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福建师大学报>2009年.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基于科学的特性及其划界标准的审视
内容提要：流行的科学概念及其内涵源于自然科学，它从客观的角度强调科学理论符合实证论和还原论这两个基本条件；但是，按照这一要求，经济学却不符合西方主流社会所理解的科学含义，因而从这个视角来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只会强化它的“伪科学”特征。其实，尽管现代经济学从客观性来看待科学概念，从而努力推动经济学的数理化发展；但实质上，科学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无论是以证实主义还是以证伪主义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都存在严重缺陷，这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因此，对科学的划界应该寻找另外的标准。
一、引言
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强调它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并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特征为塑型经济学之杲矢，但经济学是否属于科学本身却一直饱受争议。例如，早在1898年，凡勃伦在《经济学季刊》上就发表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的文章；到了1983年，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则提出经济学已背离科学并正处于危机之中的问题。一般地，目前理解的“科学”一词基本上来自于西方主流社会的理解，它包含两个基本特性：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其中，可检验性是指理论必须可以经受得起经验事实的实证检验，而可重复性则意味着理论所依赖的条件可以复原。正是基于这两个要求，数学逻辑往往被视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分析工具，而数据资料则成为科学理论的基本事实支撑，这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根本性的；相应地，为了体现经济学的科学性，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将数学化程度视为一个重要指标，从而导致经济学不断朝数量化的道路迈进。一方面，基于可检验性的要求，经济学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思维支配下逐渐走上了计量化道路，这种倾向移植到国内后就发生了进一步的蜕变：没有数据的就不是真正的经济问题研究，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基于可重复性的要求，经济学在抽象演绎主义的思维支配下逐渐走上了数理化道路，这种倾向引入到国内后也发生了蜕变：没有数学模型的也就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特性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影响自然现象的各要素之间往往是独立的且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进行隔离，如我们可以将万有引力和空气浮力分离开来单独地考察它们的影响，从而可以制造出具有重复性的实验环境；正因为自然科学理论中那些被抽象的条件在实践或试验中是可以还原的，从而可以对相关理论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影响经济现象的因素却是复杂多变并不可分离地纠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如我们根本不能将人性中的本能和社会性分隔开来单独进行分析，从而根本无法制造出与理论相一致的具有重复性的实验环境；正因为经济学理论中那些被抽象的条件在实践或试验中根本上是无法还原的，从而其相关理论也无法得到有效检验。为此，西方学者在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这两个条件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两个理论：一是将可重复性进一步提升为还原论（Reductionism），它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的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从而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1]二是将可检验性进一步提升为逻辑实证论，它是以经验为根据、逻辑为工具来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而不是基于一次性的证实或证伪，因为各种保护带的存在使得无论是实验还是日常生活经验都无法对经济学理论作彻底的证实或证伪。
正因如此，经济学“科学化”所基于的还原论和逻辑实证论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一者，经济学的还原取向体现为：把具体的社会人还原为孤立的原子人，把人的社会行为还原为动物的本能冲动，从而可以在几个简单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数学建模；显然，经济学中对还原的这种理解和运用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进行的扭曲，这与自然科学中注重条件一致性的还原方法很不一致。二者，经济学的实证取向体现为：在“假设的现实不相关”假说的指导下，注重结论的检验而不是前提假设的真实性；显然，经济学中对实证的这种理解和运用实际上是一种工具主义态度，这与自然科学中注重假设合理性的实证方法很不一致。因此，从可检验性（实证论）和可重复性（还原论）这两个基本条件来看，经济学并不符合西方主流社会所理解的那种“科学”含义；特别是，由于与自然科学的科学特性存在根本的不同，它“无法满足一个或多个流行的实证主义或波普尔主义的评价‘某一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标准”。[2]例如，考德威尔就写道：“经济学家们提供的用以检验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数据还不足以产生令人信服的检验结果。经济学家们通过严格界定他们学科的范围来对此做出反应。比起被局限在这个范围内的内容来说，真实世界要丰富得多。因此，经济学又是‘不精确’的科学”。[3]
