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苏联跟犹太人水火难容。
早在1903年列宁就指出：“犹太人的民族思想有明显反动的性质”，“它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因为这种思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会造
成一种敌视同化的情绪———即‘赫托’情绪。”斯大林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并未改变，“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被形容为犹太人资本家利用来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倒退的，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仍持同样的态度，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资产阶级进行剥削和争取庞大权利的表现。犹太复国主义通过（英国的）委托统治和《贝尔福宣言》，同英帝国主义结盟，作为对英帝国主义给予它支持的回报，犹太复国主义已把自己变成镇压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正因为如此，苏联在1929年和1936~1939年的阿拉伯人起义中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可是在1947－1949年苏联却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坚定的支持。如果没有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支持，作为现代以色列国成立的政治保证和法律基础的联合国决议——《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所必需的2/3的支持票。不仅如此，在以色列宣告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给予法律上承认的大国”。在此之后，莫斯科继续给予新生的以色列国以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等全方位的支持。这是为什么？
说穿了，这不过是因为利益所在——只有支持以色列建国，苏联才能排挤在中东的英国势力，借以分一杯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打击英国在中东的势力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斯大林仍然将英国而不是美国当成自己的主要世界对手，这是因为战后初期的中东仍然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不仅巴勒斯坦地区依然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下，而且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如伊拉克、约旦、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均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自然视英国为主要障碍，千方百计打击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势力，力图将英国赶出中东，特别是赶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勒斯坦，为自己向中东地区渗透铺平道路。苏联的决策者认为，一旦控制了中东，不仅可以控制西方各国工业品生产所赖以生存的石油资源，而且也威胁到东西方之间往来的航道，从而沉重打击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
战后初期，英国并不甘心自己在中东的势力和影响丧失，即使不得不从中东撤走，仍然希望借助阿拉伯联盟的力量达到延伸自身势力的目的。此时在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主持下，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比过去更加步步不离这样一个目标：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建立以英阿联盟为基础的中东新秩序。当时阿拉伯国家还处于封建君主和反动上层分子的统治下，1947年埃及仍为法鲁克国王统治，伊拉克和约旦由哈希姆王朝统治，这些政权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苏联当时在中东可选择的外交空间来看，它的积极外交政策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多大活动余地，与阿拉伯国家基本没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因此，苏联认定阿拉伯国家政府是亲英的，将阿拉伯联盟看作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选择了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未来的犹太人国家培植为苏联打入中东地区的一个“楔子”。
1946－1947年，随着冷战的来临，克里姆林宫更加积极地寻求削弱英国在中东控制力的有效途径。巴勒斯坦代表着大英帝国地区性防御系统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为在那里存在两种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他们不仅互相敌对，力图挫败对方的野心，而且都乐于使自己摆脱英国委任统治的枷锁。因此，在审视巴勒斯坦问题后，苏联有理由认为，以消除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为契机可以逼退英国在整个中东的势力。克里姆林宫发现支持与英国直接对抗的犹太一方比支持与英国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阿拉伯一方更有利于实现打击英国势力这一目标。这是因为犹太独立运动有助于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客观上起着进步作用”。显然，苏联试图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实现建国夙愿的方案来打击英国的中东政策。正是出于这一考虑，1947年5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了莫斯科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并且清楚说明了苏联的立场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英国作为委任统治国已无力履行维持和平的职责，既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建立相互敌对的军事团体，他们的联合仅建立在共同反对英国委任统治这一点上，所以委任统治应当结束。第二，纳粹大屠杀幸存下的众多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仍然在西德和奥地利的集中营中经受着极度的贫困。既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能够在保障犹太人民权利及生存条件方面提供足够的援助，既然仍然生活在集中营的大屠杀幸存者表达了他们移居巴勒斯坦的决心，就没有理由不尊重他们的意愿。这是苏联第一次明确表达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立场，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对此惊讶不已，当然，犹太人是以极其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苏联这一意外立场。
1947年11月26日，即对《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的前三天，在联合国大会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发言中，葛罗米柯再次重申巴以分治是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认为苏联的立场绝非“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一般的阿拉伯国家”，相反苏联认为这个方案“符合犹太民族的基本利益，也符合阿拉伯人的基本利益”，然后向阿拉伯人保证苏联政府和人民“一直保持并继续保持对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抱负的深切同情”，包括他们“为挣脱最后的殖民枷锁的努力的同情”。也就是说，苏联政府相信支持以色列建国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日后支持阿拉伯人的反英民族运动加以抵消，“苏联代表团深信，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仍然不止一次的转向莫斯科，期待苏联支援他们为他们的合法利益进行的斗争，支援他们为摆脱对外国的依附关系的最后残余而作的努力。”但如果支持阿拉伯一方，无疑在客观上有利于英国，而得罪犹太人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则难以弥补。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原因要追溯到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就苏联而言，在外交领域只存在这样一条原则：最有利于苏联利益原则。”）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最有利于苏联的原则无疑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要求。其原因也无非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目标：立即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建立一个忠于东方的独立的国家，这种忠诚可以是感激的结果，也可以是外交压力下的无奈，辅之其他的策略或手段，最终将这个国家拖入亲苏集团。
此外，苏联所以支持以色列建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世界舆论的支持。
1947年前后，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都在日益恶化的苏美关系的框架内审视巴勒斯坦问题。在这期间不仅诞生了杜鲁门主义，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也开始实施，而马歇尔计划在1947年夏最终导致欧洲一分为二。苏联决定采取反击措施。安德列•日丹诺在波兰举行的欧洲共产党会议上发表关于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的演说，为加强宣传和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交换情报的目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
在此形势下，苏联竭力赢取西方公众舆论的支持，尤其是在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团体中寻求支持。犹太社团作为一个传统的、不循规蹈矩的因素，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有着重要影响的团体，成为苏联进行宣传的首要目标。葛罗米柯竭力向犹太社团证明苏联代表的是进步力量，反种族主义力量，向犹太民族及世界其他各族人民证明“苏联的公正，苏联对获得各民族友谊的期望，苏联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努力”。）葛罗米柯所表述的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结束委任统治，承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独立存在的权力，强调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所遭遇的苦难，意在获得当地公众的支持。
事实证明，苏联的政策及其舆论宣传在美国犹太社区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一篇名为“美国犹太新闻界欢迎葛罗米柯的讲话”的文章中，《消息报》注意到葛罗米柯讲话所引发的正面评论：“葛罗米柯的讲话不仅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对整个犹太民族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因为他支持犹太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力。”进而“可以预料到葛罗米柯对苏联立场的解释将迫使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和美国政府改变他们现在的犹豫不决的立场，使他们清楚自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观点。”塔斯社强调苏联代理外交委员收到众多祝贺电报，尤其提到拥有150万成员的美国犹太工人委员会的贺电。
总之，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其目的在于削弱西方势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英国为代表），从冷战思维出发，以意识形态划线，决定采取支持《巴以分治决议》的政策。但是，苏以之间在经历了三年的“蜜月时期”后，由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根本利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苏联与以色列渐行渐远。在冷战加剧、两极格局形成的背景下，1950年以色列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不得不对美国无条件支持，这使得苏联得出以色列已加入西方集团的结论。同时，以色列与苏联就苏境内犹太人问题发生了摩擦，苏以关系开始变冷乃至敌对，经历了一段近30年的冰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