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拥有时间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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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军

    记得好几年前，我问我的一位朋友，他的导师回国以后的状况怎样？他回答说：导师告诉他，在国外他生活中90％的时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科研，10％的时间处理家庭、朋友的琐事。可回到国内，他的情形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90％的时间花在了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上，10％的时间花在了科研上，于是他的导师说，他的科研已经不能同年而语了。听完这话，我就感到，这个问题可能正是我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但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虽然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这个问题却始终得不到很好地解决。

    温总理看望病中的钱学森时，钱学森握着温总理的手，说了一句话。在抗日战争甚至以前，中国的条件那么艰苦，但是却诞生了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在研究上做出了很多让西方人惊讶的科研成果。共和国成立这么多年，科研条件，实验室的设备，大学、大学生、研究生、每年发表文章的数量比过去不知翻了多少倍，但是为什么就不能诞生让世界振动的科研人才和科研成果呢？这个问题在钱学森死后便成了所谓的“钱学森之问”。

    我曾写过一篇有关李约瑟之谜的文章，通过回顾并研究这个问题，我知道，李约瑟之谜问的也是同样一个深刻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科技进步在14世纪以前领先西方，但是在14世纪以后却落后于西方，为什么呢？李约瑟通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思想可能阻碍了中国在14世纪以后的科技进步。李约瑟所问的问题是一个很大很深刻的问题，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通过我自己的研究，我基本认同了李约瑟的说法，但我倾向于认为，李约瑟的说法指出，中国官僚体制的问题或者说儒家思想乃是导致中国科技进步在14世纪以后落伍的根本。但这个说法并不全面，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可能并不通透了解或者掌握中国历史、中国的现实。我认为，儒家思想和官僚体制都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无谓好坏，无所谓贵贱。只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将所有这些因素粘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各人仿效他人进行活动是理性的，没有人愿意做出新的尝试与创新，没有企业愿意通过创新，开发新产品进入市场，而试图通过官商勾结，让整个市场顶礼膜拜，或者通过简单的模仿，而博取别人的客户；作为政府官员，他更不愿意创新求真，因为那样做的代价巨大无比；作为知识分子，他选择通往官府的道路畅通无阻，成为科学家的前途渺茫。如果不是他很有钱，他就会无饭可吃，无米下锅。如果不是很有兴趣或者很有财富，这个知识分子肯定走不了很远，结果可能穷困潦倒。这个环境乃是一种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官僚，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投进了这个酱缸，他就会沾染这种味道，这种习气，这种风俗，这种礼仪，这种文化，这种惯性，结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结果，没有人说中国的环境不适合创新，没有人说中国的环境难以产生科学家，但是产生这样的人的机会越来越难，成本越来越高，机会越来越少。这乃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均衡——“中国均衡”。其中每个人的改革激励都非常小，要想跳出这个均衡状态，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等待着伟人的降临，他靠着自己非凡的魅力，果敢的勇气，执着的追求，或者坚定的信念，或者过人的胆识，铁血的手腕等等，会扰动原先的均衡，成就一番新的伟业；第二种可能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临小河，难以到大海游泳，靠着时间长河的进步，能量的累计，终于慢慢走出历史的长河。

    就拿我们身边的事情来说吧。我们组织了一个很好的读书讨论活动。开学之初运行的非常之好。原因是这一时间段，各种组织（包括学校、学院、系、学生组织等）的活动都没有开展，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作为一个民间的、私人的，兴趣式的小组，迎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其中有教师，有研究生，有本科生，有准备考验的学生，有准备出国的学生。一开始我们有10多个，后来人越来越多，后来有20多人定期参加我们的活动。很多书友给我发来信说，还有很多的书友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这个读书俱乐部非常之好，自己从中学习到很多。还有老师给我发来信说，遗憾我们没有能参加上次的讨论，希望我们将每次图书讨论活动的记录发给他们，供他们学习。在网络上发布了我们的读书讨论活动记录之后，更有不少的网友发表留言，与我讨论。北京的“常青”网友更是认真地阅读我们每次的讨论的记录，参与我们的讨论，并留言近6千字，与我展开激烈的讨论。

    可好景不长，我们的读书讨论活动就开始不得不一次次地暂停了。暂停的原因有学生答辩，教师参加学习，参加各类机构，各类部门的会议。要是一个个单独的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的会议也就是没有太大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各种各样的会议都是一些计划性的会议，强制性的会议。开始两次，我无奈宣布讨论延迟。到我第三次发布推迟通知时，我突然想到，让别人代我主持这个会议，这样，我们的读书讨论活动就能继续。可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代理主持人时却发现，讨论的那天，学校的各个部门都要召开××学习大会，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去，不得缺席。于是，我无奈再次推迟过去进行得轰轰烈烈，而很多人颇有兴趣的读书讨论活动。

    在接下来的一个双周，我到底是否应该按时进行讨论，但一个前提条件是，我得弄清是否有其他组织的安排，对于他们的活动，我不得而知。我不知道，我们的读书讨论活动到底应该取消还是应该更改时间？

    读书讨论活动能否顺利继续，其实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小的问题。但我举办这个读书会的时间选择却的确让我发现，时间才是一个稀缺的资源，中国的大多数人，时间并不属于自己，就好像周末不属于自己一样，随时随地，我们都会被一些人，一些组织招唤去，干各种自己不喜欢，不愿意，不情愿的事情。所以，我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经济学概念，谁拥有时间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