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三)
希特勒自杀 日本投降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史迪威率兵反攻缅甸
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 (3)
蒋介石收回“撤史”要求
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是英王的表兄弟，他领兵在法国打了败仗，又被调到东南亚来当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差点步了山本五十六的后尘。
1943年4月，因为中国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将信息转告了美国，美国空军战斗机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击落，山本也同时毙命。作为偷袭珍珠港行动的总指挥，山本在日本军界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丧命使日本人极为恼火，迫不及待地伺机报复。这时日本间谍机构截获了一份来自重庆的情报：英王乔治六世的表弟、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将军将于10月某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这将是日本人替山本五十六报仇的绝好机会。但英国情报机构事先获悉了重庆与外界的联系电报已被日本人破译，建议蒙巴顿将军取消中国之行。可蒙巴顿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只是临时改变出发时间，并且没有动用战斗机护航，在10月的一个黑夜成功地完成了这次访问。事后蒙巴顿才得知，在原定出发的那一天，日本人已经在空中用战斗机布下一张“天网”，只等他来钻。
蒙巴顿来到重庆后，他很会来事，先走宋美龄的门路，送给他一个精美的梳妆盒，上面的英文缩写字母是用宝石镶嵌的。见到蒋介石，他又大加恭维，说是想从蒋介石那里“获得帮助和指导”。他又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说，要是史迪威被调走，他是无法指挥中国驻印部队的。
蒙巴顿的软硬兼施，为史迪威的留任帮了忙。
萨默尔将军是马歇尔拉来的说客，能说会道。他走的也是宋美龄、宋蔼龄的门路，向他们讲明史迪威与美国援华物资的利害关系。他每次都忘不了带来鲜花，他信口道来的故事也很精彩，所以赢得了宋氏姐妹的好感。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身材瘦高，蓄着尖尖的白胡须，他曾当过胡佛政府的陆军部长。
赫尔利捻着胡须说：“想点办法，乔，要注意笼络私人感情。”
史迪威说：“特使，你小看了蒋介石。要是他觉察到我们在笼络他，他就会把我们看成轻率的、相信一切都可以用美元收买的美国商人。”
蒋介石与蒙巴顿
“那我怎么跟蒋介石谈？”
“向他摊牌：要么合作，要么减少援华物资。”史迪威断然说道，“不要向‘花生米’证明什么而糟蹋了自己的名声。记住，你的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不是沿街乞讨的叫花子。”
“如果你不介意，乔，我宁愿换一种温和的作法。”赫尔利说。
“不行！”史迪威的口气坚决而生硬，“反攻缅甸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情况下，必须动员蒋介石出兵！”
在美英两大盟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作出了让步，召见了史迪威，表示要同他友好相处。蒋介石初步答应派出五万人，说以后视情形再予增派，他并保证负担反攻部队的粮秣。
这时，蒋介石不准备撤换史迪威了。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和史迪威之间的分歧解决了，而是迫于外部诸多的压力：除了蒙巴顿向蒋介石表示，如果把指挥中国军队近两年的史迪威换掉，他将无法实施运用中国军队作战的计划；其次，宋美龄、宋霭龄出面施加影响，并提出各种各样而且显然是有力的论点，劝蒋介石收回“撤史”要求。她们担心史迪威被撵走后，原来由史迪威掌握的租借物资控制权，会落到宋子文手中，她们不愿意宋子文的权力过大，以致影响她们的丈夫的地位和利益。结果，宋氏家族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阻止了史迪威的被撤。再次，开罗会议即将召开，蒋介石第一次与英、美领袖平起平坐地讨论战局，蒋介石担心此时硬性撤换史迪威，有可能会影响到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的友好气氛。最后，因史迪威当面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合作，使他们的和解有了 可能。蒋介石进而希望史迪威能在开罗会议上为中国说话。
1943年10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美国提议中国列为四强宣言的签署国之一。中国开始成为美英和苏联争取的对象。
此后不久，蒋介石和史迪威出席了著名的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史迪威确曾代表中国向盟国提出许多要求，蒋、史的关系因此有所缓和。
开罗会议的议题，蒋介石听起来一点也不迷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逐一收复太平洋岛屿、远距离轰炸日本等等，这些都与他关系不大。他要求将中印缅战区列到头等位置，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贷款和每月空运两万吨物资。
“贪得无厌！”连罗斯福也这样说了。他曾签署了众多的命令，给中国战区运去大量物资，结果都被国民党囤积起来，不愿用之于对日作战。史迪威的报告有道理：蒋介石在准备打内战！
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不满，他仍不派出云南的Ｙ军部队入缅。但为了继续获得物资，他同意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行动。在人事安排上，他撤换了与史迪威私交甚好的陈诚，改派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史迪威反攻心切，不管云南的Ｙ军是否出动，仍定于年底前率领编制不全的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