然而，尽管由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经济学并不符合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涵义，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依然把自然科学视为自己追慕的对象，大肆渲染其理论和观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此，它还往往以非常复杂的形式来遮蔽日益空洞的内容，以数理的措辞来掩盖其内在的价值判断，从而误导了社会大众和政府政策的决策。显然，这种情形在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尤甚，正是基于这种宣言和事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这一点，笔者以为，当前国内那种“主流”经济学是已经蜕变成了一种“伪科学”，或者说他们的行为不自觉地使得经济学朝“伪科学”方向转化，这与巫术、占星术等的夸大其词之间并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事实上，一个科学的理论首先应该看到其本身的缺陷，提防“科学”内含的理性自负；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会采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而不会形成如此之多的相互排斥的流派。譬如，尽管社会学、法学等的科学性往往被公认为比经济学更“软”，但我们却很少听到有学者探讨法学或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究其原因，这些学科的每个流派都能够较为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缺陷，从而不会把自己的主张看成是客观、普遍的，也就不存在像经济学界那样强烈的“正”、“伪”之辨。可见，尽管“科学”一词被到处使用和宣传，并成为当前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词藻之一；但遗憾的是，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的同时却很少对其内涵进行缜密的审视和真正的梳理，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实现自身目的的口号。为此，本文就科学的划界问题作一梳理，并由此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反思。
二、从证实主义到证伪主义
“科学”一词首先源于自然领域，传统的观点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由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来保障。长期以来，人们正是通过运用这两个标准来解决科学和玄学的分界问题：科学的理论是可以被经验证实的，因而是有意义的；相反，玄学不能被经验所证实，因而是没意义的。早期的实证主义强调，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因此，它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寻求科学定律。然而，这种归纳法存在这样几个明显的问题：1.归纳是从有限的事例推广到无限的定律，但有限不能证明无限；2.归纳是已过去的事情证明未来的事情，但过去不能证明未来；3.从单称命题过渡到全称问题缺乏逻辑根据；4.归纳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形式推理而是一个概率推理。其实，在实证主义哲学兴起之前，休谟就发现了归纳中的逻辑问题，这被称为休谟难题：一是基于经验列举的归纳结论是不完全的，二是意义判断和科学划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问题。正是沿着休谟的怀疑和批判的思路，20世纪开始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崛起，它继承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者把一切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类的做法；并将凡不属于这两类命题的都视为形而上学命题，因而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有意义的具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只有两类：一是分析命题，即关于“观念间的关系”命题，单单依靠形式逻辑或“单纯的思维运算”就能判别其正确与否，这是一种纯逻辑的正确或不正确的命题；二是后者综合命题即关于“事实”的命题，其真或假要依赖经验来确定。但问题是，如何界定这个有意义标准的命题以便把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区别开来？但是，尽管维也纳学派和其他分析哲学家对此进行过不少争论，但并没有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以致亨普尔在 1950 年的文章中放弃严格的经验标准，而认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有意义命题和无意义命题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与逻辑实证主义基于经验归纳来发展科学理论的路向不同，波普尔在解决休谟难题的过程中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尽管个别的经验事实不能证实作为普遍命题的科学理论，但却可以证伪它，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在波普尔看来，由于科学的理论是对事实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与一系列关于绝对普遍的特征的假设有关，但绝对普遍的命题是从来不会被经验观察所证实，因而可证实性并不能用来对理论的科学性进行确认；相反，每个命题都可以被经验观察所证伪，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判决实验与理论相悖就可以否证整个理论体系。为此，波普尔提出了可证伪性的科学划界标准：科学的显著特征不在于其命题能够被证实，而在于从逻辑上可以被证伪、反驳或推翻。