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救眼前之急，崇祯帝还是在正月十九日的一次召对中首先提出了调吴三桂军入关的问题。但这一次同历来一样，他仍然不想自己担负弃关外之地和造成关门空虚的责任，因而只是提出由吴三桂带精兵5000前往山西助剿，说是关外余兵尚多，不致造成山海边防的破坏。同时，他又对阁臣们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还是要大臣们承担责任。

　　大臣们却早已从历史的经验中得知，一旦主动承担了调边兵入关的谋划，将来追究起弃关外之地和山海关残破的责任来，皇上大概又要寻找替罪羊，那就是杀身之祸。因而大家一口咬定，就是不同意，任凭皇帝自己做主。首辅陈演代表大臣们说：皇上要调吴三桂精兵入关，确为灭寇良策。但山海关和宁远迫近京城，关系重大，为有吴军，清兵才不能长驱直入，若一旦调去，其他各处未必能够支撑得住。万一有了差错，臣等万死也不足以承其责任。此事关系安危大计，臣等密议多时，不敢轻易以封疆为尝试，伏乞皇上圣裁。兵部尚书张彦缙更明确指出，调不调吴三桂，实际上是弃不弃宁远的问题。

　　崇祯帝无法向朝臣推卸责任，只得反复向朝臣解释说：“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虽属下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陈演等大臣们为了慎重其事，其实是要彻底推脱责任，仍然提出兹事体大，要由九卿科道会议讨论，再后来还提出要咨讯各地督抚的意见，即使放弃宁远，也要妥善安排宁远撤兵后山海关的防御和关外军民的安置。因而调动吴三桂部的事情同样一拖再拖，直到三月初还没有正式定下来。

　　南迁不行，调兵也定不下来，剩下来唯一的着法只有派遣大臣出征迎敌了。李建泰经过几天的筹划，勉强拼凑了一支500人的军队，因为事先说好了不要户部粮饷，也就不携军粮辎重，整装待发。正月二十日，崇祯帝正式任命李建泰以辅臣督师，加兵部尚书衔，“代朕亲征”，并任命了李建泰荐举的原御史卫桢固等人为该部监军、中军副将等职。但对于这支形同玩笑的部队如何行止，怎样迎敌，以及如何调度其他各军在何处组织战役等等，朝廷都是一片茫然，只是大概确定了一下李建泰部出京后向南运动，因为当时估计李自成军主力可能是要从京南真定、保定一路向北进攻。

　　李建泰正式出师的日子选定在正月二十六日。此前，大顺军已经在二十三日占领了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李建泰的家乡曲沃也陷入大顺军之手，他的所谓“家财”已经全部化为乌有，但消息还没有传到京城。

　　崇祯帝为李建泰的出征举行了最隆重的“遣将礼”。在这天清晨先派驸马万炜到太庙祭告了祖先，而后亲自在正阳门（俗称前门）行礼。从紫禁城的午门直至正阳门外东西两侧都布满了卫士和旌旗仪仗，场面壮丽庄严。内阁、六部、五府、都察院等衙门的文武大臣侍立在两旁，崇祯帝端坐中央，对李建泰说了许多慰劳嘉奖的话。而后设宴，崇祯帝亲手为李建泰酌酒三杯，并把盛酒的金杯赐给他。酒后，崇祯帝当席亲笔撰写《钦赐督辅手敕》，用印后郑重地交给李建泰。敕书中授予李建泰在外对于各级文武官员自行诛杀赏罚和一切机宜自行调度的莫大权力，并说：“愿卿早荡妖氛，旋师奏凯，进爵鼎彝铭功。朕仍亲迎宴赏，共享太平。”都是一派梦话。宴罢，内官在鼓乐声中为李建泰披红簪花，迎出尚方宝剑。李建泰叩首再拜，下了城楼带上一彪人马启行。崇祯帝一直在城楼上目送着李建泰的队伍走远了，才摆驾回宫。

　　李建泰这次出征，仪式之隆重在崇祯一朝是史无前例的。但以李建泰之庸才，带领着500零散人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实在不啻于痴人说梦。一番煞有介事的隆重不过是自欺欺人，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李建泰带的一队残兵也确实丝毫无所作为，刚刚出城就先受到缺粮的威胁，后来不得不在各处“就地筹粮”，实际上就是纵兵劫掠，没有平“贼”，自己先成了贼。到了三月初，听说刘芳亮部已经占领了广平，离自己只有咫尺之遥，李建泰连忙率部向北逃窜，缩守保定不敢出头，最后终于向大顺军投降了。

