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浅的生活与悬空的写作


       很久以来,我一直捉摸不透作家这个行当到底应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专业好呢,还是业余的好?可叹的是,这个问题常常还未思考清楚,许多业余的写手却早已放下 所有的工作而拿起了手中的笔,也做起了与专业作家类似的营生。如今,这种营生几乎成了一种潮流,足以和专业作家相抗衡。这真是一个好时代,这些职业写手与 自由撰稿人竟靠自己的双手成就了一种富足的生活,从而也成就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角,他们的作品充斥了媒体的角角落落。他们都还年 轻,也都才华横溢,他们有着不同于长辈的经历,这个经历在他们看来是丰富而取之不尽的。于是,他们年纪轻轻就开始了相当专业的写作,从而成了我们新时代的 另一种意义上的“专业作家”。

 

       历史以来,中国对文人一向是很尊重的,一般也都尽其所能地把他们养起来。古代的文人大都为官,因为科举的结果就是步入仕途,从翰林院到地方小吏,到处可见 似是而非的知识分子。而今,文人有专业机构养着,那就是文联与作协。大概是由于历史的积淀,这些人常常更像为官者,而那些机构更确切地说是衙门。这里面的 人常常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能写篇把文章却对为官更加热衷的“特权阶级”,他们把持着一方文坛,把文场当作官场,其中的江湖险恶可想而知。

 

       在此,文学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那就是热爱文学的人为争夺“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努力奋斗,而热爱官场的人则为乌纱帽展开殊死的战争。这一切本是各得其所 的好事,可事实的结果是,专业作家因为名气大的缘故常常享受到优待,往往因此占据了重要的官职。于是,矛盾就此激化,一切变得相当复杂。更何况,人的才华 本来就有限,当一个专业的著名作家已经不太写得出东西的时候,他的所有注意力自然也就转移到官场上来。还有一种情形则在于,绝大多数的作家都经受不住为官 的诱惑,因为做官有利于话语权的实现,也有利于作品知名度的延伸。当一个人渴望名利胜过生命与自由时,他自然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为官的机会,因此,判断一 个作家是否还值得期待,是否会有非凡的成就,一个非常便捷的办法是,他是否渴望为官。为官是为了更出名,是为了霸占话语权,而这恰恰是自身虚弱的集中表 现。

 

       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要靠为官来拓展名声的,同样,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也不需要专门的机构来证明自己的才华。专业作家常常并不“专业”,那么多文联作协的主 席也并不见得就真的是众望所归。一切还是与文学相距甚远,这大概也就是中国的特色。正是因此,中国作家称得上是非常奇特的存在,它的存在有很大程度上的复 杂性,因此也就呈现出许多各异的生活形态。从现实生活来看,中国作家目前的状态大致可分为以下这几种:

 

       一是专业型,就是指专业作家与那些合同制作家。他们全部的工作就是完成一定量的写作任务,领专职工资,出差报销,稿费归自己。当然,任务常常是自由选取 的,而完成与否也不重要,因为你一旦成了专业作家,那就意味着谁也没权取消你的特权,因为谁也不想得罪一个实力派。但也有个别例外的时候,因为吃人的嘴 软,真要有那不懂事的领导给你“特别关心”的时候,写些御用文章也是在所难免的。

 

       二是半专业型,这主要是指在文联、作协与新闻出版系统工作的一班专业人士。当然,也就包括一大批文学杂志与报纸的编辑。这些人往往因为自身工作关系的便利 而走上文学的道路,这是一班实权派,因为他们大都掌握着作品发表的生杀大权。中国人是以关系学著称的,因此借关系之便互相发表与出版一些“走私产品”就天 经地义,因此这些人往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著名作家,而这些人也就成了作家中一个重要的群体。

 

       三是业余型,他们从事着与文学无明显或直接干系的职业,或者医生,或者教师,或者机关事业单位与公司的职员,甚至是工人与农民,他们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只 是在业余时间从事自己喜爱的写作。这种写作常常因此更加纯粹,因为他们不靠它获得什么,而且写的多是自己的生活与理想。正是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更见水 平,也往往更优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代表着希望的作家群体。

