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师大首期西部文学论坛《末代紧皮手》研讨会概要

 

时间       2010-6-3晚

地点       西北师大文史学院

主题       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研讨会

参加人    李学辉（作家、武威市作协主席、《末代紧皮手》作者）

        张明廉（教授）

        彭金山（诗人、甘肃省文学研究会会长）

        刘洁（教授）

        马步升（作家、评论家、甘肃社科院文化所所长）

        叶舟（诗人、作家）

        王为群（教授、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院长）

        梁军权（西北师大文史学院党委书记）

        邵宁宁（教授、博导、西北师大文史学院副院长）

        杨光祖（评论家、教授）

        元旦（副教授）

        王贵生（副教授、博士）

        韩伟（副教授、博士）

        孙强（副教授、博士）

        唐翰存（青年评论家、诗人）

        王明丽（博士、《西北师大学报》副编审）

        张晓琴（副教授、博士）

        杨天豪等60余位硕士研究生

主持人    徐兆寿（作家、诗人、副教授、西北师大旅游学院副院长）

记录人：刘丹（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第一部分：研讨会启动仪式

徐兆寿宣布首届西部文学论坛启动。

邵宁宁讲话：这次关于《末代紧皮手》的研讨会在认识西部文学的发展中有重要意义，借此机会，让大家重新重视甘肃的地方文学研究，推至对西部文化的重新审视。

这次研讨会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       拓宽文学研究的方向；

二、       使研究生切身感受文学批评的氛围；

三、       推动甘肃地区文学批评的发展。

 

第二部分：作品介绍及作家演讲

 

徐兆寿首先简短介绍了《末代紧皮手》的作者李学辉及其作家情况。

李学辉，笔名补丁，甘肃武威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上世纪90年代步入文坛，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末代紧皮手》是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是甘肃省委宣传部2007年的重点文艺资助项目。该书于2010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芳草》杂志第二期全文头条刊发。该作品一面世就在国内文坛引起了剧烈反响。著名评论家雷达评价其为“一部奇异之书”，评论家施战军也称赞其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佳作，是一部高妙之书”。

《末代紧皮手》的时空放置于解放前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段，一个叫巴子营的地方，讲述了一个极具传奇性的西部故事。所谓“紧皮手”乃是凉州地方民俗中类似于土地爷替身的角色，他承载的意义不仅是土地的崇拜，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梦想。该作品从一个奇特的角度解释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和息息相关的互渗性。

在此之前，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甘肃作协、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共同为其举办了一次首发式。彭金山、王家达、马步升、叶舟、王登渤等对《末代紧皮手》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该作品是甘肃长篇小说的一大突破，也是近年来甘肃小说的一次重大收获。

接着，作家李学辉简短演讲。首先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感谢，表示出了谦虚学者的风范。接着，对其小说进行初步解读。李先生称其小说是发生在武威大地上的真实的故事，听爷爷讲述，并受中国乡土小说的启示，构思而成。其文本采用的是环式套式结构，分章节进行。对于土地这一意象的选择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情结：一是宗教情结，李先生认为“谁能踏进土地的胸膛，谁就是幸福的”，对土地有着赤诚的热爱，他以“脚踏实地，仰望星空”的姿态让这部小说的中心意象得到诠释。另一方面，李先生对土地有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有一种“土地继承”的情结，他要让土地渗透到骨肉之中，用手中的这支笔深刻地记录这本应时刻得到重视的土地。最后，李先生对于“文学”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文学是最理性、最具有诗意的东西。但文学的表达，他有着自己的特色，即“骨头上开花”。李先生的写作比较克制，硬生生地在骨头上开花，难免让文章不好读，但正是这样的写作态度，体现了李先生对于文学写作的敬畏，从而在创作中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李先生谈到：在写作初期，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女性角色，然而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女性角色在小说的创造中十分必要。因此李先生重新安排了三位女性的出场，并细致地诠释了他对乡村女性的理解。他认为，乡村的女人，尤其在有着家族、宗教观念的村落，女人就是宗教的殉葬，在她们的心里，“爱，是活着的行动”。对三个女性角色的出场，李先生仍然寄予了浓厚的宗教感情，表达了他对文学写作的敬意。李先生的写作有其虚心的态度，也有其“宁可失败，也要写下”的内心执着。李先生的发言，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对于文学的挚爱和诚恳。

 

第二部分：作品讨论

 

张明廉：我还没有细读作品，但从作者的介绍中，已经对作品有了初步印象。我接触过李先生的短篇作品，从中看出李先生的作品有很大的潜力，很多作品留下了比较大的交流空间。对李先生的文学理解方式我给予认同，并从李先生的作品中得到一个启示：文学要为文化服务，文学作品要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并且我希望这种“文学、文化”服务方式能给大家以启示。

马步升：首先，我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很深刻，写出了人物与土地的关系。采用“小叙事”长篇的结构，在诸如此类的作品中，（如余飞羽的《平原》），主题挖掘更深刻。再者，人物“余土地”这个活人土地爷，其文学形象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就是，李先生作品中的语言虽然坚硬，但字里行间又有丝丝的柔软，阅读性强，可看、可读、可评。总之，李先生的《末代紧皮手》的出版，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事件”。

