找到“新路子”来进行军旅文学的革命，那我会建议他不要做这样的傻事。即使就是柳建伟、 徐贵祥等较为优秀的军旅小说家，我也以为他们所做的并非就十全十美，登峰造极。恰恰相反，他们同样没有让军事文学进入一个制高点。在此，我倒更认同于莫言 的《红高粱》以及他写军旅生活的一些小篇章，至少，他写出了特殊的人、个性的人。另外，还有一部电影不该被忽略，那就是冯小宁的《紫日》，这是我看到的反 映战争最好最深刻的一部中国电影。当然，作为反思的存在，时下一大批军事文学作品与电视剧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塑造人物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我们 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也很有好处。但从文学意义上说，他们都没有很大的突破，甚至还不如《红高粱》与电影《紫日》。
李：其实，不单军旅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什么领域的文学创作都有其局限性，谁突破了这一局限，写出独特的东西，谁就成功。以你的观察，国外战争文学中，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可以引入到我们的军旅文学中来，给军旅作家提供一种启发？
傅：这是肯定的，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永别了， 武器》，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等，都是写战争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写人，写人情，写人性，写人在战争面前的渺小与无力，写战争 给人带来的苦难与摧残，写战争背后的爱。只有立足于个体的人，深切地关注与发现战争背后人的苦难与困境，并通过深刻的同情与悲悯来唤醒人类对战争的恐惧与 厌弃以及对和平的向往，这才是战争或军事文学最根本的宗旨所在。我们的作家也不例外，如果总是只把眼光投注于战争或军事本身，而不是人，那他就不会写出真 正的杰出的军事文学。
李：其实，如果我们的作家能够撤一步再看，会发现军旅文学没有那么多障碍，海阔天空，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不能通罗马，实际上不是其它什么问题，而是 我们的作家底子不行，所以写不出真正力作，我觉得这是值得军旅作家反思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朱苏进现象”依然值得我们回味，他的一系“和平军营生 活”作品，艺术性及思想性所达到程度，便即今天的作家也鲜有出其右者。
傅：这个底子便是对人类深刻的洞见，是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发现。文学是人学，这是一条定律，没有作家可以例外。莫言、朱苏进们之所以让人难忘，其原因也在此。因此，我期望的并不是军事文学在题材上的突破，而是在人性上的突破，在思想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