一般地，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相反，如果它不可检验，不能证伪，那么就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因此，区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也在于其能否被证伪的程度，而且，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同时，在波普尔看来，理论先于观察，因为观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受不同理论的指导，人们在观察同一现象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知。为此，波普尔又提出了科学发展中的猜想-反驳机制：理论是大胆猜测而不是论证出来的，科学不是认识过程而是一个猜测过程；但是，猜测是否可信就依赖于经验事实的反驳，科学的知识仅仅是证伪的尝试失败后的残余物，是一些可能被证伪的、但尚未被抛弃的、猜测性的理论的集合体。因此，波普尔强调，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一种尽力避免逃避证伪的方法，而不是企图去证实永远无法穷尽的证据，只有那些在逻辑上具有被经验证伪可能性的理论才是科学；这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历史不能被视为经证实的理论的积累，而是由于错误的理论不断被经验所抛弃而造成的理论的进化和变迁过程。
在经济学界，1938 年，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奇森曾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一书首次系统地尝试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引入经济学研究：他强调，经济学命题无论是同义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都必须接受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以经验检验的陈述来表达；但是，先验主义方法论却使得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而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检验。哈奇森的工作对20世纪蓬勃发展的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随着科学方法论上证伪主义的兴起，尤其是1963年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问世后，哈奇森开始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种批判首先是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评估标准着手，并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引入到经济学中，从而对经济命题提出可验证性要求。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由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围绕《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的争论，极大地促进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界的使用；究其原因，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与波普尔的观点十分相近，因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深深烙有证伪主义的印记。例如，弗里德曼就写道：“对某一假说的有效性的惟一合意的检验，就是将其推测与经验相对照。如果其推测与经验相矛盾(‘频繁地’，或者说比某个替代性假说更为经常地经验相矛盾) ，那么这个假说就被拒绝；如果不发生矛盾，那它就被接受；如果经过多次都不发生矛盾，那么该假说就得到了更大的可信度。事实证据永远都不能‘证实假说；它只是未能证伪该假说”；因此，“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是一种被尝试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仅要求检验和完善现有假说，而且还要求创立新的假说。”[4]最后，198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把证伪主义的划界标准引入经济学方法论，以此来分析经济理论的真伪，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从而推动了证伪主义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主流地位。
然而，证伪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性却遭到绝大多数方法论专家反对。例如，考德威尔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至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于经济学方法论之中，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的空间。再如，汉兹强调，经济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运用证伪主义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困难：比如，因为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要求大量的初始条件和极其简化的假设，逻辑上是可以的，但事实却是不可能做到的；还有一些辅助性假设，是以未得到一致公认的经验作为基础的，这些假设不满足波普尔所要求一般可接受的经验基础的条件，所以在经济学中能够满足波普尔所要求的条件并不总是存在的。[5]其实，证实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其逻辑推演中隐臧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显然，这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塞进了一个假象的中介实验场，阻塞了理论通往实际观察与经验检验的道路。