孙玉玲（硕士研究生）:我主要谈一下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其主题是——在“乡土文学”中，《末代紧皮手》的继承与跨越。我主要分三个部分来讲：一、时间：故事选取在解放前到文革结束这个时间段，突出了“变化”二字，这场变化根本上改变了土地的性质。二、地域选取：我的家乡也在作者文中提到的地方，所以在心理上有一种认同感。这个地方相对偏远，在文化心理上出现了隔膜与抵制。因此，出现了相对应的群众言论。三、故事：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和日常生活情状，这里，体现了民间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对于土地的崇拜，在更深层意义上是对农耕文明的崇拜。最后，我觉得需要指出的是《末代紧皮手》的超越主要是在情感上，在同类的乡土文学中，其主要情感基调已经由无尽的乡愁转移到对土地的祭奠。

彭金山：我主要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评论。一、“余土地”这个人物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一种符号，即土地的化身。从这里，写出了农民与土地的相依为命的关系。二、文中多次出现的“水”的意象，如东塘子的水。在这里的水，从民俗象征意义上来说，一方面是连接人界与神界的通道；另一方面，水有净化的意义，其中有着与神灵对话的姿态。三、从文中提到的各种与土地相关的祭祀活动中，我看出了农民的智慧，也联想到了与之相对应的神灵祭祀活动。这里，我觉得又体现了农民想要驾驭土地的能动性。四、对历史变迁的别样阐释，尤其是“袁皮鞋”出现后的变迁，深刻地体现了农民对强加给他们的外力的抗拒。读到了最后的结局，其中透露出了无限的悲伤，这是农业文明的挽歌，还是一个特殊意义载体的开始？

       杨光祖：我由作品生发出了一些对文学的理解。我认为文学是一种生命和生活的方式。文学形象不一定要伟大，但一定要真实。“土地”本身就是默默无闻的，正是因为作者写作的克制感才让作者抓住了土地这个意义载体，并从作品中读出了作家的疼痛感。因此，我的核心意念就是作品要把文学真实地呈现出来。

叶舟：我首先要对《末代紧皮手》的文本阅读作一个概括：“可能是被彻底误读的书，也可能是被人遗忘的书”。我的意思是说：一部作品的写成即关闭了一扇窗户，在《末代紧皮手》的写成后，即关闭了对大地的记忆。写作就好像是一种沉默在黑暗中的激情，在黑暗中，总要找到一种若隐若现的光明。“巴子营”就好像是这一点光明，它就像一个钉子，刻印到中国的大地上，映射着“中国的村庄”。这些村庄都到哪里去了？就如我们总在文章中提到的“黄昏”、“小马过河”、“满眼的绿色”，都到哪里去了？现在的城市里，“太阳还没有落，路灯已经亮起”，人们遗忘了什么？现代社会让人失掉了挽救这些美丽词汇的心，而李先生的《末代紧皮手》在这层意义上，当起了挽救者。这个“余土地”就像是“人类文化的标本”。有这么一句话，“非洲死掉一个酋长，就等于欧洲倒掉十个博物馆”，而这个酋长就是具有丰富文化基因的载体。《末代紧皮手》就像是这个酋长，它具有丰富的内涵，警示着有一种文明可能走向黑暗。所以，我认为，《末代紧皮手》有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壮烈。

邵宁宁：我认为小说并不是完全工具化的东西，“紧皮手”的形象则带有着浓烈的激情，还有对土地和宗教的虔诚。李先生的作品中有浓烈的宗教情结以及执着的民族感情。而从作品所表现的人生和时代的问题上，李先生的作品还有一些不足：就作品塑造的人物而言，具有符号化倾向，符号化一方面在传承一种文化内涵，而另一方面，人物在整篇文本中缺少发展，内在世界封闭，缺乏内心深度。“余土地”在现代文化渗入的浪潮中，也应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作品中却没有表现出这个意义层面。还有在“余土地”的情感心理方面，写得并不丰满，三个女性受着情感折磨，而“余土地”的情感却显得单一。在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中，我同意彭金山老师概括地：“农民对强加的外力的抗拒”，而正是太重视这股抗拒，所以在时间段的选择上限定了小说的发展。而且“袁书记”这个革命的代言人处理得简单化，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直接把农民与“袁书记”处理为好人与坏人的冲突，使得矛盾也简单化。文章的后半部分，好像写成了七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即主要由政治变化导致了农民的变化。这个意义层面放置到那个年代有足够的说服力，而这个年代则显得说服力不够。现在这个社会应该有更深刻的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究。最后，我十分肯定作品的现实性意义，即我们已不可抗拒地加入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化中，很多时候我们已遗忘了那片赤诚的土地，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末代紧皮手》唤起了我们对土地的热情。

文字学的研究生：我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基础，在《末代紧皮手》的写作中，文字功底还有些欠缺。

