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网络舆情》2010年第47期第21页刊登了一副照片：一群青春男女在一间宽大、明亮的教室里把撕碎的教科书扬起在空中，白花花的碎纸像雪片一样，甚是美丽。从照片上看，这些学生的狂欢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人们在1949年时的开国大典，看得出，他们释放了全部的暴力压迫，从此将获得新生。图片的文字注释说，这是湖北仙桃高中考生高考后集体撕书的场景。
高考后撕书的新闻并不新鲜。在我的高中时代，高考完毕后，有的同学不仅把书撕掉，还把自带的住宿被褥全部烧掉，以此来彻底告别这段酷刑的日子。只是由于现代网络的传输，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像仙桃高中这样如此动人心魄的鲜活场面。人民日报原文摘录了几句网友的点评：是表达从此脱离苦海的喜悦，还是久经折磨的愤怒？是对知识的亵渎，还是对教育制度的控诉？
这张照片的意义至少向我们说明，这些参加完高考的学生像是冲破了牢笼，打碎了枷锁，重新拥有了自由和青春。本来，青春的完整意义在于自由，没有选择自由的青春是一种残酷的刑罚。这些年，由于高考制度，把所有的青春自由全部剥夺了，这种精神、知识与人生选择的禁锢远甚于行动自由的限制。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之后，起码还可以有思想的自由，像陈独秀所说的，思想的创造往往是在监狱里完成的。而高考这种对于青春自由的剥夺是从人生选择、知识选择和精神选择开始的。虽无表面的强制，但只为你的人生选择设计了一个出口，使你的青春变得无奈。反抗和放弃意味着对于各种人生机会的否定。因为在此之后是与高考相链接的一系列制度环节。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交出全部的青春自由，那么你就无法进入体制社会的链条。纵然你是华佗再世，也不能给你颁发行医证书。没有证书，就永远不能行医。所以说，高考的制度设计巧妙地剥夺了青春的选择自由，如果想从这里出走，就必须先变成考试的奴隶。如果想有机会展示你的人生价值，必须在这里先交出你的青春自由。在中学六年里完全把自己变成一架机器，只能无条件接受来自教科书的全部教导，容不得半点个人的价值判断。就这样，本来人生最美好的中学阶段，成了不堪回首的奥斯维辛。每天只能承受虚伪和空洞的价值摧残，从而完全匍匐在试题答案的脚下。而人的自由又有一定的弹性，即便经过六年残酷的机械压制，一旦松绑，那自由的天性便会马上迸发，或者产生神奇的反弹效应。看这幅照片上那些挥动的手臂、夸张的表情、大声的呼喊，像是相互点燃了青春的激情一样，每一个人都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完全融入了一种群体性狂欢。撕碎了这些捆绑了心灵太久的教科书，把青春得以还原，让青春的自由重新焕发出生命的色彩。
这幅照片还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高考已使人生没有了目的。虽然高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名校，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正是这种具体的功利化目的使人生的大目标毁灭了，许多人把高考当作了人生的唯一目的。高考一旦结束，人生的目的也便完成。本来，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精神维度的追求会提升一个人的人生境界。但由于功利化的目的设计，使整个社会彻底扭曲了价值信仰，精神卫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有人把目前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归结为社会发展中的进步代价，实际是在回避制度设计造成的问题开端。从人生幸福的感觉来讲，现代人已经远远无法与古代相比。虽然中国古代存在了很久科举制度，但古代人有着比今人更多的自由选择。许多人的人生目标还不仅仅是金榜题名，古时，虽有状元及第，可一步登天，然后既有颜如玉临门不绝，又有黄金屋保障。但那些及第者大都并未沉陷于此，而是另有一番天下般的抱负。这可能与他们多年的修养有关，也是古代社会道德走向的结果，他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监督着自己，所以，即使金榜题名，也会如履薄冰，继续克己修为。现代人则不同，1949年之后，我们既不信神，更不信鬼，只相信人的力量。所以，人生的目标就是世俗利益的获得，高考便是一条捷径。为此，便不把中学里的学习作为掌握知识的目的，而是作为高考的手段，把高考作为实现世俗利益的手段。所以，高考一旦结束，手段已经作废。我高中时，一位同学在我们毕业后连续复读六年才考上河北某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了某师范工作。之后把自己的全部课本作为废纸卖掉，只留下毕业证书。每年大年初一，都要把他的毕业证摆在家中的明堂上开始烧香上供，并跪下磕头，后来还要让他的儿子也如此敬拜。他说这个毕业证比亲娘都亲，爹娘再亲，没有让他吃上商品粮，是这个毕业证让他成为了国家的人，娶上了媳妇，又有了儿子。所以，大年初一跪敬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个毕业证。他认为父母给了他一具身体，降临到世是无奈的，正是那本毕业证书让他拥有了幸福的生活和尊严。他对毕业证的崇拜几乎可以喊祖宗了，中文系毕业后，唯一的技能是教育他的儿子继续拿到同样的毕业证，如此子子孙孙，毕业不已。
