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谈：重拾温暖文学梦

记者｜程建农

 

2009年旧历大年三十，晚上10点多，读图时代公司董事长蒋一谈独自待在北京的家里。他没来由地一阵心烦，于是，开始翻看过去的写作笔记。“我忽然又有了写的冲动。窗外是黑夜里的烟花世界，我至今记得写下的第一句话：烟花升腾，接着是坠落的星星。”蒋一谈回忆道。

 

对某些人来说，写作动念或许是一瞬间的偶然，而对蒋一谈而言，写作一直是他心底的梦。他开始整理写作笔记，“我的写作计划是在5年内，按照一年一本或一本半的速度，出版8~10本短篇小说集”。2009年7月，蒋一谈推出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10个月后，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鲁迅的胡子》面市，出版不久就获评为新浪文学4月好书榜第一名。

 

蒋一谈的小说集出版后，出版界的老朋友非常吃惊。他们相识相交已有十几年，却并不知道他能写小说。其实，在写作这条路上，蒋一谈并不是一个“新人”。1994年，在他25岁那一年，就一口气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方壶》，其中，《北京情人》发行了七八十万册。作家洪烛回忆说，那时北京大街小巷的书摊、书店都张挂着印有“《北京情人》，蒋一谈著”字样的大幅招贴画。

 

从事出版近20年，与蒋一谈相熟的出版人、学者、文人非常多，但他几乎没有提过自己曾经写小说的事。“我不想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写作在本质上是自己的事情，没准备好不会动笔，一动笔就不会再停。我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这个世界高手很多，多学习对自己有好处。”蒋一谈的神情平静却十分自信，毫不隐藏自己的文学野心：“我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出版人之一，也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对这一点我心中有数”。

温暖，来自艰辛童年

 

无论是《伊斯特伍德的雕像》还是《鲁迅的胡子》，蒋一谈的作品都是“献给普通人的温暖小说”。在他的笔下，总是带着一抹温暖的底色。作家北村干脆说他的写作就是“一种温暖的良心写作”。

 

伤感的童年是写好作品的一大前提。“我父亲是一个老实人，童年在孤儿院度过，读大学期间是班长，是劳动模范，但是劳动累伤了他的腰。父亲35岁那年，腰椎间盘突出，走不了路，腰也弯成了90度。”蒋一谈说。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师，父亲不能去上课了，家里全部的负担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那时，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我哥、我姐和我经常在夜里缝帽子、粘纸盒子挣钱补贴家用。”有件事蒋一谈一直记得：“家里养了头猪，有一天下大雨，猪挣脱绳子跑了，我母亲就去追，我也在后面追，追了至少有几百米。她把猪堵到墙角，浑身是泥，接着解下腰带，一下子扑上去，用身体压住它。我也扑了上去。猪被我们抓住了，我也成了小脏孩，可母亲和我心里却非常高兴。”在蒋一谈眼中，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要是没有我母亲，我家几乎没有任何希望”。1988年，蒋一谈读大二时获得陈垣奖学金，他用200元的奖金给母亲买了一件毛衣，“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挣钱送给母亲礼物”。

 

在过往的记忆里，有艰辛，也有温暖和愉快的画面。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北方很多地方都有震感。那年蒋一谈7岁，“为了避震，爸妈将他们的双人床放到院子里，我们一家五口就睡在这张床上，外面用塑料布搭起一个棚子防雨，住了一两个月。每天，我哥我姐轮流讲故事，然后睡觉。我父亲和母亲贴着床边睡。这个经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会把这个经历写成小说，名字就叫《五人同床》”。

 

正因如此，伤感中的温暖成为蒋一谈小说里的重要元素，而且，这份温暖绝不是刻意设计。“假温暖谁都会写，不稀罕。”蒋一谈说。

 

文学梦，从大学起步

 

1987年，18岁的蒋一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师大一直有非常浓厚的文学氛围，是中国校园诗歌的两大重镇之一，蒋一谈对诗歌的热情也是从入学时真正萌发的，而且写诗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是一堂写作课唤起了他对小说的狂热。那是大一的时候，讲写作课的郭老师布置作业，让同学们随便写文章，体裁不限。蒋一谈交的第一篇作业是一个短篇小说《异乡人》，“写了2万多字，能写出来这么多字，自己也没想到”。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安徽夫妇在异乡他地挑担子卖混沌谋生存的故事。郭老师居然用了整整一堂课的时间来给大家读这篇小说。“老师的肯定对我是莫大的鼓励！”蒋一谈说。

 

