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文化事业”的说法已成为官民经典，并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野，从未有人对这种提法表示过质疑。像“热爱国家”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坚不可摧的词组，包含了特定的价值取向，很少有人推敲其中的逻辑错误。当“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口号再一次唱响神州大地之时，连应该保持理性判断的文化界也为之一振，认为一个文化发展的春天到来了。文化行业更是满怀喜悦，似乎将要改变自己的边缘化命运，从此要对歧视告别。在新一轮的“文化建设”、“文化事业”运动中，正如勒庞所说的：“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业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马上就会消失。”所以我们的文化行业便沉浸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事业规划”的群体性喜悦中，“文化事业”所潜藏的逻辑悖论和反讽意味全然未觉。然后一步步地走入由我们自身努力构筑的死穴时，还以为正在步入辉煌的文化天堂。
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在应对自然和社会环境时进行的，大多情况下是一种自然的、本能的、无目的的历史演化的结果。虽然，文化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许多种智力因素对它的影响，但从文化的最初起源来看，文化产生时，它本身并不认为是在创造文化，而是针对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希罗多德在考察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之后也发现，全部的历史、文化无法离开地理的自然背景。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也都发现，地理和气候是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因此，自然环境是考察文化形成的重要范围。即使从狭义的文化来看，任何辉煌的文化创造大都是人类不经意间行为活动的结果，很难有主动而为所形成的文化高峰。唐诗、宋词并没有什么雄心勃勃的创作计划，曹雪芹也并未能想到身后殊荣，佛教只想解决人的根本问题，并未有文化规划的企图。文化生成的必要充足条件多为未知，任何主动建构的所谓文化往往只是一些形式和外壳，离真正的文化精神相去甚远。因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很难适应人为化的程序构造，它不符合某种规划逻辑下的设计理念。它生于自然，死于成熟。汤因比也强调，人类的文化不是由人类自身独立创造的，而是由人类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中形成的，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罗马文化，还是中国的黄河文明都不是人类主动设计的，而是人类在应对不同的环境挑战时在被动状态下创造的。所以，文化不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来讲，都有着极强的历史印记和地域特征。也就是我们现在无法去创造宋朝的月亮和古希腊的石头，只能在“文化”后对文化进行欣赏和研究。
事业是什么？按照常规的解释是人们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的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这里的主体是人，强调有一定目标。也就是有明确的目的，然后规模化、系统化地为之建构的活动。典型的说法比如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或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他的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列宁、斯大林也都是使用“事业”一词频率极高的人。毛泽东更是对“事业”情有独钟，他在
事业虽然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应该是神圣的，但当代以来已经彻底世俗化了。所有的条件、所有的口号、所有的宣传都已经离不开“事业”，“事业”已经等同于具体的工作或者动作。河北某地有一标语：“为了计生事业，宁可血流成河，不可多生一个。”河北鹿泉一个屠宰场的外墙上写着：“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事业。”还有河北一地写的标语是：“为了电力事业，严禁触电，一触即死，不死法办。”一次接到一个陵园的推销电话，推销员不厌其烦地向我推销墓地，并要我支持他们的“事业”，令我苦笑不得。更为称奇的是，在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一位陪侍小姐振振有词地说，他们从事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快乐事业，既环保，又低碳，还不消耗资源。现在的“事业”已经是五花八门，覆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让饭店购买老鼠药叫卫生防疫事业，把在女人的肚里插上铁丝、把男人的命管阉割叫计生事业，人死后火化叫殡葬事业，滚动键身球叫体育事业，在作协写小说叫文学事业，把烤红薯的大铁炉子拉走叫城管事业，预报近期没有大地震叫地震事业，下雨时动员全民疏通下水道叫水利事业，公路收费站只留一个通道叫交通事业，赵本山卖拐叫慈善事业，让小学生背诵连大人都不遵守的《三字经》叫教育事业，敲锣打鼓扭秧歌吹气球叫文化事业。