问题是，尽管证伪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无法做到归纳的完全性所导致的后向逻辑缺陷的尴尬处境，但证伪主义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这可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者，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的这种前后转向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强调经验证据在理论前提与结论之间所发挥的作用，只不过前者对其进行了高估，而后者对其进行了弱化；因此，严格说来，证伪主义实际是实证主义在逻辑上的延续和补充，为理论在未来的进一步确证或否证提供了后路，[6]弗里德曼引入到现代经济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实际上就承袭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维，是两者的结合。二者，尽管按照证伪主义标准，任何理论要被认为是科学的，就必须能够被经验所证伪；但显然，几乎所有的观察尤其是实验结果都会涉及到一些辅助性的假定和一些初始条件，因而仅限于理论方面的证伪主义对科学的解释就存在局限性。三者，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它更是无法满足这种可证伪性的要求：不仅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特定假设下得出的，而这种假设根本无法在实践或现实中得到满足；而且，为了避免遭到这种否证，经济学家们在提出它的理论时都设计了种种防止遭到反驳的“免疫策略”，而这正是波普尔大力攻击的。例如，假设了凸向原点的需求曲线和向上的供给曲线，那么建模者就可以得到市场均衡的结果。很显然，一个“免疫策略”的存在，就是使模型能够得出建模者所希望出现的结果，从而模型就具有了不可证伪性；正因如此，即使经济学理论遭到了否证，但其理论也没有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立刻被放弃。事实上，尽管经济学家对证伪主义方法论津津乐道，但却很少有人把证伪主义付诸实践；例如，有统计资料显示，1973-1978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542篇经验研究论文中仅有3篇试图证伪受检验的假说，其余依然是试图证实假说。
那么，如何划定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熊彼特认为，“如果我们规定使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是科学的特点的话，那么，整个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的’。再说，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就是计量’这句话给科学下定义，那么经济学中有些部分是科学的。其余部分就不是了”；即使如此，熊彼特还是强调，“这里不应该有‘等级’之分或‘尊严’等感情方面的因素：一门学问被称之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抬高它或者相反。”[7]其实，即使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它往往也不是通过证伪的方式得以推进的，而是源于整个知识观念的改变；究其原因，很多自然科学理论本身也是不精确的，甚至是猜测性的（如广义相对论）或者依旧处于变动之中（如粒子物理学）。正是坚持共同的理念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从这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出发又派生出了众多的“科学”知识；因此，波普尔认为，在认识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循环：所有知识都只能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建立开来的，任何新事实也都是通过已经存在的知识才能认识到的。正因为“先前的知识”决定了它描述的事实，因而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事实；这也意味着，波普尔的证伪工具是不可操作的，因为这些作为潜在证伪工具的事实并不独立于它们要检验的假说。[8]知识的这种特征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明显，例如，罗尔斯的差别原理、诺奇克的自由所有权、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森的能力平等、桑代尔的内在善、麦金太尔的德性以及米勒的社会正义，都存在明显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思想基础，它们并不能被证伪；同样，在经济学中，不同的社会福利函数——如边沁的加总式、纳什的乘积式或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式，也因存在不同的价值基础而不能通过实验来证伪。
可见，证伪主义方法论在实践上的行动远远较之在理论上的雄辩要来得薄弱，即使曾在经济学领域大肆引进和鼓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布劳格也承认，绝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尝试去反驳可检验的预测，而是满足于证明现实世界符合他们的预测，从而用容易进行的证实取代难以进行的证伪。当然，正如前面所述，基于归纳的实证主义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都存在严重缺陷，缺乏逻辑的一致性；于是，后来西方学术界就通过引入数理逻辑而将之严密化，从而导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并逐渐主导了当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风格。问题是，逻辑实证主义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它的任何结论都源于某种约定；尤其是，将之用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更是犯了工具主义和逻辑谬误。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是在一些检验性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命题，而对其接受却取决于进一步的证据以及渗透在观察中的理论预设；但显然，证实或确证标准作为经验科学的合理构想本身也难免成为“约定”和“建议”而无法证实或确证自身，因而任何真理都存在一定的约定性，可以说就是按“我们”的标准可合理地接受的。这也意味着，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内含的分析哲学由于在对意义的可证实原则的深入探讨进程中而成为现代经验科学的理性构架的“科学的”哲学代言人，但显然，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沙文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特点，后来的劳丹和费耶阿本德等就试图通过对引导假定的反思来打破逻辑经验主义支配下科学知识增长模式，并摧毁了分析科学哲学关于“理性”“科学”“客观性”的神话。