在蒋一谈的记忆中，有一篇小说对他的阅读和写作影响深远，它就是菲茨杰拉尔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没想到大一的时候能读到这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惊呆了，人物的希望、心态、幻灭感、伤感，描述得太好了，语言和场景叙述更是一流。这篇小说彻底颠覆了我对当时中国文学的看法。这篇小说我每年都会读一遍，一直到现在。从那以后，我把阅读主要放在欧美文学上面。大三的时候，有位老师要主编一本《现代外国现代派小说词典》，其中60%的欧美小说篇目是由我编辑成书的。”

 

在读书和写作之外，蒋一谈也开始编书。据朋友回忆，蒋一谈那时就开始流露出一个优秀出版人的潜在素质。1988年大一下学期，蒋一谈策划了第一本书《情人卡  橡皮信——台湾女大学生诗歌选》，从此与出版结缘。之后，又陆续策划一些诗歌散文等文学书籍。

 

做书，为写作而准备

 

1991年5月从北师大毕业后，蒋一谈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文学编辑。但两年后，他便瞒着家人和女朋友辞了职。

 

那时候辞职不仅仅是打破“铁饭碗”，而且还需要承担“个体户”的压力。蒋一谈毅然辞职靠的是胆量，也是对自己写作和策划能力的判断。1992年9月，蒋一谈与北师大同学合作，趁着当时的“毛泽东图书热”，策划了一个大学生解读毛泽东的选题，直接卖给书商，挣了1.2万元的策划费，而当时他在出版社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23元。策划一本书相当于他10年的工资，蒋一谈似乎想明白了。

 

辞职后，蒋一谈决定靠写小说挣钱。他写了整整一年，《北京情人》《方壶》《女人俱乐部》于1994年先后出版。“当时，我以为靠写作就可以养活自己，就能不为未来的生活发愁；但是，后来我发现，写作其实很难支撑在北京的生活。”尽管《北京情人》发行量很大，但因蒋一谈没有名气，没有拿到版税，稿费总共只有1.5万元。

 

现在回过头再去看这3部小说，蒋一谈说：“当时年轻，有闯劲，但写作功力不足，故事架构和语言表述有问题，当时对文学也抱有极强的功利心。不过在那个年代，25岁就能出版3部长篇小说，对任何写作者而言都是不容易的”。

 

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蒋一谈与书商熟悉起来，对运营方式和销售渠道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开始真正介入出版。在现实生活面前，蒋一谈决定先摁下写作的欲望，脚踏实地地做起了出版。

 

这一搁笔就是15年。不过这15年来，蒋一谈并没有放弃他的文学梦想。“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为写作做准备，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会动笔。”爱阅读的蒋一谈，随时都会将思考和感悟记下来，并加以构思，“现在电脑笔记本里储备了400多个短篇故事”。正是有了这些丰厚的准备，蒋一谈的短篇小说计划才能在写作梦被延迟多年后如此迅速推进。

 

写作，以做书的风格

 

蒋一谈的写作计划其实不止于短篇小说。但是，为什么从短篇开始？蒋一谈说，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同行同止”。“这4个字外公曾对我说过，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说大家在做同样事情的时候，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一定会同时停下来的。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寻找差异化。”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条，蒋一谈对当代中国文学走势做出判断，选择了短篇小说写作。“如果我选择的写作方向前面是一堵墙，那我就是往墙上撞，那是愚蠢的写作。我之所以选择短篇小说，是因为短篇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弱、最被冷落的一块文学土壤，而它却是一个国家最重要、最能体现含金量的文学样式之一。短篇小说写作最能锻炼写作者忍耐寂寞的能力。我想明白了，挑战自己写作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自己扔在一个孤坟野地，自己找阳光，自己找路径。”

 

凭借同样的理念，作为最早的民营书商之一，蒋一谈也走过了1998年中国书业的困惑期，成功地找到了目前图文出版这个定位。现在读图时代公司在中国传统文化图文出版方面做到了前列。仅茶文化书籍就出版了数百种，在同类产品中树立了坚实的品牌。“我喜欢像挖井那样做事情，看好一个市场，我就把它扩大化，做深、做细、做透。这是我做企业的风格，写作上也是如此。” 蒋一谈说。

 

在未来5年内，除了正常的出版工作，蒋一谈的主要精力都将放在短篇小说写作上。他计划为自己喜欢的人物各写一篇短篇小说，除了已出版的集子《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和《鲁迅的胡子》，接下来还有《赫本啊赫本》《旗袍上的苏菲·玛索》，还有孙悟空⋯⋯

 

这种强烈的创作热情背后透出蒋一谈积极的人生态度。蒋一谈说：“总听有人说已看破红尘，而我还不想看破红尘。我是一个积极的人。积极源于何处？源于人生的起点是悲剧，人生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旅行，而我想在这个旅行中给自己寻找那份内省、温暖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