文化与事业组合在一起，从此就没有了真文化，真文化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真文化流淌在人们心中。这种结合只创造了事业，这种结合又如同自由与枷锁的结合一样，有了枷锁的自由显然已经不再是自由。文化应该是没有“事业”的，而事业中可以有文化。文化与事业一旦联结在一起，就彻底扭曲了文化的目的和面容。我们已经知道，文化诞生于自然，是不经意间的历史创造，而“事业”的目的性容不得文化拥有这种自由，“事业”要为其设计功利性目的。成为“事业”的文化不再拥有自由的本性、批判精神和价值的整合兴趣，它唯一的目的是实现“事业”号召下的任务完成。“事业”之后的文化创造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本来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广阔的民间社会，而“事业”中的文化创造主体则成为政府或政府主导下的各种团体。在此主导之下，文化不再担负价值的梳理、反思功能，而是担负“事业”目的的宣传任务。阿伦特发现，在事业性的语境中，文化不但承担了全部的宣传任务，还会用灌输来代替宣传，它的极致会与恐怖相辅相成。“文化大革命”便是“文化事业”的登峰造极，为了完成一种想象的“事业”，让文化在此承担所有的政治任务，最终让文化已沦落为打手。但文化与事业有着不同的生成机理，如果强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从长远来看，任何事业、制度都会从属于文化，而文化并不向任何事业或制度屈服。文化发展的结果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对某种文化的喜爱和好感，它不服从于国家话语的强制号召，也不迫于某种力量的暴力要求。所以，任何事业性的文化目的并不能把文化的生成死死地捆在某种制度安排上，文化的运行规律会使得真文化脱身而逃，只在被捆绑之处留下形式化的外壳。因为文化和事业有着不同的行走方向，所以就有着不同的运行轨迹，两者最好是相安无事、各行其路、天下太平。或者说文化可以承担事业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反过来，事业则无法去要求文化。所以，戈登·柴尔德发现，文化是由人类社会所创造，并以独特的人为及理性的方式传承，它并非固定和不可改变的，它随社会不断处理新的环境而持续发生变化，但并不随某种制度的主动安排而顺应人为化的建构目的。
由于错误地把文化与事业进行了目的化的捆绑，对于文化的本质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偏差，就会错误地以文化的某种形式当作文化的核心，然后，文化的形式得到支持，受到追捧，而真正的文化则受到冷落和压制，最后造成文化的发展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路径。在“文化事业”观念的支持下，文化的发展要由意识形态或政府主导，再由主导变成了主办，终端由文化事业单位来进行承办。这样一来，文化不再是弥漫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追求、精神支撑和灵魂方向，而是各种各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活动。然后形成了时代的文化怪相：一方面文化活动铺天盖地，一方面人们感到精神空虚，价值缺失。一方面文化场馆金碧辉煌，一方面心灵牧场极度荒凉。一方面图书出版汗牛充栋，一方面思想市场闸门紧闭。当下，由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失衡，价值震荡对于文化提出平衡要求，然而，文化并未像经济回到市场一样回到文化，它仍然作为一种目的性“事业”而被掌控。这种情况下，被政治、社会、经济、稳定、和谐、发展索求良方的文化不仅无奈，还变得更加面目狰狞。最后，文化又以类文革的面容出现，只不过这次穿上了产业的外衣，只是这外衣套在事业的脚下，更加不伦不类。最近媒体曝光山西省蒲县是省级贫困县，在这个偏远山区县城内，历时两年建起一座总投资超亿元的文化中心。主体竣工的蒲子文化宫气派豪华，被指酷似“鸟巢”。这样建造超豪华的文化活动中心，是想以此夺得文化繁荣的头筹。包括“西门庆故里”这顶绿帽子，几个地方也争得死去活来，一些地方把这顶帽子当作文化的瑰宝，而真正的历史遗存则一天天让开发商毁掉。
当文化作为一项“事业”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之后，本来这种无形的形态就会被作为有形的东西来规划，文化规划便成为一种更加奇特的历史景象。如果说城市需要规划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要求的，那么，文化规划则成为一种荒谬的多余。因为对于文化的规划就像对于天气的规划一样，仅仅是一厢情愿。而真正的文化发展也并不会在你的规划里乖乖就范。那些在规划里享受财政待遇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文化，最多是一种文化的皮毛，成为有奶吃的会哭的孩子。从人类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实践理性永远比少数精英规划、设计的理性更为可靠。这是哈耶克不厌其烦地对人类规划偏好的忠告。因为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任何周密、详细、自负或善良的文化规划不一定符合人们在发展中的文化选择。如果我们凭着对于制度的忠诚去规划一种文化模式，然后提供给人们，实际上就等于在暴力思维下炫耀的暴力权威。这种模式实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供给或灌输，永远与文化无关。人作为一种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自在，物质性虽然是精神性的前提，精神性却是生命存在的根据，而精神性又以文化的内容和价值得以体现。因此，在生命的本义上，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精神桎梏，对于现有文化束缚的挣脱便是人的本性，而文化的挣脱又会带来文化的创造。所以，任何理性的、冲动的、秩序的文化规划都不能涵盖文化的发展方向，甚至可以说，文化的发展是不可具体预测的。这就是，文化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创造的，文化隐藏在我们价值取向和习俗的变化之中。
多年以来，“文化事业”已经成为一种打动群体心灵的精神幻觉，反复宣传所形成的暗示模糊了文化的生成路径并不断地得到期待。当这种错误的组合没有在最初得到质疑之后，便通过民粹运动的常规化形式进行传染。然后，“文化事业”开始具体为“文化建设”和“文化规划”的错误路径，并以社会事业的承诺形成迷幻的动力。当代以降，残酷的乌托邦实验由于对基本人性的背离而被理性和觉醒拒绝，但乌托邦的文化遗产还残留在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偏好之中。在乌托邦的价值内涵被彻底望穿之后，那种附着在其价值之上的计划色彩当需进一步剥离。否则，权力本身会利用它的宗教精神制造文化幻相的“事业”迷雾，使人们陷入一种新的、从权力利益出发构建的文化乌托邦。如果这样，不仅是文化的悲哀，还是历史的不幸，因为历史已不愿再回到文化的奥斯维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