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十二章  苏联出兵东北 歼灭关东军 (4)

 

                   毛泽东关注罗振玉藏书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伊万诺夫中将和雅曼诺夫少将各率250名空降兵，分别在旅顺土城子机场和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军事接管了旅大地区。从此，饱受日本殖民统治40年的旅大人民获得了解放。

    苏军进驻旅大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新市街将军山南麓坡上的扶桑町（今洞庭街）日本高官住宅区，改做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包括建于该区的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他的“大云书库”藏书楼，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伪满官吏，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当时大云书库的藏书量到底有多少呢？有说“50万卷”，有说“30万卷”和甲骨文等文物数千件。这是罗振玉自清末开始，历时40余年辛苦搜讨、购买积累起来的。郭沫若在1929年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称：“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资料。”在古代典籍的收藏方面，罗振玉是卓有成就的，可称为近代典籍收藏大家之一。

    因苏军征用房舍仓促急迫，罗家人被迫搬到一家旅馆暂住，而大云书库和文物一时无法搬出，又遭到苏军的搜查，被翻腾散落在楼内外，遭到哄抢，损失惨重。后来被抢救出来的图书，仅为原藏书的十分之三四。

    罗家藏书惨遭损失的消息传到陕北延安党中央那里，毛泽东主席感到十分痛心，立即指示东北局和旅大地委，要采取一切措施抢救罗家藏书，并要组织力量进行整理。旅大地委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马上派人前往旅顺，责成刚刚成立的旅顺市政府，设法抢救罗家藏书。他们动员了旅顺市区的中小学生，将大云书库的藏书装成6000麻袋，运往一处仓库贮藏保管起来。因库房狭小，麻袋都砌到了房顶。此后，旅大地委根据中央指示，派出当时在大连休养的原辽北省（东北解放区设置的临时省份）教育厅长廖华，以视察员身份，前往旅顺，主持对罗家藏书的保护整理工作。

    廖华(18981869)是一位喜欢读书的人。他在图书馆看过罗继祖写的《辽史校勘记》，印象很深。在他接受主持对罗家藏书的保护整理工作后，他便想到了罗振玉之孙罗继祖。1946年10月的一天，廖华来到罗家，对罗继祖说：“延安毛泽东主席得知你家藏书被劫，十分关切，这是文化攸关的大事，特派我来视察。我去看过，书堆在仓库里，长期这样放着，必然霉烂。现在政府是人民的，不能坐视人民文化财产受损，必须整理；但目前缺人，不知你愿不愿意干革命工作？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你接受这项工作。”他同时申明：“书的所有权还有你们家的，政府不过是代你家保管和整理。”

    对廖华的诚邀，罗继祖感动不已，当即欣然接受。次日，廖华为罗继祖送来了旅顺市政府教育局颁发的一级科员聘任书。

    罗家藏书的整理工作，到1948年圆满完成。罗继祖与其弟罗承祖秉承祖母（罗振玉遗孀）之命，将罗家藏书捐献给人民政府，由关东公署文物保管委员会接管，罗家获得政府以粮核值的奖励。

    1949年，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将罗家捐献图书之善本16010册及家刊本约4万册，拨交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余下的9万册图书和4万余册家刊本，合计13万至15万册左右，及一批金石拓片、清内府档案等，由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接收。1951年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又将它们移交旅大市图书馆。至此，罗家藏书，在毛泽东的关注下，得以保护与整理，成为大连图书馆的珍贵馆藏。

 

 

 

                   远甚于南京大屠杀的大屠杀

 

    20年来，周艾民以民间学者的身份，走遍了中苏国境线上14处要塞所在地的每座山头和沟谷，寻访了近100名劳工、“慰安妇”及知情者，搜集整理了一千多万字的史料，翻译了三百多万字的日文、俄文资料，绘制了上百张要塞及要塞阵地示意图，出版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

    2004年8月，周艾民踏察要塞19年的著述《“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侵华日军伪满洲国境要塞群实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走遍东北边陲的14个要塞群的每一个地下要塞，周艾民没有发现布局一样、结构相同的设计。

    这14座 地下死亡工程，“只见劳工进，不见劳工出”，这是要塞外围劳工和知情人以及日本老兵们当年亲眼目睹的事实。

    当年日本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使整个满洲要塞化，而修筑这些庞大的秘密军事工程的百万劳工却尸骨无存。

    据日本老兵指认以及幸存要塞劳工回忆，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在工程结束后，便全部被杀掉；也有被“特殊输送”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致死的。

    曾在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老兵冈崎哲夫在其《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一书中回忆道：“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将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召集在一起在山谷摆酒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4000余人全部被杀死。”

    一个名叫金井昭志的“鬼子兵”，在参观虎头要塞时告诉周艾民：虎头要塞的“终结碑”下埋有中国劳工的尸骨。

    这些要塞群下掩藏的战争罪恶，远甚于南京大屠杀和731细菌战给中国人留下的惨痛记忆。如果把日军秘密屠杀的要塞劳工人数累计起来，最保守的数字也有120万人。

 

 

                    出兵图利  为了自身

 

    直到6月初，美国才将密约内容通报中国政府。蒋介石随后派宋子文、蒋经国赴莫斯科与苏联交涉。当双方就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时，苏联则不断通过美国向中国施压，并声称只有中国政府以条约形式认可《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后，苏军才能出兵东北对日作战。

