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皋先生认为，庸人的远祖应该是颛顼。据考证，颛顼的神通特别广大，业绩特别宏伟，处处现身，事事插手，不可能是一个人的能为。颛顼只能是个共名，就是巫的同行，甚至是别称和尊称。“‘颛顼’这两个字去掉‘页’字，或者说抽掉‘面具’，剩下就是‘耑’、‘王’二字。‘耑’在后世做‘端’，……而‘耑’显然就是后世的‘端公’(戴有面具的戏中大神，即大巫)。……颛顼的伟业之一就是‘绝天地通’。”

为什么要“绝天地通”呢？《国语.楚语下》中记载了当时的一位博通的学者观射父的回答：“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蠋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在张良皋先生看来，“‘绝天地通’是一项影响中国文化性质的宗教改革。在颛顼以前，‘民’和‘神’互相混淆，没有区别。人人都可以祈祷，上通于天；家家都是巫史，代神说话；一切都乱了套。颛顼命令南正重管理天，领神职；命令火正黎管地，理民事。从此以后，巫史都专业化了。

张良皋先生认为，绝天地通的执行者是重黎。而在《楚世家》中，重黎即为“祝融”：“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从此以后，祝融氏正式问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氏族，其活动能量非常大。首先，他们在自己老家建立了庸国。他们被命曰‘祝融’是在华夏地域，所以华夏留下不少祝融足迹。《国语.周语》说“融降于崇（嵩山），”此处融即祝融；郑国新郑是“祝融之墟”；庸人的嫡裔在殷人故地建立了庸国，而且很可能在商代即已建立起聚居点“商容之闾”。在不少典籍中，庸和祝融被拉到了一起，被视为“祝融”即祝庸。在张良皋先生看来，庸国的祖先应该追溯到祝融（祝庸），庸国的子民都是祝庸的子孙。

二  庸国的文明大国地位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庸人的巫文化得以张扬。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7]

夏商时代，庸人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形态，张良皋在其《故国神游》中考证古庸国盛产五金，由此提出庸国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是以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

庸人因善于筑城建房又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了庸人高超的建筑艺术。

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 庸人还拥有强大的军事技术，“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庸人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使他们能够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众多的方国中，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 [8]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 [9]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上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 由此可见：上古之时，“庸”即为勇武之族，武王伐纣之际，“庸”为“庸、蜀、羌、微、卢、彭、濮”八部联军之首。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时代的泱泱大国地位。清代学家杨应乾为此作《上庸赋》，颂云：“善兵振旅，从周伐商。孟津大会，虎噴龙骧。武成既告，于汤有光。分茅授土，各守封疆。” [10]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这时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于方城，庸遂为三国所灭。三个强大的方国联手，才一举灭掉了庸国，足见庸国当时国力的雄厚、国势的强大。而庸国的被灭，也成就了楚庄王“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历史神话。梁启超在评价庸国灭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 [11]

西周时期，青铜时代，庸国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铸造出辉煌的古庸文明，成为雄踞一方的泱泱大国，疆域不断扩大，到春秋初期，达到它的顶点。《括地志》载：“房州、金州及竹山县，古庸国。”房州是隋开皇十八年由罗州改置，辖今房县、保康和竹山、竹溪等县；金州是唐武德元年置，领今石泉、西城、旬阳、清阳、汉阴、平利。《读史方舆纪要.兴安州》载：“春秋时庸国地”，即今安康一带。《后汉书.郡国志》：“鱼腹，古庸国”，鱼腹即今奉节县。这就是说，庸国的疆域跨越今陕、川、鄂三省，包括今竹山、房县、保康、神农架、竹溪、平利、旬阳、安康、汉阴、石泉、紫阳、岚皋、镇坪、城口、巫溪、巫山、奉节等17县，疆域广阔。[12]