宋子文到达重庆之后才知道，就在这几天当中，蒋介石在“倒史”问题上，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宋子文去见蒋介石，提出撤换史迪威方案时，蒋介石冷冷地告诉他，自己准备让史迪威在中国继续干下去。蒋介石的出尔反尔的回答，科让宋子文怀疑是自己的听力出了问题，当他主宰自己又一次被蒋介石愚弄和欺骗时，他和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在争论过程中，蒋介石因理屈辞穷不得不采取“理不够，拳来凑”的手段，怒不可遏地将一只茶杯狠狠地向宋子文砸去。宋子文的老办法照例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面对突袭而来的茶杯，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宋子文非常生气，他回到家里，气得把装有蒋介石相片的镜框摔碎在地上，因此屋内满地都是玻璃碎片。
陈诚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
为了收复滇西，打通国际通道，1943年初，蒋介石决定重新组织远征军，并决定在云南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主政湖北省的陈诚被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到任后，精心组织了远征军的整编、训练，并主持制定了远征军反攻滇西、缅甸的作战计划，预定在1943年底完成作战准备，1944年春季实施。1943年11月23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突然任命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临阵换将历来为兵家之大忌，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换掉陈诚呢？
一种说法是，陈诚的胃病突发不能正常履行指挥职责：就在10月中旬，陈诚胃病复发，剧痛咯血，曾致昏迷。幸夫人谭祥时住楚雄，经她精心护理，使陈诚勉强度过危机，但已不能正常坚持工作。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陈诚胃病发作，来电询问情况。陈诚回答是小毛病，对工作不会有任何影响。蒋介石此后又多次电示陈诚关于远征军反攻缅甸应注意的问题。像陈诚这样的高官，其工作主要是以谋略和影响力来展开，一般的身体不适对其行使权力影响不大，更何况正值盛年的陈诚，做梦都想建功立业，怎么会因为胃部的不适就放弃即将到手的功名呢？
第二种说法是，戴笠向蒋介石报告了一个惊天大案：陈诚手下的一批年轻军官准备“清君侧”。
事件是这样的：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群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少壮派军人，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其宗旨是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上结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领导。这个组织的头目王凤起、胡翔、梅含章、陈蕴山、曹泽衡、傅岳6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很快发展了成员二三百人。但是，欲举这样的大事，非得有一个有威信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这个理想人物就是陈诚。
陈诚对麾下“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骨干们忧国忧民、以天下大事为已任的责任心十分赞赏却又佯作不知，只是要他的亲信、长官部副参谋长刘云翰暗中注意。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来一批参谋人员到楚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王凤起升任长官部少将作战科科长，这批青年军人在楚雄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七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
但是，密谋被戴笠侦知后，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秘密逮捕第六战区和陆大内所有参与“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
陈诚和戴笠的矛盾由来已久，国民党高层派系之间互相争斗的局面，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对于“清君侧”的“政变”活动，蒋介石当然要镇压，但应该不会把陈诚牵扯进去让戴笠过分得势。
第三种说法是美国人对陈诚的厚爱。
陈诚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如果以上两种原因都不能成立，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成了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的牺牲品。
1943年1月，奉蒋介石之命，陈诚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就重新编练30个师中国军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通过筹备远征军的前期工作，史迪威了解了陈诚，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陈诚是一位强有力的令人感兴趣的人物。
