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之二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遍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

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遍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全文刊载《社会科学报》2010、06、03一、三版。

发表时标题有改动、正文有较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