 

       四是职业型,这是近几年来新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作家群体。他们常常被称为自由撰稿人,处于职业写作的状态。他们以写作为生或有隐性的收入,他们辞去一切公职 或没有明显的职业,极为独立与自由。他们中有专职的写手,也有不常写作的知名作家。写手靠写作谋生,为许多稿费高的媒体写作,当然也就有电视剧本与畅销书 等商业化的写作(实际上也就是枪手)。这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群体,在这个大家都对写作没什么兴趣的年代,他们用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存方式给了许多文学青年以希 望。

 

       从这几种类型来看当前作家的生活与写作是很有意味的,那就是我们作家对于生活的把握与理解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层面,而他们的写作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 态。其实,不用我多说,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作家的生活也不外乎书斋、上班、开会、采风、体验生活、飘泊流浪等几种形态,这也就是我国作家目前的现实与生 活。

 

       先谈一谈书斋型的生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学者型的生活。它以坐在家中读书写作为基调,而以想象为准绳,考验作家的是过往生活记忆的能力与心灵生活的能力。 当然也还包括对当下时代的概括水平与多方间接经验的吸收水平。这样的作家常常包括专业型作家与一部分职业型作家,他们坐在书斋中耽于想象,想象力相对发 达,但对现实生活则较为疏远与隔膜。这是一批有艺术感觉的人,他们也常常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如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史铁生、北村、余华等就属于这一类 型。这些作家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的成就也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甚至又处在非专业与非职业作家时期。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 是写作的技艺可以越来越成熟,但那种艺术的激情与对生活极敏锐的感觉却是无法替代的。几乎所有的文学圈子里的朋友都对他们早期的作品盛誉有加,可对后来特 别是近年来的作品却常常言不由衷,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实际上,这种问题的出现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天天沉溺于写作,只是一味地炮制文字,没有新的发现,也没有当初那种非写不可的激情。大都是道听途说,大都是书 本报刊与媒体而来的灵感,谈不上比读者有更新奇的发现,完全靠那一点惯性与小聪明写作,这显然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一个作家的生活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当 你把它挖得差不多的时候,那你的艺术激情与灵感也就大打折扣了。即使就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读者的眼睛也是雪亮的,而判别一部作品是否投注了作家的热情与心 血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正是因此,想要蒙蔽与愚弄读者也就变得非常可笑。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书斋型的作家大多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他们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熟悉与把握,生活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艺术之源。即使 一个人有宽广的精神世界,有丰富的心灵生活,但艺术同样不会轻易放弃对生活的严格要求。因为生活是有质感的,也是形象的,它是艺术构成的重要因子。一部小 说不能只是逻辑与说教,它更重要的正是这种生活的质感与艺术的气质。许多小说家缺乏的并不是思想与精神的深刻,而恰恰是艺术的气质与质感。如北村的小说, 实际上许多读者都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那就是他的小说说理的东西过重,故事常常不是生活中应有的样子,而是按照作家的意念直线前行,从而也就给人一种 主题先行的印象。北村的小说只有在他熟悉的感情生活上才显得游刃有余,而他最优秀的小说也恰恰是这一批描述爱情生活的小说,这样的时候,他才显得不那么主 观与理念。

 

       显然,生活的熟悉与经验的参与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一个人的想象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在熟悉某种生活的人看来,你要写这种你不熟悉的生活就显得可笑,因 为想象是不可能高过真实的生活的。从世界文学的经典来看,这也是一条不证自明的事实,因为我们几乎看不到没有作家生活经验参与的名著。恰恰相反,几乎每一 部名著都是与作家强烈的个体经验与对生活的浓厚情感息息相关的。

 