    8月6日和8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了原子弹，日本政府内部就是否无条件投降展开激烈争论。消息传来，斯大林决定立即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因为，一旦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公布，苏军将无任何理由进入中国东北，也无法要求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其在远东地区将一无所获。

    8月9日凌晨，苏军对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军突然发动进攻。苏联的进攻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惊慌。铃木首相8月9日声明“苏联今晨参战，使我们最终处于绝境，已不可能继续作战”。苏军是在日军顽抗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如此，但是苏军在各主要方向还是出色完成了。经过近一周的激战，8月14日，苏军各集团军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就在这天，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

    在面临战事必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于8月14日决定投降。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当天，铃木内阁倒台。但是，关东军继续顽抗。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商谈了这个问题后，红军总参谋部8月16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如下声明：

    一、日本天皇8月14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日本武装部队依然继续抵抗。因此，日本武装部队还没有真正投降。

    二、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实行时，日本武装部队才算投降。

    三、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力量将继续同日本作战。

    随后几天，苏军发展进攻并大大加快进攻速度。很快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第25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解放朝鲜的作战也很顺利，于9月初到达三八线。

    8月17日下午5时，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

    从8月19日起，日军几乎到处都开始投降。被苏军俘虏的日军有148名将领，549000名军官和士兵。到8月底，关东军和驻在满洲和北朝鲜的其他敌军已全部解除武装。

    8月19日下午，苏军进入沈阳，还在这里俘虏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8月22日，哈尔滨日军向苏军投降。同一天，苏军进入大连。

    一周内彻底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北全境。为使新疆、东北成为其政治与经济的势力范围，苏联对华政策一度与美国协调一致即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参照法共和意共的参政模式，压迫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参加国民党政府以实现国内和平。

    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不得不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取苏联对中国在东北、新疆地区主权的认可并停止插手支持新疆“三区革命”和保证不将东北交给中共军队。为实现既定的安全策略，苏联也同意向国民党政府做出让步。

    8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开大连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期限30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并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联人担任，期限30年；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由苏联到大连的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30年；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独立与否。苏联则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尊重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完全主权，并无意干涉新疆内部事务；战胜日本三个月后，苏军全部从东北撤退。

 

 

                国民政府与苏联交涉情况

 

早在1944年筹备联合国之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美国曾表示，日本在东北及其他中国各地之财产，应交于中国。

然而，1945年2月，美国与英国在美英苏三国雅尔塔首脑会议上，却同意将日本在东北的权益转让给苏联。

日本投降后，8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随后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开始接收东北的实际工作。17日，熊式辉等在和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第二次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张嘉璈马上将问题的严重性报告给蒋介石。但是当时国民政府正全力交涉东北接收，并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蒋介石接到张的报告后，只“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10月24日，苏方直接要求前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石奇达之助和前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将“满业”和“满电”各项产业移交苏联。并在29日，达成移交协议。

此时，东北形势发生了变化，熊式辉等人到长春前后，苏联拒绝国民政府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并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种种障碍。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美军在中国登陆，苏联产生了怀疑和忧虑”；二是因中共军队在战后迅速确立了以东北为中心、“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盘战略，并得到了苏联相当的支持；三是因国民党对东北接收事先缺乏周密布置，盲目相信中苏条约的效用，无应对预案。

11月上旬，蒋介石决定撤退东北行营，暂时“搁置”东北接收计划。

11月20日，苏方向中方正式提出苏联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

11月25日，张嘉璈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早定东北经济合作方案，以便接收顺利进行。

当时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先接收而后谈经济，反对对苏再作妥协。

12月4日，张嘉璈和蒋经国回到长春。7日，苏方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具体方案，双方争论两小时而无结果。9日，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蒋经国会谈，张嘉璈说，对于战利品与经济赔偿问题，“在根本观念上，双方意见分歧。即中方认为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实物可为战利品，权利不能为战利品。且赔偿问题不能由中苏两国间解决。”马氏则说：“苏联要求经济合作之目的，仅为获得本身之安全……仍望此事以迅速及简单之方法解决之。”此后，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由于国民党的拖延而迟迟不得开始。

1945年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当天即与斯大林会谈。蒋经国向苏联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斯大林则强调：“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并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

1946年1月3日，蒋经国与斯大林再次会谈。斯大林坚持要获得在东北的“战利品”，双方没有取得实际成果。

此时，，美国人的插手使事态更趋复杂化。2月11日，美国大使馆致照王世杰，转达美国政府意见称：东北日产应由远东委员会讨论解决。

就在美国照会送达的当天，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随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苏游行，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

 

 

                    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为了不断满足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急需，日本一方面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任日本无代价掠夺，东北大量青壮劳动力被当作牛马，不分昼夜地“勤劳奉公”。在这种超常生产的情况下，东北的工业飞速发展。据估计，到抗战末期，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之上。

    1945年8月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但苏联出兵东北后，开始对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宣布为苏联红军的战利品，由苏联人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

    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并将移交时间填为9月17日。

    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工厂不是军用工厂。

    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作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分水陆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由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拆运。所有汽车制造厂的设备都被拆运一空。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到那时，实际上已无可再拆的了。

    苏联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作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

    （20世纪50年代，我在东北地区哈尔滨上学，有些同学听人讲了苏联红军拆运东北机器设备的事情，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有位姓周的同学在鸣放会上说了苏联不应该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拆运走，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