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气出罢，还是要回到险恶的时局中来。处治过两起大案之后，崇祯帝的心中渐渐平静，又想起了自己君临天下的责任。在九月和十月，他几次发表上谕，再次宣布今后要浣衣减膳，以示节俭，与臣民共度艰难。当然也不能只是他自己节检，他同时敕令天下不论官绅士民都要节省，并严禁官绅用黄蓝绢盖，士子用红紫衣履，庶民百姓用锦绣丝苎、金玉珠翠衣饰。

　　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候倡导勤俭，即便是身体力行，大概也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这毕竟体现了他的一种努力，希望能从这些细微处感动自己的臣民，也感动冥冥中的昊天上帝。上帝却不那么容易被感动，这年秋冬之际，中原的战局又进一步恶化了。

　　吴甡被罢免后，崇祯帝只能把督师的重任交给唯一一个还敢于同农民军作战的军事统帅，陕西总督孙传庭。五六月间，孙传庭加兵部尚书衔，改称督师，管辖的范围包括陕西、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各路兵马，负责统一指挥剿平农民军。但事实上孙传庭所能统辖的部队只有集结在关中一带他自己的陕西军团，其他各地或是早已无兵可言，或是根本不会听从远在西北的督师的调遣。而自从上一年郏县惨败后，孙传庭尽管在关中努力扩军屯田，所部兵力还是不足10万人，在关中自保还可以维持，进入中原同农民军正面抗争却显得力量不足。

　　崇祯帝任命孙传庭为督师却是幻想着以他的部队为主力，在中原战局中出现一个转折，因而一面给他加衔加职，一面催促他出潼关作战。朝臣中一部分人对于让孙传庭部出关作战颇有异议，在一次廷对中兵部侍郎张凤翔就很恳切地指出：“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孙传庭本人也很清楚，出关同农民军正面作战，前途暗淡，凶多吉少。但被内外交困的形势弄得心忧如焚的崇祯帝头脑中已经没有了清楚的思路，又从来都不了解官军和农民军两方面的实际状况，只是一味地要求速胜，所以三番五次严旨督促孙传庭出关。孙传庭被逼得没有办法，慨叹说：“我明知出战未必能胜，但也许可以侥幸成功。大丈夫岂能再被逮去面对狱吏呢？”决定八月初出兵。

　　孙传庭军最初进展顺利，八月上旬恢复了豫西重镇洛阳，又攻下汝州（今临汝）、宝丰等州县。崇祯帝闻讯大喜，高兴地对朝臣说：“贼灭亡在旦夕！”同时开始安排善后事宜了。但李自成其实是把主力放在郏县、襄城一线，诱敌深入，准备以逸待劳。九月中旬，连日疲于奔簸的孙传庭军又来到一年前刚吃过大败仗的郏县，已经人困马乏，加上秋雨滂沱，道路泥泞，粮草运输跟不上，全军处于饥饿状态。李自成趁这个时机发起攻击，官兵溃败，损失4万余人。孙传庭只好收拾残部逃回关中。李自成军却乘胜而进，趁孙传庭喘息未定，直逼潼关。十月初六日，农民军猛攻潼关，孙传庭部下大将高杰和白广恩率部逃窜，潼关被攻破，孙传庭死于混战中。

　　孙传庭部被歼灭和潼关的陷落，标志着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军事行动的彻底失败。这以后，李自成军在陕西势如破竹，十一日占领西安，十一月，克延安、榆林、宁夏，十二月，克甘州，陕西这个包括当时整个西北地区的明朝最大行省几乎全部落入李自成农民军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张献忠的大西军则活跃在湖广南部和江西一带，连克岳州（今岳阳）、长沙、衡州（今衡阳）、袁州（今宜春）、吉安、常德等名城，湘江、赣水之滨，全成为农民军的天下。