这张照片上的青春男女显然并未尊重与他们相伴了多年的课本，反而是作为一种枷锁撕碎了。显然是时代的进步，他们已经无法像我的那位同学那样崇拜毕业证了。但是作为读书人，一般是充满了对书的爱惜和敬畏。谁借走多少钱，可能过些日子就记不清了。但是谁借走了什么书，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依然记得清楚，有的还会上门讨要。当年毛泽东借黄炎培的书看，到了约定时间，黄炎培便去催要，可见，书在黄炎培的心中比命还重要。因为那时，毛泽东正是如日中天的伟大领袖。孙梨曾在一文中记载他的两
从这种撕书的场面所得到的基本启示应该是，任何强行的知识和价值灌输都会适得其反的。为什么跃过高考后，出现了许多有成就者，或思想者？那不是体制教育的成果，而是他们受尽了煎熬进行反击的结果。像这些可爱的中学生一样，一旦觉醒了伪知识和伪价值的摧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这种教育告别。由于深受了这种体制教育的折磨，他们的反击会最彻底和深刻。在本科教育的第一年一般是进行中学教育的清洗，只有清洗掉那些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才能接受真正的学问训练。才能重新回到质疑与批判，才能唤醒独立与担当的公民意识。有顽固者拒不接受这种清洗，便彻底成为了那种高分低能者。现在的体制教育系统虽然是封闭的，但社会的窗口已经打开。任何封闭的价值宣传都已经很难奏效，任何谎言教育都已经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了。我们的官员，我们的教师把自己都已经不相信的东西告诉这些学生，想让他们从心底里产生认同，显然已不可能。作为年轻一代，他们既没有父辈的历史包袱，也没有曾经的历史语境，他们一出生就在功利社会的大潮中。对他们进行所谓的雷锋式教育，能使他们接受吗？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自负，它不知道虽然自由可以被剥夺，但人的意志是无法被代表的。教育可以一厢情愿地开动宣传的机器，为了高考，学生们可以把它背得烂熟，但无法使这些宣传扎根于他们的心中，更无法使这些东东变成信仰。他们既有信仰的权利，也有信仰选择的能力。每年高考过后，那些学生们撕碎书本、烧毁书桌、砸烂黑板的场面就已经证明了他们对于这种教育设计的反叛和控诉。他们知道，他们的青春被这些东西一直压迫着，他们本应该拥有快乐的知识接受内容和方式。
本来，相对于当年的工农兵学员来说，高考是一种进步，但正如任何价值一样，它都有相对性和阶段性。三十多年过去，高考已经异化，恰恰是它的进步性又成了它的落后性。目前，最大的落后性不是这种形式，而是它的内容设计。本来我们的初衷是通过这种方式较为公平地选拔人才，但由于内容设计的落后，选拔上来的许多是些答题巨匠，而毫无创造之能。由于一些答题机器获得了体制承认，便千方百计排斥和压制创造力。一次遇到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学硕士，他极看不起贾平凹，开始我以为他有什么高见，后来他说，贾平凹当年没有考上大学，是照顾录取的。这样来说，这位硕士就更瞧不起曹雪芹了，因为曹雪芹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更未听说过什么中文系。但这位文学硕士也真是考试天才，从小学到硕士，一路绿灯。毕业后，先考到政府机关，又考上副县级领导，最近又考上副厅级岗位。他说，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考试的秘诀，如果允许招考省长，他也能顺利过关。汶川地震后，他去了一趟西柏坡瞻仰领袖故居，回来后写了一首诗给我看，其中写道：“毛主席啊真是神，打得国军丢了魂。愿主席今天显显灵，给美国也来个大地震，或者降个陨石给日本，最好把台湾也压沉。”这位文学硕士产量很高，从他的博客上看，他每天都要写十几首这样的大作。他的这些作品实在让我大开眼界，无话可说。
仙桃高中的毕业生们撕碎的是教育制度的遮羞布，但是未能撕断教育体制这根钢铁般的链条，或许也未能撕动教育决策者的神经。因为这根链条的多年打造，已经成就了一批既得利益者，从而形成了蚕食学生和青春的利益链。但这种撕书的场面是一次壮丽的宣言，他们在向历史宣告他们的青春权利，他们心中有太多的不相信。这里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这力量会进入一种教育神话的自毁逻辑。因为人终究要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知识谱系，理性地建构并遵循人生的价值原则，以证明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立场和精神权利，以彻底告别蒙昧和谎言的笼罩，以使整个青春和人生呈现出方向和意义。所以，卢梭才对那些人发出了警告：自以为可以驯化别人的人，实际上是比其他人更加彻底地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