       相对于书斋型的作家,上班型作家的生活也不会丰富到哪里去。他们也一样缺乏生活的激情与体验,体制内单调而乏味的生活不会给写作带来太多的营养。单位只不 过提供了一扇小窗口,从这个窗口来窥视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复杂背景,这说到底是很有限的。曾经兴盛一时的新写实小说与室内电视剧大体上就属于这一类型,如刘 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等小说,它展示了相当精彩而准确的现实生活,但这种生活毕竟只是社会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且也概括不了整个生活的本质。所幸的 是,这些作家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有半专业型的,也有业余型的,他们的生活因此呈现出一种极大的丰富性。特别是业余型的作家,由于他们从事职业的相对陌生 化,读者往往更容易获得一种认同感。

 

        可以说,正是这批作家的出现使我们有机会读到了相对丰富的现实生活,也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了更为深广的认识。虽然他们也不能完全表达出生活的实质与生命的 自由,但我们还是认同了这种表层生活的质感与形象。如电影《孔雀》所表达的细腻生活一样,虽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与发现,但它却比胡编乱造丧失了最基本生 活合理性的《十面埋伏》强百倍。当然,这种认同感也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对于个体的作家而言,当你不停地书写你身边发生的琐事时,你的作品实际上已经受到 了很大的限制,而读者也会因新鲜感的丧失而很快厌倦。说到底,一种体制内枯燥乏味的生活所能出示的意义是很可怜的。

 

       本来,我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也不是说作家非得要经历多么丰富与复杂的生活,但由于我们的作家普遍缺乏一种发现生活与打开生活的能力,我们才 在生活上设置了这道门槛。如果我们都能像卡夫卡、普鲁斯特或博尔赫斯一样,掌握着一扇打开生活与记忆、智慧与心灵的钥匙,那我们也不至于舍本求末,追逐无 止无境的生活。正如那句话所说,我们的生活中本不缺乏美,关键是我们都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遗憾就在于,我们对生活丧失了最起码的发现,看不见平凡生活背后潜藏的意义与启示,也看不见平淡生活背后巨大的能量与实质。生命是否敞开?艺术的直觉与灵 感是否打开?这对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都是至关重要的。卡夫卡不可能变成甲虫,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成为安娜,但他们都给了我们一个何等真切与感人的形象。一个 作家若不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敞开,他就不可能飞翔,他的艺术感觉就永远受压在文字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再谈论开会型、体验生活型与采风型的作家就毫无意义了。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于用开会来消磨时光的作家而言,他的堕落是可想而知的。只有中国 作家才会有这么多开不完的会,也只有中国作家才对这种会议如此乐而忘返。本来,开会是不可能成为作家的一种生活的,但中国的国情却注定了这一切成为现实。 就像官场的官员天天疲于开会一样,我们的作家也有天天都在开会的,当然,这还是有一定级别与身份的作家才能拥有此项殊荣。正是因此,堕落也就堕落得更加不 知不觉,甚至于还沾沾自喜。

 

       这同样也就是鲁迅笔下的奴才,做了奴才还不知觉,甚至还可以指手划脚,这真是另一种国民的悲哀。这种会议自然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拿去当枪使的,你去评判作品 的优劣,去吹捧别人的作品,我支给你钞票,还会给你专家的荣誉。当然,如今的人已经不觉得这里会有什么不对或不舒服的地方,只是觉得受到了尊重,还卑恭曲 膝忙不跌地感谢主人给了他这么美妙的差事。这样的人,真是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那句“文人无行”的话。这样的人,我想即使叫他做个杀人的刽子手,他也会干,因 为同样拥有了主宰别人生杀大权的权力。说到底,中国文人骨子里最想得到的还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哪里是什么流传千古?

 

       当一个作家堕落到只在开会中忙个不停,那他的人格也就值得怀疑,当然也就更不用说他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会出什么样的好作品呢?我想只有天知道。现实中那么 多到此一游的散文是谁写的呢?而报刊上那么多肉麻的吹捧文章又是谁写的呢?