张良皋在《故国神游》中将庸国的灿烂文明表述为：“它（庸国）的子民是羲娲二皇的长子部落；它的地位是秦岭以南的群蛮领袖、讨伐商纣王的军事劲旅；它是最早最熟练掌握青铜铸炼技术、城市建筑技术和八卦系统思想的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它向北方的商周‘河洛文化圈’输送了最博大精深而又体系严密的四灵、五行、十干、八卦的哲学与技术，又向南方楚国“江汉文化圈”注入巫术与青铜器等文化精髓。使得北方史官文化与南方巫官文化一源分二流，衍生出儒、道两家思想体系，架构为中华文化大系的两条主脉”。

三  “庸”的文字学解读

庸国的古老灿烂文明也充分地从其国名“庸”字中难以掩抑地折射出来。1939年版《辞源》对庸字有十二种解释，⑴用也；⑵常也；⑶功也；⑷愚也；⑸犹岂也；⑹赋法之一种；⑺与墉通，城也；⑻与傭通；⑼爰也；⑽与镛通；⑾国名，商之候国；⑿姓也。其中6种涵义涉及的都是对庸国的赞颂，以及对其文明贡献的肯定。最独具慧眼、别有新意的解读，当属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先生。他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庸国的古文明大国地位作了“六绝”的高度概括：其一，屈原《离骚》中所说“伯庸”，乃是“庸伯”的意思，而庸伯则是祝庸即祝融的后裔。所以，庸国亦即融国。融是制陶大国，而且必定是鬲的发明者，拥有专利，成为氏族乃至国家的象征。鬲这种三足器，以其空腹足为特色，巧思绝伦，充分利用火力，大大节省燃料，促进了陶器文化。

其二，庸，颂、诵，属于同音转注，其指义同一，即庸＝颂＝诵也。颂、诵之称，表明庸国是一个歌诗大国，或曰声乐之乡。无怪乎《诗经》有“二南”、鄘风，“皆因地域密迩，故得嫡系真传。《诗经》风、雅、颂之颂诗，也非商、周、鲁的创造，而是庸国早期启端绪。”[13]

其三，祝龢之称，表明庸是器乐大国，或至少是管乐之乡，因为龠泛指一切管乐；即使“龢”读如“和”，义亦音乐之谐和，同样在音乐的范畴之内。

其四，庸在金文中取“郭”形为义符。郭，城郭也，表明庸国曾是筑城大国。从《鄘风.定之方中》可以看出，庸人不仅善于筑城，而且拥有全面的营建技术，是一个筑城大国和营建大国。

其五，庸与“容”通，容成氏乃庸成氏,就是庸国先民。《尚书大传》说：“容成作历,” 庸国先民发明制造农历，是个造历大国。祝融氏属“火正”之官，与天文有密切联系，且有责任观测“大火星”，即“心宿二”。据近人研究，中国最早的历法，是以大火“昏见”为岁首的“火历”，与农事紧密结合。祝融氏火正应是此历的缔造者。此历既为农业服务，可见庸国当然也应该是农业大国。

其六，“庸”字下半截之“用”，在金文中作钟形，是甬钟的侧面象形字。在《路史》中，祝庸氏一作“祝诵氏”，而“诵”字右边正是甬钟之甬。加了金字旁的“镛”，就是大钟，或名“镈钟”，是金奏中的低音部，而甬钟则是主旋律的主要乐器。庸是以钟为国徽的国家，这种国家当然就是甬钟的首创者，而且可以肯定是冶铸大国。

从庸国国号的文字学推理和庸国六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个强大的古国文明全面发展的先进程度：庸国是一个制陶大国、歌诗大国、器乐大国、筑城大国、营建大国、冶铸大国、造历大国、农业大国。正因为庸国的如此大国地位和杰出文明成就，所以，张良皋教授说了一段让人震耳发聩、不由得不三思其义的话：“庸国的文明和历史恰像一座破碎的冰山。处处露出尖角，下面隐埋大量史实，可是至今也还不曾有人发愿整合这座破碎的冰山。这是一份前不见古人的工作，值得我们值得我们贾勇一试。”庸国，让人惊讶、让人折服、让人震撼、让人永远无法探究其谜底的古老方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