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山文化集团是制度环境下催生的文化产业成功范例,其经济业绩确实如日中天。但由于先天局限,指望一头猪有了茅台喝就能变成一只飞翔起来唱歌的鸟,显然是不可能的。在现象遮盖本质的表演中人们只注意到了他的成功华彩,却没有注意华彩包裹之下的皮囊。但只要稍微走出这浓妆艳抹的舞台,偶有风吹,便使他痛痛快快地露了马脚。
这双丑陋的根部是与生俱来的,由于没有后天的修炼,只能一直在身体的最低处丑陋着。平时有了五彩的锦锻包裹,时代的注意力偏好也正好忽略了它的存在。天生与崇高为敌,与高雅结仇,与功利为伍,他的大俗无论如何披金戴银、衣着光鲜,这双脚还是未能与他的荣光达到同修。
这不,
赵本山的这一幕看似高潮迭起、精彩绝伦,其实也并不新鲜。因为时代的文化流俗造就了他的神话,自然在时代的审丑中已经成帝。成帝者自然脾气暴长、唯我独尊,任何批评都是别有用心,至少是出于嫉妒。这一幕又使我想起一则佛教故事:宋代的张九成造访喜禅师印证一下自己修行的功力,喜禅师问∶“你来这里为何故?”张九成答∶“打死心头火,特来参喜禅。”喜禅师听了,就知他尚未悟道,故意试探说∶“缘何起得早,妻被别人眠?”张九成一听禅师平白无故说自己老婆被别人睡了,心中四海翻腾、怒火纵起,气愤地说∶“无明真秃子,焉敢发此言?”喜禅师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轻轻一扑扇,炉内又起烟。”张九成听了,才知自己露了马脚,惭愧不已,深知自己的功法浅薄,以后决心面壁苦修。
无独有偶,日本的山冈铁舟和尚也有类似的故事。铁舟平时被众弟子簇拥、奉承,自视甚高,到处会访名师,一天,他见到了相国寺的独园和尚。为了表示自己的悟境深远,他颇为得意地对独园说∶“心、佛、众生,三者皆空。现象的真性是空,无悟无迷,无圣无凡,无施无受。”当时独园正在抽烟,未曾答腔。但他突然举起烟管将山冈打了一下,铁舟大为恼怒,吼道∶“您打我干嘛?”独园反问∶“一切皆空,哪儿来的这么大脾气?”
宋人拜喜禅和日本铁舟和尚的故事多么像赵本山请教
《大智度论》卷十四中说:“嗔恚其咎最深,三毒之中,无重此者;九十八使中,此为最坚;诸心病中,第一难治。”《佛遗教经》中也说:“当知嗔火,甚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劫功德贼,无过嗔恚。”另外,寒山子有诗偈云:“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只是老赵只知称帝的威风凛凛,而不知傲慢和怒火烧毁自己的危险。如此一来他就再也无法把我们逗乐了,因为看他的暴怒相让人怎么也无法相信舞台上他的表演还能有真情。
赵本山露出的马脚还并不在于闻过大怒的修养缺失,而在于他根本无法听得懂
巴尔扎克说,傲慢是一种得不到支持的尊严。本山的这种傲慢恰恰是想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结果在情急之下因为自身的缺陷反而自己撕毁了尊严。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极力维护的人本性中的那种虚荣,但未能清楚是什么支撑了这种傲慢。省察本山文化集团的崛起,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巨大反讽,是他讥讽的人民用时间和情绪把他抬到了巅峰。他的出道之际,恰恰又是九十年代之后思想集体逃逸之时。他的机会主义得益于历史的空虚投射,那个年代怀疑和批判不再是人身上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资源。文化策略与策略文化的双重作用提供了犬儒主义的历史舞台,本山携带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生存智慧一跃而君临天下。他的同行朱时茂说赵本山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演出方式和风格。我则认为,本山的崛起路径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怎么能天真地指望一只狈去讽刺狼、反而能悲悯羊?本来,每一个艺术家都是在修炼中不断地“去执”化生存,从而达到令人尊敬的境地。这是我们对于真正艺术家的信赖路径,可并不是每一个从事艺术行当的人都能够进入这种信赖。赵本山本没有错,他的物质化生存要求是对于他价值取向的最好辩护,我们实在是在另一种层面上放大了这种期待。赵本山不需要什么“悲悯情怀”和“历史进程中本质的真实”,也不需要什么艺术的尊严。他就这么拧:活着就是为了吃饭!
虽然苏格拉底说傲慢是无知的表现,但赵本山不管这一套。什么拉底不拉底,只把收视率拉到底。什么教授不教授,只把自己赚钱的原则坚持够。看来是
看来,赵本山的精明功夫还未到家,像喜禅师试探那位宋人一样,
我想这次本山文化的发飙事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本山文化走向没落、灭亡的信号。九十年代以来,人民在这种忽悠中已经沉睡的太久了,原形毕露正好是一种恰当的提醒。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到了连正常的学术批评都不能包容的程度,正好显示了它的虚弱。在赵本山发怒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恐惧,这种傲慢之下的恐惧又恰恰起源于一种自卑。一个人正是不能意识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和道德上的责任便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那种靠霸道和怒火维持的只是一种恶,为此,他永远不会忏悔,也就无法使精神得到救赎。为了物质化生存,赵本山可以撕掉所有的文化尊严,但是观众的尊严是不能伤害的,否则,他的星光大道只能接引他返回铁岭老家。这也是他自己曾经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