　　情势已经危急到无以复加，而惯于无事生非的朝臣们却还在朝中酝酿新的是非。正月里，给事中光时亨、王言上疏，认为国事坏到这种地步，绝非皇上的责任，都是由于任事诸臣“奸深启衅，苛刻相因”的结果。要挽回天怒人怨，只能对这些“奸人”大加挞伐。因而他们建议：将十六年来误国诸奸，详开姓名，钦定一案，诏告中外，使天下晓知祸乱来由，“诸奸之罪案明，而陛下之圣德益彰。崇祯初年定过一个“逆案”，已经搅得朝廷纷纷扰扰，现在如果真的实行这个维护皇帝面子，打击历任朝臣的建议，再定一个大案，不知又要生出多少风波。好在当时形势太紧迫，连热爱兴大案的崇祯帝也没有精力再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

　　这时候，大顺农民武装正在胜利进军。二月初六日，李自成率军来到太原城下，城中明军勉强抵抗了两天，不支，城陷。李自成在太原稍事休整，准备继续挥师向北。

　　崇祯帝相继听到平阳、太原失陷的消息，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二月十二日，他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堂官，再次讨论放弃宁远，调兵入卫的问题。吴襄是多年统兵关外的老将，家资田产都在关外，因而坚决表示“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帝关心的却是吴三桂的部队到底管不管用的问题。他问吴襄：“贼势甚为紧迫，你儿子的方略足以制平吗？”

　　吴襄出身行武，不免有些大话炎炎，说道：“臣揣测贼占据陕西、山西，未必来攻京城，即使来也要先遣一部试一试。如果逆闯（李自成）自来送死，臣子必能生擒献于陛下。”

　　崇祯帝当然不会那么天真，说李闯已有百万之众，哪有那么容易对付的。又问吴三桂到底有多少兵力。

　　吴襄说，按兵册应有8万，但实际上只有3万余人。崇祯帝问：这3万人都骁勇敢战吗？吴襄说：“若三万人都是战士，平贼早就大功告成了，真能作战的只有三千人而已。”

　　崇祯帝大为失望：“三千人怎么当贼百万之众。”

　　吴襄说：“此三千人不是普通战士，而是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自己食粗粝，而三千战士都吃细酒肥羊；自己衣粗布，而三千战士都穿绫罗绸缎，因而能为臣效死。”

　　这个老头子的一番信口开河的谎言和大话，竟然很让崇祯帝动心。他倒真希望吴三桂是能让帝国起死回生的活神仙。但问到让吴三桂入关需要多少粮饷的时候，吴襄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吴襄告诉他，部队在关外的庄田要赔偿，十几个月的欠饷要补足，关外的600万百姓（其实只有十来万人）要安插，算起来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

　　竟然要这么多银子，此事只能暂缓了。

　　在万般无奈之中，崇祯于二月十三日这天第四次下了罪己诏。但直到这时候，他的罪己诏仍是空话连篇，文过饰非，名曰罪己，不知罪谁。他在罪己诏中抽象地承认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罪在朕躬，谁受其咎！”同时又拐弯抹角地指责“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总之一切过错都应该归咎于文武百官。唯有“要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纷嚣”两句话，似乎还对多年来滥杀滥黜大臣和进行的那些徒劳无益的改革有些反省。但事已至此，不要说他已习用多年的统治方式很难更改，即便是改了，其实也已经无济于事。

　　这样一个又空洞又虚伪的罪己诏自然对于国事毫无补益。在崇祯帝的罪己诏颁布之后没几天，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又率部由太原出发了，而且在出发后也发布了一道诏书。诏书列举明朝的种种暴政，“狱中囚犯累累，士人不思忠义报国；赋役征敛重重，百姓企盼推翻暴政。苍天不仁，致万民辗转于灾难。”诏书还要求明朝君臣“体念天地祖宗，审时度势”，及早投降，这样还可以“如杞如宋，享祀永延”，就是能够保留一个爵位封号。这个诏书，实际上就是一份以胜利者姿态发出的劝降最后通牒。

　　李自成的这份诏书，明朝的臣子们大概是没有勇气拿给崇祯帝看的。以崇祯帝的性格，他也决不会向“反贼”投降。但最后通牒的出现却反映了崇祯王朝实在已经大势不妙。而这时候，崇祯帝还在抓耳挠腮地想法子应付残局。

　　残局处处需要应付，却处处应付不过来。南迁没人应答，守城又没有勇武的将士，即使有了兵，还没有足够的粮饷。吴襄提出的100万让他心惊，却也提醒他眼前筹饷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没有饷，坚守京师只是一句空话。自二月中旬起，他屡次提出军饷问题，要诸臣想办法解决。诸臣有什么办法，这时由于连年用兵，江南提解钱粮又因为军情紧急运不过来，户部库存只剩下40余万两，臣子们眼睛盯着的只有属于皇帝私人财产的内帑。崇祯帝却是至死也不肯自己出钱的，他向大臣们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大臣们不信，反复恳请，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明确地指出：“社稷已经危倾，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崇祯帝却假作没有听到，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自己的内帑。大顺军占领北京后，从皇宫中各内库共搜出白银3700多万两，还没有算上黄金和其他各种珍宝。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