　　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失败让崇祯帝蒙了头，除去严令惩治那些失利的军事首领和地方官之外，他想不出任何积极的对策。正是在这个晦气的时刻，晦气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被锦衣卫缇骑押解到京。他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来到京城的，暂时被羁押在崇文门外下头条胡同的关帝庙里。他已经预感到这次被逮来京凶多吉少，但也幻想着皇帝能够看在他两任首辅，多年顾问于身边的情分上，对他宽大处理。崇祯帝本来对如何处理周延儒以及吴甡并无确定想法，但随着坏消息的不断传来，他的心情越来越恶劣，对于两位有罪的前辅臣也就越想要严惩不贷。吴甡是先进京的，正好在周延儒入京的前一天受到正式处分，与妻子一同发往金齿卫充军。金齿在今云南的保山，遥距京师万里，算是极边，又是烟瘴之地，流戍到那里也算极重的刑罚了。但比起周延儒来，吴甡还是幸运的。

　　三法司依旨议罪，提出的处理意见与吴甡相同，以“受财枉法”的罪名，判处“发烟瘴地面充军终身，妻子一同解往。”崇祯帝却批旨道：“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滥用匪人，封疆已误，前屡旨已明，这所拟岂足蔽辜？姑念首辅一品大臣，著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所敕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所谓机械，古代是说巧诈的意思，而这一点正是崇祯帝一向深恶痛绝的。他在同阁臣们谈起周延儒的事情的时候就说过：“朕恨他太使乖巧。”蒋德暻把这话告诉了周延儒，周延儒无可奈何地说：“侍奉这样的英主，不乖巧能行吗？”这就是崇祯朝臣子的悲剧，不乖巧的早都因为强项忤旨而获罪了，乖巧得太过了头却也难逃杀身之祸。

　　十二月初五日深夜，锦衣卫首脑骆养性带人同传旨的太监一起来到关帝庙。周延儒从床上爬起来仓惶接旨。传旨的太监十分阴毒，念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处，故意停下来不往下读。周延儒以为是从宽发落了，喜极谢恩，却又听到“敕令自裁”四个字，一时把持不住，竟然拔腿要逃。逃当然是逃不掉的，死却又不愿死，骆养性一再催促，周延儒一再拖延，直到四更时候，骆养性才让卫卒强行把周延儒吊在房梁上。名为自裁，实际同于绞刑。但在气绝之后过了一两个时辰，周延儒的尸身却还是温热柔软。骆养性生怕出现死而复生的情况，自己的麻烦就大了，于是命人用长钉钉进周延儒的头颅里，才放了心。死的时候，周延儒55岁。

　　周延儒到底是一代状元，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还写了一首绝命诗：

　　　　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

　　　　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

　　　　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

　　　　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

　　大概是方寸已乱，诗写得一点也不好，但对于崇祯帝的忠贞却表达得极清楚。在他看来，皇帝是英明圣主，而自己也是赤胆忠臣，对于忠臣来说，冰霜雨露莫非天恩，要他自杀也是皇恩浩荡。他所挂念的，除了未成年的幼子之外，就只有当年皇帝亲笔写给他的那些密谕是否能妥善保管不致流散出去。而满腔衷言却已经没有机会向皇帝当面诉说了，只好留下诗章献给皇帝。

　　周延儒哀婉的绝命诗并没有感动皇帝，却令朝中的大臣们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杀戮辅臣，在整个明朝的历史上只有王文、夏言和薛国观、周延儒四例，其中两起都是发生在崇祯时期，而且两人都是首辅，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充分说明了崇祯帝对于朝臣的残刻无情。除辅臣之外，崇祯帝直接杀害的大臣总共有六部尚书4人，督师、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他侍郎以下文官和总兵、副将等武职以及畏罪自杀的人数多得难以统计。更多的人被频繁罢免、削籍、流放充军或是投入监狱，许多人死于戍所或狱中。崇祯帝对于臣子的这种残忍严厉的态度并没有激发起群臣励精图治的精神，却造成了人人惶恐，众叛亲离的局面。到了末年，大臣们都把兵部堂官、督师、总督、巡抚这些显要的职位看作畏途，想方设法地避免。孙传庭死后，朝廷补选陕西总督，由于人人规避，竟然选不出来。崇祯帝气愤地质问：“获罪诸臣，廷臣多以知兵保举，被赦免破格起用。为何要推选督、抚，就一个可用之人都没有了呢？”在任兵部尚书冯元飙也算是后期东林党人中名高位重的中坚人物，但为了逃离这个危险的职位，竟在朝房里当众装作有病晕倒，为自己退职养病造舆论，连家里人都嘲笑他身为九卿却玩弄这种小人的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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