三、客观主义科学的几大哲学反思
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试图通过引入数理的形式将归纳问题严密化，但任何逻辑实证分析都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之上，而引导假定本身就是主观性的产物。事实上，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往往基于不同的引导假定，那么，相互竞争的引导假定之间是否存在可通约性？我们可以对不同的引导假定进行优劣比较吗？赞成不同的引导假定的科学家之间是否可以或如何进行对话、交流的？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都认为不同的引导假定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它表明，相互异质的研究传统使得人们之间的争执和讨论达到理性的一致是不可能的，人们说着不同的事情，即使使用相同的语词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不同的意思。例如，费耶阿本德就指出，“这些派别中的一些专业群体、哲学家和科学家研究相冲突的价值，并把它们安置在一个体系中，为这些冲突的解决提供指导方案——以处理这个问题。理论方式是自以为是、无知、浅薄、不完全和虚伪的”。[9]所以，与其说科学是从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不如说“事实”是依赖于理论的；而且，由于我们往往很难找出科学错误预见的原因，因而证伪主义也像证实主义一样往往难以捉摸。问题是，既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引导假定的修饰和嬗变呢？而且，我们又应该如何对不同引导假定下的理论作科学和非科学的辨别和区分呢？针对上述问题，后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解答，主要有这样四种不同的理解途径：
一是库恩倡导的革命性的且具有相对主义的科学范式理论。库恩为解决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困境而提出了科学范式（science paradigm）理论，所谓范式是由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假设和定律以及他们的应用方式所构成，当科学家遵循同一个范式时，他们就在从事所谓的常规科学，而当解决过程中范式遇到危机时就会被另一个新的范式所取代，从而促使科学的不断进步。库恩认为，理论不可能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地发展，而只能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为此，他将科学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前科学（原始时期）——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新常规科学……。其中，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此时研究者对所从事的学科的基本理论没有达到共识，各种学说争论不休；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门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学说体系，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此时研究者基于基本范式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通过难题的解决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范式；常规科学发展阶段的后期，随着实践与范式不一致的反常现象不断增加，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于是便出现了范式危机。但是，库恩并没有给出范式的精确定义，也无法对不同范式进行比较以阐明范式转换的合理性；相反，库恩把科学革命比作格式塔转换，比作宗教上的改宗和政治革命。正因如此，库恩强调，我们发现科学本质的方式“实质上是社会学的”，而且是通过“通过考察科学团体的本质，弄清楚它重视什么、容忍什么和蔑视什么”来实现的，但如何发现不同的群体重视、容忍和蔑视的东西有所不同。显然，库恩将科学革命是为仅仅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从而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就没有区别；因此，库恩的理论产生了科学理解的相对主义，有人就指责库恩提倡一种“相对主义的”科学进步观。[10]
