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出录音带
——《不灭的火》（６）
吴高兴
同室的囚犯们告诉我，刚进来的犯人，第二天肯定要提审，这是惯例。果然，８月１９日上午，项一峰他们来提审我了。参加审问的还是原来那些政治警察，地点不是看守所的审讯室，还是公安局二楼那间办公室。我想，别的犯人都在审讯室受审，我却在看守所外面的办公室，而且审讯我的人仍然是原来找我“谈话”的那些警察，这些迹象表明我与其他犯人是不同的，很可能录音带交出去了，他们看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很快就会释放我的。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是项一峰这个专业政治警察精心安排的，目的是暗示你，你是可抓可放的，全在于你自己了，只要你按他的要求“彻底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马上就可以放你出去。
不过我还没有迂到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鬼话。我确实希望能够得到“从宽处理”，但我并不想通过“坦白”来“从宽”，否则早就去自首了。
审讯开始了。
“吴高兴，昨天晚上考虑过你的问题了吗？”项一峰点燃了一支烟，微微仰起脖子，缓缓地吐出一大口。
“给我一支香烟！”犯人在受审时，要支烟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坐在我对面做记录的小范连忙丢给我一支，又欠过身来，帮我点燃了。我吸了一口烟，气冲冲地说：
“对你们的非法拘禁，我再次表示强烈抗议！”
“你还要抗议！我们是公安机关，就是有权对你采取措施嘛，怎么能说是非法的呢？”说话的是公安处的另一名陈姓警察。我知道他虽然年纪比项一峰大些，五十多岁了，但只不过是个帮腔的角色，用不着理睬他，继续争辩道：
“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可是我的演讲，字里行间充满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我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政治上碰到麻烦时，就自动表现出一副热爱的样子，我说不清这热爱究竟是真是假，“我在演讲中呼吁深入开展邓小平发动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呼吁和平解决北京学生的请愿问题，难道这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么？至于北京的事件是不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那是认识问题。”
“你不是说解放军打死了多少人多少人么？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么？”项一峰显然是避虚就实，反守为攻。
“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我是从美国之音里听来的，又不是我故意造谣！”在强大凶悍的利维坦这只巨兽面前，我除了把“造谣”的嫌疑往美国之音推，又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是说邓小平已经死了么？”项一峰好象一个急性子的屠夫，第一个刀口不够准确，又换了一个刀口。
“我绝对没有说过这个话。”
“供销学校许多在场的人都证明你说过。难道他们故意诬陷你？你自己说，你和他们有没有冤仇？”
“我对别人没有任何仇恨，但不知道别人对我有没有仇恨。”
“那你为什么把录音带洗掉？”
“录音带还在。”
“……”项一峰一愣。
我刚要说下去，此时，突然房门开了，进来一位陌生的中年警察，他似乎到办公室拿什么东西，很快又出去了，正要关门，突然闯进我的妻子，她手提一捆书，似乎在责怪我，似乎又在向我通风报信：
“吴高兴！叫你不要管闲事你偏要管闲事，你还害了阎老师，害得阎老师也被抓进去了……”项一峰他们随即接过书籍，把我妻子连劝带推地支出了办公室，重新又关上了房门。项一峰又问道：
“你不是说录音带已经洗掉了吗？”
“原版的录音带是洗掉了，但是我又翻录了一盒……”我告诉他们，由于阎定山自己要求把他的录音洗掉，我仅仅翻录了自己的演讲，并且告诉他们，录音带放在一个手提皮袋里，皮袋挂在家中铁书架上。项一峰好象发现了新的猎物，露出一丝贪婪而喜悦的目光，追问道：
“你是叫谁翻录的？”
“在大街上那个地摊上翻录的……”我按头天夜里编好的一套供述了所谓在地摊上翻录演讲磁带的经过——那时临海大街上有许多外地人摆地摊卖录音带，地摊上放着一架架双卡录音机，播放着各种各样的歌曲。“让你们去查吧！”我心里颇为得意。
“唔……你是在地摊上录的，又是外地人……”项一峰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知道无法顺藤摸瓜，扩大战果了。
自从交出录音带以后，我似乎卸下了一付沉重的担子。“大不了如此！”我想，“就凭这一篇演讲，能把我怎么样？”
又过了两天，妻子辗转托人捎来一封短信：
“……你不看在我的面上，也得看在三个可怜巴巴的孩子面上，你就认个错吧……”
看了妻子的来信，我的心软了。是啊，可怜巴巴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体弱多病的妻子也不能没有丈夫。可是，认个错就能出去？妻子的想法显然太简单了。不过，我的演讲不构成犯罪，游行示威不构成犯罪。何况，这些都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过于注重个人的责任。被捕以前，曾听人说过，临海有个青年在杭州的一所大学读书，他是省“高自联”的第二把手，被关了九天就放出来了。“省‘高自联’的头头也只关了九天，我还能关多久？你们等着吧，我的孩子们！不要焦急，我的妻子！……”晚上，我躺在看守所的铺位上，想着想着，恍恍忽忽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