 

       与 开会型作家类似的是采风型与体验生活型的作家,这些体制内的用语一般也是专指那些早已堕落的作家的。他们拿着国家的薪水,却只是做一些蜻蜓点水式的表面 文章。本来,这种事情就是可笑的,就如俗语所说,大便急了才想到挖粪坑。生活本来就是在于积累的,而不在于临时性的突击与“深入”,不用说抱着这么明显的 功利性,就说这种运动,它到底有多少“深入”的可能性,这本身就很可疑。本来就不属于这种生活,却要用体验来发掘出这种生活的真实感受,这怎么着也有点可 笑。采风自不必说,到乡下小住的也不必说,就说体验生活,也大多是可疑的。就像一个卧底或演员,他毕竟是不能与真实的角色同日而语的。

 

       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是很少的,当他投身于农民的火热生活时,他竟会忘了自己作家的身份,而更喜欢去做一个真正的农民。他确实是更愿意做一个先进的农民,更 愿意在农田的试验中生产出希望。他甚至认为写作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劳动与田间的收获那么直接,也不如带领农民走致富的道路那么有意义。而他也确实把自 己当成了农民,这点从他向上级领导反映的洋洋万言的信中就可看出,他反映的竟不是创作的困难,而是农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也许,这样 的人不会是个好演员,但他却真正配得上体验生活的典范。难怪他的农村小说会那么生动,那么形象,看他的《三里湾》,那人物真是活的一样。

 

       如果说体验生活还有可取的,那显然就在于这一类人身上。他们是真的把对象的生活当成了自己的生活,而把自己实实在在地融进了这种生活。我想,其中一个至关 紧要的就是真挚的情感,也就是你对这种生活是否抱着一份真实与喜爱的感情。如赵树理一样,或如赛珍珠一样,那份情感绝对是假不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 于这份生活的热情更多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所谓的体验生活,更不是遵循行政指令的结果。任何生活都是有机于生命的,而不是做秀所能体验到的。

 

       除了以上这几种生活类型,作家的生活还有一种不太多见,那就是漂泊流浪型的生活。这种生活基本上没有固定的职业,也常常居无定所,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一种 释放与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因为当你天天疲于奔命,为生存忙碌奔波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多少自由,甚至于还不如上班型的作家来得自由。 值得肯定的是,这些作家的经历往往比一般人更为丰富,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常常更为直观。这里有一部分就是职业型的作家,他们以写作为职业,通过写作获得 生活的基础与希望。当然,更多的则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保障生计的。

 

       在这一批相对少见的群落中,他们大都频繁交换于上班与职业两种类型之间,只不过他们拥有了更多种接触与深入社会的机会。这些人就像是这个社会的体验者,他 们体验着自由职业带来的新奇感受,也体验着不用工作时那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写作可以是他们情感与心灵的一种需要,也可以是一种兴之所致的放松。他们对待文 学的态度是既可以奉若至尊,也可以当作纯粹的业余兴趣与爱好。只要没有生存的压力,这种人的生活应该是绝大多数作家都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如目前的张承 志、北村、余杰、朱大可等,大概也就属于这种类型。从眼下看来,这种人只会越来越多,因为这种生活似乎更接近了作家的天性与需求。

 

       当然,这种作家往往也不是最接近或最了解现实生活的,因为他们常常忽略了投身于生活的需要。他们有许多人也只是埋首书中,以制造文字为能事,因为太过于依 赖文字产生的效益与利益。还有的则俨然成了名人,一味地落入了名利场与交际圈,到处演讲与作报告,到处开会充当明星。这样的生活真是可笑之极,哪有半点人 间的烟火味?把希望寄予在这样的作家身上,那才真可谓明珠暗投。

 

        确实,我们的作家能给我们的希望是如此渺茫,以至于我们竟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苛求。可回到现实与生活当中,我们又不能不为作家的无力与无能深深叹息:如此丰 富的生活,如此波澜壮阔的现实,如此严峻的社会,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我们的作家却停滞不前,我们的思想是如此苍白无力,我们的反应是如此迟钝,这又是为 什么?穷根究底地想一想,一切还不都在于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激情与渴望吗?是我们,封闭了人之为人的生命与自由,是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活功课都没有过关。我 们就像是一颗早熟的果子,时节未到却已先落了地。当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纸和笔,轻而易举地当上所谓的作家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最缺乏不是别的,而 是我们最看不上眼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