二是拉卡托斯“合理重建”科学纲领的计划。拉卡托斯是波普尔科学观的热心支持者，但他也认识到波普尔证伪主义所遇到的问题，从而试图修改否证主义以便摆脱其困境。拉卡托斯问道：为了使波普尔派对科学的分析能解决合理性问题，他们所需要作的最小的变化是什么？他希望在关于科学的合理性的传统框架内做某种细微的、尚未为我们所知的潜在的改变来解决上述问题。为此，拉卡托斯吸收了库恩的部分思想，认为应当把科学活动描述为在一种框架中进行的；但是，他拒绝了库恩范式中的相对主义倾向，而是用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的概念区发了库恩范式：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一个退步的研究纲领。一般地，一个研究纲领由硬核（hard core）和保护带(protective belt)构成，其中，硬核是一些非常一般性的假说，它们构成了一个研究纲领的基础；而保护带则是补充硬核的附加假说的总体，起到保护硬核免遭否证的作用。事实上，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但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11]显然，这些研究纲领在自己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有未解决的问题和未消化的反常；那么，所有这些研究纲领都是同样好的吗？为了避免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结论，拉卡托斯寻找一种存在于纲领之外的标准，以便确定非相对主义意义的科学进步；为此，他把研究纲领分为进步和退步的：一个研究纲领如果前后一致并且至少间歇地被确证的新颖预见，就是进步的，否则就是退步的。显然，与波普尔的观点有所不同，拉卡托斯认为，进步的纲领不在于它尚未遭到反驳，而其他的纲领已经遭到反驳。问题是，拉卡托斯这种研究纲领的优劣标准也存在问题，因为即使一个退步的纲领也会怀有它会恢复生机的希望而坚持该纲领是合理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因为社会科学本身是与具体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而社会环境又存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试问：我们凭什么认为当代弗洛伊德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拉卡托斯的靶子之一）所努力发展的就不是科学呢？[12]事实上，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关于表征科学的标准如此空泛，几乎不能把任何智力活动排除在外，因而也遇到了库恩范式类似的问题。
三是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论的非理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学说。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一书中认为库恩范式和拉卡托斯纲领的失败就在于，他们试图赋予科学以一种优越于其他知识形式的至高无上；事实上，如果存在一种单一的永远不变的科学方法原则，那么，这一原则就是“怎么都行”。为此，相反，费耶阿本德对那些使科学合理化的尝试表示怀疑：科学并不是因为比其他知识活动更加合理才受推崇，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充满了关于科学的伟大神话；科学本身就是完全非理性的，对科学高度尊重看起来像一种现代宗教，就像基督教在欧洲古代时期所起的作用一样。特别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高度尊重科学是一种危险的教条，他说：“那种认为科学能够且应该依据一些固定的法则来发展，认为理性是由这些法则所构成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说它不现实，是因为它把人类的才智以及促进或者导致这些才智的发展的环境条件看得过于简单了。说它有害，是因为强化这些法则的努力毫无疑问会阻碍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会在提高我们的职业素质的同时降低了我们的人性”。[13]事实上，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因而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以及我们是否在进步；为此，费耶阿本德反对那种普遍的非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所包含的那些标准是所有科学若想与“科学”这一名称相称都应当达到的。相反，费耶阿本德把科学理论置身于一种高度评价个人自由的伦理学框架内，从而提出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科学观；这种无政府主义科学观是人道主义的，它可以使科学家摆脱方法论的束缚而增加他们的自由，从而可以根据个人的主观价值和意愿自由地在科学与其它形式的知识之间进行选择。当然，费耶阿本德也没有反对这样“一种中庸之道，即认为在科学存在着一些方法和标准，但它们有可能因科学不同而相异，而且在某一门科学中它们是可变化的，而且会越变越好。”[14]
四是劳丹重视研究传统的科学增长理论。劳丹不赞同以往的经验主义科学图式和理性构架，认为如果科学进步在于得到一系列声称越来越接近真理的理论，那么科学就不可能被证明是进步的；相反，他强调按照丰富多彩的科学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科学理性，在更广泛的文化过程背景下思考科学理性，并希望通过对导致传统模式失败的关键预设进行反思来重新分析科学的合理性。在劳丹看来，不是科学的合理性应该作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相反，科学是解决问题的活动，科学是一个寻求解决问题的体系，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真实性”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从而要由问题产生理论；为此，劳丹提出，如果不以波普尔那种含糊的逼真性标准界定科学进步，而以“进步”来构设合理性模式，情况就成为：合理性在于选择能最大限度的增进知识进步的研究传统，而知识的进步在于解决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当然，劳丹提出的“重要问题”本身是个相对概念，它意指一个研究传统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不仅其它与之竞争的研究传统没法解决，而且解决起来势必与其基本预设相冲突；或者，其它研究传统根本看不到这个问题，以至于由此牵涉的更多的从属问题，它们更是谈不上解决。劳丹认为，科学正是通过解决问题而进步。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学术体系都面临着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这两大问题，前者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问题，后者则体现了理论的形式逻辑一致性问题；为此，劳丹也把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类：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其中，经验问题又可分为三类：未解决的问题、已解决的问题和反常问题；劳丹认为，所谓科学进步就是把未解决的问题和反常问题变为已解决的问题，评估一个科学理论的优劣也就是看它已经解决了多少问题以及还有多少反常问题要解决。