蒲慧宁：我主要谈一下对作品的直观感受，在文字中有着率直的诉说，也有着脉脉含情的低吟。我从文章中感受到了“信仰”的重要性。

刘洁：首先，我读了这部作品，感觉有浓厚的警示意味。文中所描写的土地的“异化、死去”，确实是现代社会的真实现状。再者，我在文章中听到了那个时代的立体声音，如“公社是个常青藤”、“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有很强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也提出一些建议：在故事的延伸中，虽然突出了农民的被动，却在意义层面缺乏深度地挖掘。土地的问题不仅仅是改造带来的，在别的方面更应有其深层意义，农民“热爱土地，却做不了土地的主”，这层意义还需要挖掘其内涵。在语言运用上，还缺乏流畅性。

       梁军权：我认为这部作品在甘肃文学的发展中有其重要意义。我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谈。一、文本的语言生动活泼，其中的核心方言，对表现主题有很大的帮助。二、文章的主题呈现了信仰的多元化。三、文中既有热闹的愉悦，又有悲壮的场面，切实地体现了文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特点。

王贵生：我主要研究人类学，所以在这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作品读起来有新鲜感。作品有着极强的自我特色，为我们打开了新视野，其具象化的描写为读者指出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到底要保护的是什么。在这层意义上，有着很强的文化历史厚度。二、“巧手笔”。文中提到特殊的意象，如“龙爪”、“鸡爪”、“石头”，这祭祀用的东西，不仅仅是形象化的，更体现了其变化性，对文章的主题挖掘有着很大的帮助。在很多场景的描写中，有很强的画面感。如王秋艳“一团白在舞动，那团白，比雪好看”。三、文化向度的多融合。四、人性意识和宗教。文中提到的宗教这种文化形体，具有巫术性质。体现了一种在交合中多元的文化形态。五、农村信仰与生殖崇拜。人类与自然在很多方面有着神秘的联系。人类的生殖崇拜以及自然的交度有启示丰收的意思，文中多次提到的生殖器祭拜，有其丰厚的人类学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也提出一点建议：文中所预设的背景很模糊，没有打开纵深的历史隧道。如果再多加一些当地的传说、民间故事，把历史拉长，则不会把文学作品的窗户完全关上，在纵向的深度和横向的广度上再进一步拓展，其价值则不会仅仅停留在现在。

孙强：首先，我有一个整体印象，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基层写作者中，很多人的写作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物质利益，而他们仍是在虔诚地写着，这为我们的写作态度是否能带来一点启示？对于作品，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民俗与历史的对抗关系上。有些人认为，“紧皮”这种仪式是封建迷信的符号，而我认为这体现了民俗中的一种对抗关系，这是乡民找到的一些可以信赖的依靠。二、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到底如何叙述历史？历史也是经验的一部分，历史不仅是叙述的对象，我们更应走到历史的中间去感受。如文章的后半部分，土地革命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

叶舟：针对孙强老师提出的叙述历史问题，我不禁感慨，“在这个时代，我们无力讲述历史，我们是被历史讲述着”。

王贵生：对于孙强老师提到的“迷信”一词，我也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在很多时候，大家关注到的只是迷信的消极影响，而在很多文学作品中，迷信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慰藉，是为以后的生存奠定基础。如“紧皮”是为了祈祷丰收，这些带来的是良性的影响。对于“迷信”这个词，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形式上的评论，更应注重文化的体认与思考。

马步升：我补充一下：在某种意义上，“迷信是可以讨论的，科学是带有霸权的”。文学是和人最近的东西。

张晓琴：在我与李先生的接触中，我觉得李先生就是一位真正的土地的朝圣者，在某种意义上，李先生就是“余土地”本人。我认为，“余土地”不单单是一种符号，作者是想牢牢抓住“余土地”这个角色，却时时透露出焦虑，因此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出现了革命叙述的不足。在文章的语言方面，我更欣赏李先生的中短篇作品，其语言是从容的。而在长篇中，却表现得不够淡定，有时深沉，有时又很直白，抓不到语言的灵魂，希望李先生在语言方面，再“紧一紧皮”。

杨天豪（硕士研究生）：首先，我觉得在同类的乡土题材中，李先生的文章有其新意；其次，我比较关注“九”这个意象，在某种意义上“九”就代表一种极致，一种“末”的文明。最后，我也觉得李先生在长篇写作还有不足：情节简单，人物刻画单一，希望李先生在以后的长篇写作中有更厚重和丰富的内容。

曹永洁（硕士研究生）：我主要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这个角度来说。在正面意义上，我觉得作品写出了余土地的勤劳和坚韧的品格，以及传统文化中农民的优秀品质。而负面意义上，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陋习，如“余土地”在成为紧皮手过程中所遭受到的酷刑。我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自己的观点，即“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中走来，又必须从传统文化中走出”。

朱婉莹（硕士研究生）：我在作品中看到了信仰问题，文中的每个人都抓着自己的一根稻草，执着地走着，文中的描写都有着最原始信仰的规律性。

 

徐兆寿、邵宁宁作总结发言。李学辉对这次讨论会表示感谢，并针对一些问题做简短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