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23岁的英国传教士李立德爬上庐山，买地，修路，建别墅。他成立了一家公司，将买下来的土地规划好分块出售，并在南昌、武汉做广告，完全用市场化手段来推广这个被他命名为“牯岭（COOLING）”的山顶小镇。100年后，庐山牯岭镇不仅为中国的旅游地产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标本，而且随着小镇的发展，牯岭常住居民至今达到了1．5万人，于此安居乐业者在百年传承中形成了高山小镇独特的人文景观。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高山小镇很快就要被有组织地撤离庐山了。近日，庐山管理局宣布，从明年开始，庐山上的居民将被逐步迁离这个他们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名山小城，迁往山下的庐山新城。庐山当局表示，费尽如此周折将山顶上的一万多人盘到山脚下生活，是为了减轻庐山的生态负担。

　　尽管笔者并不认为将牯岭居民驱出庐山景区是一个明智之举，但对庐山当局的生态环境意识深表敬意。今天，几乎所有旅游景区，哪怕是完全人工化的休闲娱乐场所，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然而对生态环境带来摧毁性灾难的最大力量并非来源于栖息于其间的居民，而是来源于人们对生态资源和空间资源的过度商业化开发，以及这种商业化准则对人们消费观念的误导。

　　秦朝大商人吕不韦召集门客汇编的《吕氏春秋》，特别阐述了“节欲”、“重生”这些道法自然的理念，可见在农业文明时期，即使是商人也会服从一种可持续的生活观。但今天，震耳欲聋的商业竞争为这个时代制造了基于短暂消费的快乐哲学。旅游产业的兴盛，就是快乐哲学的一种释放。国外研究者称旅游行为是“生活在别处”，其意义就在于，旅游者能在异地放下日常伦理的包袱，享受异地的短暂刺激与快感。而我称旅游者为“临时居民”，他们流动式地居住在每个旅游目的地，却无须承担常住居民的责任，包括生态环境责任。这样，当一个旅游目的地的“临时居民”超过一定流通量时，环境压力便会骤增。

　　在旅游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要解决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最好的办法不是将旅游区的常住居民赶到城市商品房中去，而是构建一种能够实现让常住居民和临时居民展开和谐对话、共同维护生态环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建设这个体系的前提则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包容。在这个前提下，不仅旅游区常住居民的数量和行为要得到控制和规范，临时居民同样如此。

　　作为消费者和投资人，人们已忽略了商业力量对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人类未来前景的宰制，而要限制这种宰制力量，我们能做的或许只能是将过度的商业行为关进制度的笼子。

　　（作者系福州大学当代闽台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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