与此同时，劳丹还非常重视概念问题所起的作用，认为非经验的问题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有时比经验问题更为重要，理论的发展往往起因于对概念的非难，而逻辑实证主义正是没有给概念问题留下地盘而显得很不完全。正是从问题的分析入手，劳丹把理论分成两类：具体理论和总体理论；总体理论也就是研究传统（引导假定），它是指一系列关于“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也就是一系列关于研究领域内的实体和过程的一般假设，以及在该领域内所使用的研究问题和构造理论的适当方法。劳丹认为，科学的合理性在于接受最有效的研究传统，也即，对一个理论和研究传统的合理评价必须涉及到对该理论或研究传统所解决的经验问题的分析和对它产生的概念问题和反常问题的分析。因此，任何对理论或研究传统的合理性评价都有三重相关性：一是与它同时代的竞争对手相关，二是与流行的理论评价学说相关，三是与该研究传统内先前的理论相关。[15]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劳丹注重“研究传统”的见解与库恩的“科学范式”以及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具有相通之处：它们都认为，科学变化的最主要单元是一些大的、生存期相对长的概念结构或“引导假定”，而一旦这些引导假定被接受后，它们就不会轻易地遭到放弃，即使在面临反常的经验事实时也是如此。而且，这些见解与波普尔的思想也不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博兰就区分了两种证伪主义：一是流行的证伪主义，它是一种由布劳格等强加经济学中的较为通俗的波普尔观点；二是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它是注重通过排除错误来学习的这一更为重要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波普尔观点。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主义强调理性的批判作用而不是将科学等同于理性以及理性选择，注重理论的思辨性，把批判视为批判性的辩论；也即，这种观点强调问题的中心性，为了理解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我们必须知道他所关心的问题，每一种思想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对问题的解决或对提问的回答的事后结果。事实上，根据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主义观点，科学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一个过程，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是处于经常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建立在不可动摇的稳定真理的过程；因此，非但科学本身就是天然不稳定的，而且，科学就是没有科学方法的科学的思考。
其实，波普尔后期转而开始注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思考，试图望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构一条贯通的桥梁。波普尔认为，社会科学理论必须要从每个人具体的见解，即要从每个人的态度、期待和各种关系的观点进行分析；而人类虽然并非总是很理性地行事，但仍然多少是理性的因而可以把人们的行为和相互作用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式，并把这些模式作为近似值来使用。为此，波普尔提出了适用于社会科学的“情境分析”和“环境逻辑”方法：当一个行为者没有按预期的那样表现时，经济学家往往会改变对环境的描述，直至他们看到了通常作为理性的当事人对一系列目标与限制的反应的预期行为的出现。显然，这种诉求正好契合了经济学走向科学性的方法进路，布劳格就是对波普尔的这一诉求产生共鸣而成为坚定的证伪主义者的，即使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应用中持批判态度的考德威尔、博兰和汉兹等人也都对波普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情有独钟。在汉兹看来，这种情境的解释至少抓住了微观经济学的重点，若使用这种基本方法来解释，关于微观经济学中的最大化等争论也就可以偃旗息鼓了，因为只要归结为对当事人面对（在这里是确定的）情境时的经验利害关系的详细分析，就可以解决问题。考德威尔则认为，情境分析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践服务，但是它只是一个“起点”，因为情境分析在指导经济学实践方面还存在着缺点与不足：情境分析具体的内容过于抽象和笼统，经济学中的某些方面不适合做情境分析的重建，某些计量经济学家对社会现象所做的研究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联系是微弱的等。[16]不管如何，情景分析的引入弱化了传统证伪主义的“硬”度，从而带上了主观色彩。
可见，上述种种的科学哲学观点都表明，科学本身不是绝对客观的，尤其是研究具有很大不确定的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其理论更加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费耶阿本德甚至认为，“在卡尔纳普、亨普尔、内格尔、波普尔甚至拉卡托斯想要用来使科学变迁合理化的方法中，没有一种是适用的，而那种可以运用的方法即反驳法，其力量大大减少了。剩下的就是审美判断，对鉴赏力、形而上学偏见和宗教欲望的判断，简而言之，所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主观愿望。”[17]事实上，根据汪丁丁的看法，科学是知识的一种，而知识则存在这样三种理解：1.知识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的符合，2.知识是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3.知识是有根据的确信。[18]显然，知识反映了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科学则是具有相对自洽逻辑的知识体系；既然如此，科学必然潜藏着特定个体的认知、信念以及价值判断。