但史迪威来华后不久，就和蒋介石冲突不断，陈诚缓冲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在许多公开场合，史迪威都表示，陈诚是蒋介石最可靠的接班人，他一度想扩大陈诚的指挥权，向蒋介石提出授权陈诚指挥云南、广西境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将云南和广西作为一个战区。但此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蒋介石历来对跟美国过分亲密的人怀有戒心，陈诚和史迪威的亲密合作，显然已超过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程度。
此时，远征军编练已经基本完成，滇西反攻作战即将打响，陈诚也已经发挥了他应发挥的作用，蒋介石不想让陈诚继续指挥即将打响的滇缅反攻战以获取更大的功名，于是，接手陈诚的是跟美国人没有渊源的卫立煌。
对于蒋介石决定撤换陈诚，或许以上三种原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 云贵监察使李根源
云南的冬天相当暖和，草在生，叶在长，山茶花开得正艳。
保山县的马王屯，离怒江前线七十公里，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部，就设在这里。
新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的卫立煌，上唇留着八字胡，长得虎背熊腰，军阶是三星上将。他参加过自东征北伐以来的所有战役，常打胜仗，被人誉为“卫百胜”。
中条山战役后，因有人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说卫立煌向八路军提供过弹药，他被解除了兵权，在成都赋闲了一年多。此次他东山再起，决心要有一番大作为，积极配合盟军反攻。
中国远征军即美方所训练的Ｙ军，是准备用于大反攻的主力部队，武器精良，实力雄厚。它下辖宋希濂、霍揆彰两个集团军，外加何绍周的第八军，人多势众。史迪威指派窦恩准将为联络官，另有三千多名美军顾问参与其中，负责对该部队的弹药供应、空军配合、互换情报和训练指导。
卫立煌到任后，抓了三件大事：一是与云南省主席龙云搞好关系，用实际行动来说明他是来打日寇的，不会打云南的主意，以使他的几十万军队能得到当地供应的粮秣；二是就近接收从“驼峰航线”运来的美国军火，装备部队；三是调整部队，激励士气。 卫 立 煌
不管蒋介石的政治意图如何，中国官兵是要抗日的。总数达十五个师的中国远征军云集滇西，一派刀光剑影。
杂木林中，隐蔽着威力巨大的野战炮群，炮口直指怒江西岸。在那些伪装成谷仓、磨坊的仓库里，囤积的弹药差不多码到了天花板。油罐车成串开来。楚雄、沾益、呈贡和保山的飞机场上，有上百架战斗机停在那里，机翼左右衔接。
反攻缅北，这次要动真格。
蒋介石手持令箭，却举而不发。美军司令部每天都打电话催他，他却装聋作哑。交易还没谈好，他的部队是奇货可居。
在保山的窦恩准将着急，卫立煌也着急。他们想跟在印度的史迪威取得联系，听到的却是他已率孤军入缅的消息。
李 根 源
国民党元老，曾担任过云南讲武堂校长、陕西省省长、农商总长的李根源先生（1879-1965），云南腾冲人。1923年因反对军阀曹锟贿选，毅然退出北洋政府，从此，不但在政坛上销声匿迹，而且连他的踪影去向也极少有人知道。直到1937年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又以云贵监察使的身份，出现在云南抗日战场前线。
1938年，李根源从新疆回到故乡云南昆明，住在安宁温泉养病，等待着有朝一日为国效力。
1942年5月，日军从缅甸进入中国后遇到中国军队顽强反抗的枪声，使正在病中的李根源兴奋不已。与此同时，李根源收到他的学生——正在华北和敌人厮拼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他的一封信。朱德总司令的这封信，就像一针兴奋剂，把李根源坚决要求上前线杀寇的热情推到了顶点。李根源第三次电呈重庆军政府，向蒋介石“请缨参战”。蒋介石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云贵监察使”，由他带队前往云缅前线督战。
1942年6月，李根源神色严峻，美髯迎风飘扬，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率领七十一军杀向了云缅抗日前线保山。
在一路监察的途中，眼见滇缅公路警备司令、步兵第六旅旅长龙奎垣的部下趁机把一车打家劫舍得来的黄金白银大烟土运往昆明，而后再运到贵阳、成都倒卖，一路上还干尽奸淫掳掠的恶事。李根源义愤填膺，当即下令将这些民族的败类就地正法，并公布于众，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
当十一集团军七十一军三十六师在李云鹏师长的率领下，于惠通桥力杀顽敌，阻日寇于怒江西岸，使山河转危为安时，李根源又及时来到前线，向英雄们颁发嘉奖令，抚慰众将士。接着他又与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一起，动员各敌占、未占区的土司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滇西敌占区土司积极响应，迅速开展抗日活动，出现了不少游击队。
当卫立煌领导的滇西远征军准备向入侵日军发起总攻击之前，李根源向他们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动信，对远征军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在信中，李根源转告了国共合作联络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行动：八路军为配合滇西远征军反攻，已对华北日寇发起大规模袭击。
李根源任云贵监察使3年多，对督促抗日。振奋士气、抚慰民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45年七七抗战纪念那天，正当腾冲县举行国殇墓园落成典礼大会之际，李根源见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即向蒋介石辞去了“云南监察使”一职，并获准。
李根源再次退隐后，在家潜心搞石刻《叠园集》，编书写史。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朱德邀请，来到北京养老。1965年7月6日，李根源病逝于北京。以朱德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按照恩师的生前遗愿，把他安葬于苏州吴县小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