而且，随着认知的提高和逻辑的发展，科学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正因如此，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就开始对技术——理性的实证主义霸权地位提出了批判，并走向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般地，后实证主义抛弃了实证主义的四个基本假定：1.经验观察与非经验陈述之间有根本的认识论上的分野；2.普遍性或抽象性的东西对经验趋向的学科没有重要意义；3.一般性和理论性问题只能通过经验观察加以评价；4.科学的发展是“渐进性的”, 即直线和累计性的。相反，后实证主义提出了相对应的四个基本假定：1.所有科学资料都要有理论的指导；2.科学成果并不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证明；3.一般性理论的形成是武断的和平行的而不是怀疑性和垂直的；4.只有当经验事实的变化为新的理论所认识后 才会出现科学观念的根本变化。同时，后实证主义认识到，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科学家的推理与常识性的推理实际上是同样的过程，它们不存在类型的区别而只是程度的区别。在后实证主义看来，所有的观察都难免不犯错误，所有的理论都是可修改的，科学的目的是坚持逼近现实的目标，但永远也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所有的测量和观察都是有错误的。[19]
四、简短结语
正是由于科学本身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其中必然潜藏着特定个体的认知、信念以及价值判断；因此，科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麦克罗斯基甚至强调，任何科学都是人文主义的。正是由于科学本身内在的这种主观性，克洛尔和豪伊特还将科学家和小说家相提并论，他们写道：尽管人们往往以为两者是不一样的，“因为科学家不能凭空捏造事实，而小说家则不受这样的限制，但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来反思，人们并不能发现这两种情况有明确的区分。尽管一个科学家不能杜撰所他所使用的经验资料，但是，严格地说，他是从无限多个可能的数据资料中选取了一些材料来声称通过它们可以认识到某些有趣的模型。采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小说家是从无数多个可能的人物和情景中选取某些人物和情景，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写出他所认为的‘好故事’。在两种情况下，科学家与小说家都是艺术家，实际上他们都在‘构思’他们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认识到，科学著作中关于物理现象或社会现象的‘规律’并不比发现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发展‘顺序’更令人吃惊。……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艺术家’都是某种观念出发，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观察结果和实践构成一个值得向人们讲述的故事”。[20]当然，科学和小说还是有所不同的，它的价值不像小说那样仅仅体现为主观感受，而在于提供人们以认知和实践的能力，科学发展的核心在于能够解决越来越多的自然的或社会的问题，从这点上讲，科学本身是具有客观性的，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
事实上，波兰尼在长期从事物理化学的教学后就经历了从世界级科学家向大师级哲学家的转变：他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提出了以人性为基础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觉和内在创造作为科学研究之基础的观点，强调科学家的个人判断和寄托是科学进化的重要动因。正因为科学与个人价值和认知结合在一起，科学体系根本上就难以离开叙事，相反往往需要借助叙事来获得其合法性。利奥塔尔写道：“科学在起源时就与叙事发生冲突。用科学自身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叙事其实只是寓言。然而，只要科学不想沦落到仅仅陈述实用规律的地步，只要它还寻求真理，它就必须使自己的游戏规则合法化。于是它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这种话语就被叫作哲学。”[21]当然，在利奥塔尔看来，科学所依据的叙事模式有别于前现代的“大叙事或元叙事”，而是强调综合性的故事，强调其能够赋予较小的或“地方性的”故意和实践以内在联系和意义；为此，他特别强调科学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同样，福柯也反对建立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观，而是提出分析权力机制特殊性以及确立联系和范围的谱系学；而且，福柯把谱系学成为反科学的，因为它放弃了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放弃了对意义之可靠的知识基础、本质及内在统一模式的追求。[22]
然而，流行的“科学”概念试图抛弃叙事来宣扬其客观性，并基于形式逻辑来设定科学的划界标准，反而在理论上的和实践上造成了诸多问题。自古典经济学后期开始，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之后，由于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开始以理论物理学与现代生物学为榜样，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因此，实证主义在经济学中获得了特别的重视，以致定性探究也快速转向了定量研究。不过，不管经济学在数理和计量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步，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实现其解释和预测的有效性这一目标方面却似乎远不如人意，以致经济学理论在“客观性”与“现实性”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而且，即使同一思想流派内部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同样的材料并使用同样的方法，他们仍然得不出自然科学那样的共同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